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三部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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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兄弟弗德烈是我父亲。他是个商人兼产业领导人，是他将约翰的发明转化为收入。我父亲在一九六四年过世，虽然在五十年代便已将日常的运作交给我处理，但他生前始终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

“和上一代恰恰相反的是，约翰只有女儿，”范耶尔指着几个头戴宽边帽、手撑阳伞的大胸脯女子的照片，对布隆维斯特说：“而我父亲弗德烈只有儿子。我们共有五兄弟：理查德、哈洛德、葛雷格、古斯塔夫和我。”

布隆维斯特将几张A4纸黏在一起，画出他们的族谱。凡是一九六六年来到海泽比岛参加家庭聚会的人，他都在名字底下画线，至少理论上这些人可能和海莉的失踪有关。

他剔除了十二岁以下的孩童——总得画出一条界线。略加思索后，他也剔除了范耶尔。假如这位大家长与哥哥的孙女失踪有关，那么他过去三十六年来的行为应该属于精神病的范畴。范耶尔的母亲在一九六六年已经八十一岁，照理说也可排除在外。剩下的二十三人，据范耶尔的说法，都应该列为“嫌疑犯”。其中有七人已经去世，还有几人也已经十分年迈。

范耶尔坚信海莉的失踪与某个家族成员有关，布隆维斯特却不想附和他的想法。嫌犯名单中必须再加入其他人。

弗洛德自一九六二年春天开始担任范耶尔的律师。而除了家人之外，海莉失踪时有哪些仆人？无论有无不在场证明，当年十九岁的根纳·尼尔森和他父亲马纽斯都很有可能出现在海泽比岛，此外还有画家诺曼和牧师法尔克。法尔克已婚吗？“东园”的农夫阿朗松和儿子约克就住在岛上，在海莉成长过程中关系也够密切，他们之间关系如何？阿朗松当时还有婚姻关系吗？当时有无其他人住在农场上？

范耶尔家族成员一览表

弗德烈·范耶尔（1886—1964）　妻乌莉卡（1885—1969）约翰·范耶尔（1884—1956）　妻叶妲（1888—1960）

理查德（1907—1940）　妻玛格丽塔（1906—1959）苏菲亚（1909—1977）　夫欧克·休格兰（1906—1967）

戈弗里（1927—1965）

妻伊莉贝拉（1928—　）

马丁（1948—　）

海莉（1950—？）　马纽斯·休格兰（1929—1994）

莎拉·休格兰（1931—　）

艾瑞克·休格兰（1951—　）

霍坎·休格兰（1955—　）

哈洛德（1911—　）

妻英格莉（1925—1992）

毕耶（1939—　）

西西莉亚（1946—　）

阿妮塔（1948—　）　梅莉（1911—1988）

夫亚戈特·金德（1904—1987）

欧希安·金德（1930—　）

妻阿涅丝（1933—　）

雅各·金德（1952—　）

葛雷格（1912—1974）

妻叶妲（1922—　）

亚历山大（1946—　）　英格莉（1916—1990）

夫哈利·卡尔曼（1912—1984）

玛莉亚·卡尔曼（1948—　）

提纳·卡尔曼（1944—　）

古斯塔夫（1918—1955）　未婚，无子

亨利（1920—　）

妻爱蒂（1921—1958）

无子

布隆维斯特将所有人名写下后，名单增至四十人。此时凌晨三点半，温度计指着零下二十一度。他好怀念贝尔曼路家中的床。

瑞典电信公司的工人将他吵醒。到了十一点，线路接通了，他也不再感觉工作上绊手绊脚。不过，他自己的电话却依旧静默无声。手性开始有点赌气，不打算打进办公室。

他打开电子信箱，很快看完上星期收到的将近三百五十封邮件。他留下十来封，其他全是垃圾信和他订阅的邮购目录。第一封信来自demokrat88@yahoo。：希望笼子里有人逼你吹喇叭你他妈的猪。他将信件存入“理性批评”的档案夹。

他写信到erik　bergerr@millennium。se：“嗨，小莉。只想告诉你现在网络通了，等你气消之后可以找到我。海泽比是个朴实的地方，很值得一游。M”午餐时间到了，他把笔记本电脑放进包里，走到苏珊桥头咖啡馆，一如往常坐到角落那张桌子。苏珊为他送来咖啡和三明治，同时好奇地瞥了一眼他的计算机，并问他在做什么。布隆维斯特第一次使用他的“官方”说法。他们互相开了几句玩笑。苏珊不断怂恿他，如果想听真话，一定得来找她。

