千禧年三部曲-第1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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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莎兰德在圣史蒂芬那两年当中，有多少夜晚是被绑在床上的？”

“我没法马上回想起来。”

“她自己说了，她在圣史蒂芬总共待了七百八十六个日夜，被绑了三百八十个晚上。”

“我不可能答得出确切的日数，不过她说得太离谱夸张。这些数字从哪来的？”

“她在自传里写的。”

“你相信今天的她能确实记得她当时被束缚的每一晚吗？这太荒唐了。”

“是吗？那么你记得是几晚呢？”

“莎兰德是个具有极端攻击性且有暴力倾向的病人，偶尔会被安置在无刺激室是毋庸置疑的。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无刺激室的作用……”

“不用了，谢谢。根据理论，病人在这种房间里不会接收到任何可能引发兴奋的感觉。十三岁的莎兰德被绑在这种房间里几天几夜呢？”

“应该是……我想她住院期间应该有过三十次。”

“三十次。这和她所说的三百八十次差距颇大。”

“的确。”

“甚至还不到十分之一。”

“是的……”

“她的病历能不能提供较正确的信息呢？”

“也许可以。”

“好极了。”安妮卡说着从公文包拿出一大叠纸张。“那么我请求呈上一份莎兰德在圣史蒂芬的病历资料。我数过注明使用束缚带的次数，发现是三百八十一次，比我的当事人说的还多一次。”

泰勒波利安瞪大了眼睛。

“等等……这是机密资料，你从哪里拿到的？”

“《千禧年》杂志社的一名记者给我的。如果数据随便放在某间杂志社的桌上，恐怕就不是什么机密了。也许我应该补充一下，《千禧年》已经在今天刊出这份资料的摘录。因此我认为今天在这个法庭上的人也应该看看。”

“这是违法的……”

“不，没有违法。莎兰德已经许可杂志社刊登这些摘要。我的当事人没有什么可隐藏的。”

“你的当事人被宣告失能，没有权利自行作这样的决定。”

“她被宣告失能的事稍后再说。但首先我们得看看她在圣史蒂芬发生了什么事。”

艾弗森法官皱着眉头接过安妮卡递交上来的文件。

“我没有多准备一份给检察官。但话说回来，他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收到这份侵犯隐私的文件了。”

“那是怎么回事？”法官问道。

“埃克斯壮检察官在今年六月四日星期六下午五点，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一场会议，当时就从泰勒波利安那里取得这些机密记录的复印本。”

“是真的吗？”艾弗森法官问。

埃克斯壮不假思索地就想否认，但一转念便想到安妮卡可能握有证据。

“我请求在签署保密协议后阅读一部分数据。”埃克斯壮说：“我得确认莎兰德确实有过她所宣称的经历。”

“谢谢。”安妮卡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证实了泰勒波利安医师不止说谎，还违法散布他自己供称被列为机密的资料。”

“记下了。”法官说。

艾弗森法官顿时提高警觉。安妮卡极不寻常地对一名证人发动凌厉攻势，而且已经推翻他很重要的部分证词。她还宣称她所说的一切都有证据资料。艾弗森法官调整了一下眼镜。

“泰勒波利安医师，根据你自己写的这些病历……能不能请你告诉我莎兰德被束缚了几天？”

“我不记得次数有那么多，但如果病历上这么写，应该就是吧。”

“总共三百八十一个日夜。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多得很不寻常……的确是。”

“如果你十三岁时，有人把你绑在铁架床上超过一年，你会作何感想？像不像是酷刑？”

“你要了解，病人对自己和他人都可能造成危险……”

“好，我们来说说对她自己造成危险。莎兰德曾经伤害过自己吗？”

“有这样的疑虑……”

“我把问题重复一遍：莎兰德曾经伤害过自己吗？有还是没有？”

“身为精神科医生，我们必须学会诠释事情的全貌。关于莎兰德，举例来说，你可以看到她身上有许多刺青和环洞，这也是一种自戕的行为模式，一种伤害自己身体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解读为自我憎恨的表现。”

安妮卡转向莎兰德。

“你的刺青是一种自我憎恨的表现吗？”

