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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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生，孙中山最重视铁路交通。他在西方和日本流亡多年，对国外发达的铁路交通十分钦仰，今天的一个常见标语很能概括那时的孙中山的想法：“要想富，先修路。”
他向袁世凯提出：“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二十万里铁路，何愁不国强民富！”
袁世凯呵呵一笑，说：“修二十万里铁路，先生想必很有把握；但练百万精兵，世凯怕力不能任啊。”在这个极具行政经验的老牌官僚的心里，对孙中山“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是深感不切实的。
但是，孙中山不问政治了，多好！他正好顺水推舟，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督办，月薪三万大洋，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路况；同时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做盛大招待。
革命党人中不少人那时处在“下岗”状态：清廷已完蛋，再无“命”可“革”；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又排挤他们，没有职位安排。这下好，他们又纷纷来投奔老领导孙中山，于是孙中山带着一帮失业党人，四处勘察，八方演说。等到“二次革命”，孙袁撕破脸皮，袁世凯再不客气，派人来查孙中山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帐，发现已耗费一百好几十万元费用，而铁路，全在孙中山的演说和著作里，还一寸没建呢！
孙中山开始淡出政治，致力民生实业，现在同盟会里最活跃、担当实际工作最多的，就是年仅三十岁的天才政治家宋教仁。
跟袁世凯的半新半旧、思想根子在封建不同，年轻的宋教仁是深受欧美现代宪政思想沐浴的“全新的人”；跟孙中山以理论、理想、号召力见长、实际操作运营能力较短不同，宋教仁既有丰富的理论素养，又有不世出的组织才干，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家。民初的许多根本大法都出自宋教仁之手，民国法制建设最重要的成果，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宋教仁带着寥寥数人，一夜间起草成功的。
接手主持同盟会实际工作后的宋教仁，首先联合当时国内几个较大的政党，扩大同盟会，组建了国民党。
民国一成立，中国人拜主子称奴才的历史结束了，自己当上了国家的主子，参政热情高涨，掀起了组织政党的高潮。1912年2月到8月间，仅在临时政府登记的政党就有八十五个，加上未登记的，全国那一年组建的政党据估计在三百多个。这些政党，分分合合，此建彼散，活动频繁，成为民国初年的一大政治景观。
初尝政党政治，蓬勃发展中自然带着稚拙。一夜间冒出三百多个政党，规模悬殊，大的几十万人，小的几十个人；大家无不标榜共和，宗旨间看不出区别；各党组织松散，出入如同儿戏，而且跨党现象十分普遍：黄兴有十一个党籍，黎元洪九个，熊希龄八个，唐绍仪七个，汪精卫五个，梁启超三个……各党只顾拉名人入党撑门面，毫无组织原则可言。
虽然各省都有政党成立、活动，但大多政党集中在城市，北京有八十二个政党活动，上海有八十个，广州二十五个，南京十六个，其他城市的政党都在十个以下。
这么些政党中，比较值得一提的，首先有中国社会党。馐巧虾９飧吹诙欤？911年11月4日）就成立的上海第一个政党，也是全国首家以“党”做为名称的政治组织，还是中国第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党。最盛时，该党有成员几十万。
规模很大、影响力很强的，除了宋教仁正在组建的这个国民党，还有黎元洪任理事长的共和党，以及汤化龙任干事长、后推梁启超为领袖的民主党。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之时，很多小党都来投靠，希望合并，然而宋教仁考虑同盟会的身价，只挑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党合作。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孙中山以一千一百三十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就在大家对袁世凯专权而忧心忡忡之际，宋教仁认为，现在袁世凯可以控制政府，但国民党可以控制国会；按照《临时约法》，国会权力极大，只要取得国会多数议席，不要说制约袁世凯，就是内阁总理，也是唾手可得。
他的理想，就是“政党内阁”，即政府由一个大选获胜的党包办，这样，袁世凯政府那种既有前清官僚、又有革命党人、互相牵扯的局面就可改观。政党内阁的意义，就在既由选举产生保障民权，又能高效运作治理国家。
玩传统手腕和阴谋，袁世凯是大师；而搞现代民主政治，宋教仁却就比袁世凯内行得多。宋教仁做了大量扎实的组织工作，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迅速覆盖全国所有行省，青年学生、粗鲁武夫、商贩市侩等等想加入者，一概欢迎；对社会上有声望人士，则由党的机构先写好加入文书，再请其签个字即可。国民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在宋教仁的策划和领导下，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占绝对多数。
1913年4月，民国首届国会将召开。在完成国民党组建以后，雄心勃勃的宋教仁奔走于全国各地，决心在国会选举中，拿下总理一职。
宋教仁的超凡才干，早已引起袁世凯的高度重视。袁世凯深佩其才，十分希望能得此人而用之，因此尽力跟宋教仁套近乎。
他看见宋教仁总是衣衫破旧，就送给他一套西装——这可不是普通的西装，宋教仁穿上身后，发现周身尺寸，竟无一不妥帖！可见袁世凯用心之切。
袁世凯还送给宋教仁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宋教仁取用了二三百块，然后托赵秉均送还，并致信袁世凯：长辈所赐，哪敢拒绝，但我确实用不了什么钱，所以用了需要用的之后，把剩下的还您。
袁世凯干脆请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而宋教仁却要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选举产生总理；而且，按内阁制的规定，总理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听命于总统，总统只能是虚位元首。
宋教仁油盐不进，他越有才干，就越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大患。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1913年初春，国会召开之前，宋教仁自家乡湖南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那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教仁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教仁随地发表演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他把当前政府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说袁世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