“我替范耶尔工作了三十五年，他们内部的八卦我多半都知道。”她说完便装模作样地晃进厨房。

孩子、孙子，加上曾孙——后者也就不用包括进来了——弗德烈与约翰兄弟俩直到今日共有大约五十名子孙活在世上。这家人似乎都很长寿：弗德烈活到七十八岁，而哥哥约翰则活到七十二。弗德烈的儿子当中，如今尚在人世的哈洛德已经九十二岁，亨利也已八十二。

唯一的例外是三十七岁时死于肺病的古斯塔夫。范耶尔曾解释说，古斯塔夫向来体弱多病且独来独往，几乎从未真正融入家族过。他未曾结婚，也没有孩子。

至于其他早逝的人则都不是死于疾病。理查德在冬季战争中丧命时，年仅三十四岁。海莉的父亲戈弗里在她失踪前一年溺毙，而海莉本身也只有十六岁。布隆维斯特记下这个家族支系的怪异巧合——祖父、父亲与女儿皆遭遇不幸。理查德唯一存活的后代马丁，如今已五十五岁却仍未婚。不过范耶尔解释说，这个侄子其实有个女伴住在赫德史塔。

布隆维斯特在族谱中写下两点。第一，范耶尔家族中无人离婚或再婚，即使配偶早逝也一样。他不知道就统计数据而言，这种情形是否常见。西西莉亚与丈夫分居多年，但显然仍维持婚姻关系。

另一个特点是：弗德烈的后代，包括亨利在内，都在公司扮演领导角色，主要也都住在赫德史塔或邻近地区，而全都生女儿的约翰那一支，则都在婚后散居于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哥德堡或国外，只有在暑假或较重要的聚会时才会来到赫德史塔。英格莉是唯一例外，她儿子根纳·卡尔曼就住在赫德史塔，是《赫德史塔快报》的总编辑。

范耶尔以私家侦探的思维判断，凶手谋杀海莉的潜在动机也许能从公司的结构看出，还有他早先也一直不讳言海莉对他的重要性；凶手的动机也许是想伤害范耶尔本身，也可能是海莉发现有关公司的敏感消息，因而对某人造成威胁。这些全都只是臆测；然而，他也藉此指出十三个他认为可能涉及利害关系的人。

布隆维斯特前一天与范耶尔的交谈也将另一点解释清楚了。从一开始，老人提起家中许多成员时，口气便充满轻蔑与中伤，这让布隆维斯特觉得很奇怪。他怀疑是老人对家族成员的猜疑扭曲了他对海莉失踪案的判断，但如今他逐渐了解范耶尔进行评估时冷静得惊人。

在他眼前浮现的是一个在社会上、财务上十分成功，但在其他普通层面却明显失常的家族。

范耶尔的父亲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生下小孩之后便将教养与照料生活之责交给妻子。孩子们满十六岁以前，只有在特殊的家庭聚会上才能偶尔见到父亲，他虽要求他们出席，却又对他们视而不见。范耶尔不记得父亲曾以任何方式表达过爱意，反倒是经常数落他没有能力，并以激烈言词批评他。父亲极少体罚，因为不需要。后来他由于在范耶尔企业表现杰出才终于获得父亲重视。

长兄理查德很叛逆。在某次争执过后——至于争执的原因，家人从未提及——这孩子便搬到乌普萨拉就学。范耶尔先前已经提过他的纳粹生涯便是在此播下种子，最后更将他带往芬兰战区。但他却没说另外两个兄弟的一生也颇为类似。

一九三○年，哈洛德与葛雷格也跟随理查德来到乌普萨拉。他二人十分亲近，不过范耶尔无法确定他们和理查德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这几个兄弟很明显都加入了英达尔的法西斯运动“新瑞典”。哈洛德忠诚地追随英达尔多年，首先加入瑞典国家联盟，接着是瑞典在野团体，最后则是战后的“新瑞典运动”。直到英达尔于九十年代去世之前，哈洛德始终是成员之一，有几段时期他甚至是蛰伏的瑞典法西斯运动的主要捐款人之一。

哈洛德在乌普萨拉研读医学，而且几乎是马上就进入沉迷于种族卫生与种族生物学的圈子。他有一度在瑞典种族生物学研究所工作，身为医师的他更是积极推动让族群中不受欢迎的分子绝育的运动。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二九五○：