“不是。”莎兰德回答。

安妮卡又转回来面向泰勒波利安。“这么说，我戴耳环还在身体某个私密处刺青，你也觉得我会对自己造成危害？”

潘格兰忍不住窃笑，但最后将笑声转化成清喉咙的声音。

“不，当然不会……刺青也可以是社会仪式的一部分。”

“你的意思是莎兰德不属于这个社会仪式的一部分？”

“你自己也看到了她的刺青奇形怪状，还几乎遍布全身。这并非正常的物恋或身体装饰。”

“比例多少？”

“你说什么？”

“刺青占身体多少比例就不再是物恋，而是精神疾病？”

“你扭曲了我的话意。”

“是吗？那么为什么你认为在我或其他年轻人身上的刺青，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仪式的一部分，而用来评估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时就变得危险呢？”

“身为精神科医生，我必须纵观全貌，刺青只是一个指标。诚如我先前所说，我评估她的状况时必须考虑到许多指标，而这只是其中之一。”

安妮卡沉默了几秒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泰勒波利安。接着她用非常慢的速度说道：

“可是泰勒波利安医师，你从我当事人十二岁，即将满十三岁的时候开始绑她。当时她身上一个刺青也没有，不是吗？”

泰勒波利安沉吟不语，安妮卡又接着说。

“我想你应该不是因为预料到她将来会开始刺青，才绑住她的吧？”

“当然不是。她的刺青和她一九九一年的情况无关。”

“那么我再回到最初的问题。莎兰德是否曾经伤害过自己，以至于必须将她绑在床上一整年？比方说，她有没有拿刀或刮胡刀片之类的东西割过自己？”

泰勒波利安似乎一度没有把握。

“不是的……我是用刺青来举例说明自戕行为。”

“我们刚才已经达成共识，刺青属于一种正当的社会仪式。我问你为什么将她绑了一年，你回答说是因为她会危害自己。”

“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危害自己。”

“有理由相信。所以说你绑她是因为某种猜测啰？”

“我们作了评估。”

“同一个问题我已经问了差不多五分钟。你说在你照顾我当事人的两年当中，她被绑了一年多的原因之一在于她的自戕行为。现在能不能请你举出几个她在十二岁时自戕的例子？”

“例如这个女孩极度营养不良，部分原因就是她拒绝进食。我们怀疑她有厌食症。”

“原来如此。她有厌食症吗？你也看到了，我的当事人至今都还是骨架异常瘦小。”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得长期观察她的饮食习惯。”

“你已经观察了两年的时间。现在你是在暗示你混淆了厌食症和我当事人天生瘦小的事实。你说她拒绝进食。”

“我们有几次对她强迫喂食。”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她不肯吃东西呀。”

安妮卡转头问当事人。

“莉丝，你在圣史蒂芬的时候真的不肯吃东西吗？”

“对。”

“为什么？”

“因为那个王八蛋在我的食物里加了精神病药物。”

“原来如此。这么说泰勒波利安医师想让你吃药。你为什么不吃呢？”

“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药，吃了会变迟钝，无法思考，醒着的时候老是昏昏沉沉。那个王八蛋又不肯告诉我药的成分。”

“所以你才拒绝吃药？”

“是的。后来他开始把药加进食物里面，所以我也不再吃东西。每次只要食物里加了什么东西，我就会绝食五天。”

“所以你只好挨饿。”

“不一定。几个医护人员会偷偷塞三明治给我，其中还有一个会在深夜给我食物。这是常有的事。”

“这么说你认为圣史蒂芬的医护人员是知道你饿了才给你食物，以免你挨饿吗？”

“我为了精神病药物和这个王八蛋抗争那段时间是这样的。”

“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

“他想给我下药，我不肯吃。他开始把药加进食物里，我就绝食。他又开始强迫喂食，我就把食物吐掉。”

“所以说你有非常合理的绝食原因。”

“是的。”

“不是因为你不想吃东西？”

“不是，我老觉得饿。”

“自从你离开圣史蒂芬之后……饮食正常吗？”

“我饿了就吃东西。”