哈洛德甚至不只如此。一九三七年，他与人合著一本名为《人民的新欧洲》的书——谢天谢地，他用的是笔名。我直到七十年代才知道这件事。我手边有一本，你可以看看。这肯定是以瑞典文出版的书中最令人作呕的一本。哈洛德不仅主张绝育，还主张安乐死——亦即主动将不符合他审美品味与他心目中完美的瑞典人种形象的人杀死。换句话说，他以完美的学术文章、并涵盖所有必要的医学论据，恳求进行一场大屠杀，除掉那些条件不合格的人。不要让萨米人①扩散，他们受到蒙古人影响。心理不健全的人会将死视为一种解放，对吧？解放女人、游民、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哥哥的幻想中，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若是在达拉纳省就好了。

①　北欧地区的原住民。

战后，葛雷格当上中学教师，后来还成为赫德史塔预备学校校长。范耶尔以为他在战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并放弃了纳粹主义。葛雷格在一九七四年死后，范耶尔翻阅他的信件，才知道哥哥在五十年代加入了在政界没有影响力却怪异至极的秘密团体北欧民族党，而且直到死前都还是党员。

引述，亨利·范耶尔，卡带二，○四一六七：

所以说，我的三个哥哥都是政治疯子。在其他方面又有多病态呢？

在范耶尔眼中，多病的古斯塔夫是唯一值得给予几分认同的哥哥，他在一九五五年因肺病去世。古斯塔夫一向不热衷政治，而且似乎略带有厌世的艺术家气质，对于生意或到范耶尔公司工作毫无兴趣。

布隆维斯特问范耶尔：“现在只剩你和哈洛德了。他为什么要搬回海泽比？”

“他一九七九年就搬回家了。那栋房子是他的。”

“和你痛恨的兄弟住得这么近，感觉想必很怪。”

“我并不恨我哥哥。若真要说的话，我可能是同情他。他根本是个白痴，而且是他对我有恨。”

“他恨你？”

“正是。我想这是他回来的原因，那么他就能在有生之年离我很近地恨我了。”

“他为什么恨你？”

“因为我结婚了。”

“我想这点你得作个解释。”

最初，范耶尔与哥哥们失去了联系。所有兄弟当中只有他显露出做生意的天赋，他是父亲最后的希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避开了乌普萨拉，转而到斯德哥尔摩念经济学。满十八岁后，每次休假与暑假期间他都会到范耶尔企业的某个办公室工作，或是与集团中某家公司的管理阶层一起工作。他逐渐熟悉了家族事业中所有复杂纠葛的关系。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当时正值全面开战，范耶尔被派到德国，前往范耶尔企业位于汉堡的分公司视察六星期。当年他才二十一岁，便由范耶尔企业的德国代理人，一个名叫荷曼·罗巴哈的公司老臣，负责陪伴指引他。

“我不会拿所有细节向你疲劳轰炸，不过我去的时候，希特勒与斯大林仍是好友，因此还没有东战线。所有人仍相信希特勒所向无敌。

当时有一种……既乐观又绝望的感觉，这样说应该没错。五十多年后，那种心情仍难以用言语形容。你别误会，我不是纳粹，而在我看来，希特勒就像轻歌剧里的荒谬角色。但在当时，汉堡的平民百姓无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你几乎无法不受影响。尽管战争愈来愈接近，我在汉堡时也经历过几次空袭，但民众似乎认为那只是暂时的动乱，不久和平便将降临，希特勒也将建立他的‘新欧洲’。大家宁可相信希特勒是神。文宣中似乎有这样的意味。”

范耶尔打开众多相簿之一。

“这就是罗巴哈。他于一九四四年失踪，可能是在某次空袭中被炸死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在汉堡那几星期，和他渐渐熟络。我和他与他的家人住在汉堡一处高级住宅区的豪华公寓里，每天都待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不是纳粹，但为了方便起见入了党。他的党证为范耶尔企业开启大门、制造生意机会，而做生意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他们的火车制造货车厢——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我们的车厢有没有去过波兰。我们出售布料让他们做制服，出售真空管让他们做无线电接收机——不过老实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商品的真正用途。罗巴哈知道如何争取合约，他这个人很有趣、性情又好。完美的纳粹人。后来我慢慢发现他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