“我们可以说你和泰勒波利安医师之间发生冲突吗？”

“可以这么说。”

“你被送到圣史蒂芬是因为你朝你父亲泼汽油，使他身上着火。”

“是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对我母亲施暴。”

“你曾经向任何人解释过吗？”

“有。”

“向谁？”

“我告诉过审讯我的警察、社工、儿童福利人员、医生、一个牧师，还有那个王八蛋。”

“你说‘那个王八蛋’指的是……”

“那个人。”她指着泰勒波利安。

“你为什么这么叫他？”

“我刚进圣史蒂芬的时候，曾试着向他解释一切经过。”

“泰勒波利安医师怎么说？”

“他根本不想听，说是我在幻想，还把我绑起来作为惩罚，直到我不再幻想为止。然后他又试图强迫我吃精神病的药。”

“胡说八道。”泰勒波利安说。

“所以你才不肯跟他说话吗？”

“我满十三岁那天晚上起，就没有再和那个王八蛋说过一句话。我被绑在床上。那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安妮卡转向泰勒波利安。“听起来我的当事人之所以拒绝进食，是因为不想吃你强迫她吃的精神病药物。”

“也许她是这么看的。”

“那你怎么看呢？”

“我这个病人异常难对付。我坚持认为她的行为显示她会危害自己，但这或许是解读的问题。然而她很暴力，也表现出精神异常的行为，毫无疑问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她是在企图杀害父亲之后才来到圣史蒂芬的。”

“这点我们稍后会提到。说到你将她束缚了三百八十一天，你会不会是利用这种方式来处罚我的当事人，因为她不听你的话？”

“完全是一派胡言。”

“是吗？我从病历中发现，束缚的日子大多都是在前一年……三百八十一天当中有三百二十天。为什么后来不再继续绑了？”

“应该是病人行为有了变化，变得比较不激动。”

“是不是有其他医护人员认为你的方法过度粗暴？”

“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人对于强迫喂食莎兰德等等事件提出申诉？”

“每个人难免都会有不同的评估，这没什么奇怪。可是后来强迫喂食变成一种负担，因为她抗拒得太厉害……”

“因为她拒绝吃那些会让她倦怠委靡的精神病药物。当她不用药的时候便没有饮食的问题，这样的治疗方式难道不是比采取强迫手段更合理吗？”

“请恕我直言，安妮卡女士，我可是医生。我猜我的医疗经验应该比你更丰富。决定应该采用何种治疗方式是我的职责。”

“没错，我不是医生，泰勒波利安医师，然而我并非全然没有专业知识。我除了律师资格外，也取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学学位。这是我专业上必要的背景训练。”

此时法庭安静得可以听见针落地的声音。埃克斯壮与泰勒波利安惊讶地瞪着安妮卡，她丝毫不为所动地继续。

“你治疗我当事人的方法到最后是不是和你的上司，也就是当时医院的主任约翰纳斯·卡尔丁的意见严重分歧？”

“没有，没这回事。”

“卡尔丁医师几年前过世了，无法作证。但在这个法庭有一个人曾经见过卡尔丁医师几次，那就是我的助理律师潘格兰。”

她转过去面向他。

“你能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吗？”

潘格兰清清喉咙。他仍为中风的后遗症所苦，必须集中精神专注于咬字。

“莎兰德的母亲被她父亲痛殴成身心障碍后，无法再照顾女儿，我便被指派为莉丝的受托人。她母亲是永久性的脑损伤，并不断地脑出血。”

“我想你说的是札拉千科吧？”埃克斯壮特意倾身向前问道。

“正是。”潘格兰回答。

埃克斯壮说：“我要提醒你，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极机密的事。”

“札拉千科一再对莉丝的母亲施暴，这几乎不是秘密。”安妮卡说。

泰勒波利安举起手来。

“事情恐怕不像安妮卡女士所陈述的那么显而易见。”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安妮卡问。’

“莎兰德无疑目睹了一出家庭悲剧……某件事引发了一九九一年那场毒打。但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形如安妮卡女士所说持续多年，它可能是独立的意外事故，或是一时失控的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