“不能得而用之，就除之！”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斗争智慧。就在宋教仁风尘仆仆为国会的总理选举奔走之时，袁世凯深感此人威胁太大，他无法阻挡总理职位会在选举中落入宋教仁之手。
袁世凯是否杀机已动，不得而知，而接下来一起震惊海内外的恶性事件，扼杀了民国民主政治的萌芽。
就在宋教仁四处奔走宣传之时，他收到袁世凯电报，请他回京磋商重要政务。宋教仁在上海乘火车去京。
死神在向这位青年政治家靠近。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送行下，在上海火车站上车。就在他在检票口伸手去接剪好的车票的时候，一声枪响，宋教仁浑身一震，继而以手抚住右腰，喊道：“有刺客！我中枪了！”
车站秩序大乱。众人慌忙扶住他，举目四望，只见一个矮汉子正撒腿没命地逃去。
忽遭大变，送行者分成两拨，一拨报警追凶，一拨喊车把宋教仁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院方请格尔本和比林哈斯两位外国医生会诊，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手术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
午夜2时，五名外科医生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宋教仁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几度昏厥，凄苦之情，惨不忍睹。
宋教人神智清醒时，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着粗气，挣扎着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第一，我的藏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最后，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于右任和前来看望照料者眼泪长流，拼命点头。
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仰翻；延至早上4点，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神环顾四周，满眼依依不舍。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围侍病榻旁。黄兴强忍悲痛，在宋教仁耳旁大声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
宋教仁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一层泪花，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国民党的顶梁柱、三十一岁的一代俊彦宋教仁，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散手人寰。
黄兴、于右任等抚尸痛哭；陈其美捶胸顿足：“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啊！”
陈其美花二百银元亲自替亡友买来上好棺木，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毒手，不可不留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宋教仁裸露伤口的遗照。
宋教仁遇刺垂危的消息传开后，全社会震动，大批素不相识者前来医院探望；他的遗体移往湖广会馆时，送行民众人山人海。大家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凶手。
宋教仁遇刺身亡报到北京，袁世凯正在吃饭，他闻讯的反应是：“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猜测起凶手，他竟说很可能是黄兴，因为黄兴也想当总理，因此国民党火拼了。在座的章士钊听不下去，愤然离席。
内阁总理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满脸大惊，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
袁世凯发布公告，强烈谴责暗杀行为，责成立即调查。
调查竟十分顺利。两个学生来报告，说和他们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一个叫武士英的人向他们借钱，说等他杀了人拿了赏钱就马上还。陈其美立即报请租界巡捕房，到鹿鸣旅馆捉拿武士英；没看到武士英，却发现了一个叫应桂馨的人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文件暴露出应桂馨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抄获文件显示，洪述祖所受命的，正是那个生怕“不能算人”的国务总理赵秉钧！
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到这里，让人不怀疑袁世凯，太难。三四天时间，刺宋案竟基本真相大白。
宋教仁到底死于谁手，至今还没有所有人都认同的说法。除了袁世凯，还有人认为可能出自赵秉钧之手——赵秉钧揣摩袁世凯心思，觉得袁世凯欲杀宋教仁而不好下令，他应该心领神会地代劳；况且，以宋教仁的势头，离总理之职越来越近，对他这个正当着总理的同样是威胁。
司法部门开始深入调查。上海地方检查厅传讯总理赵秉钧，赵秉钧请假推脱，同时放出黄兴有很大嫌疑的风声；会审公堂再传黄兴，黄兴却一传就到，并说随传随到，直到水落石出。接下来，此案怪事频发：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第二年元月19日，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杀；2月27日，袁世凯头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赵秉钧被迫辞职后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案发后装泼撒赖、逃到青岛的洪述祖本以为逃脱惩罚，不料延至1919年还是被宋教仁十五岁的儿子宋振吕和秘书死死扭住，到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被判绞刑，行刑时却是砍头……
就在此案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进展颇大之时，痛失栋梁的国民党人除黄兴等少数人保持冷静外，无不切齿痛恨袁世凯。当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闻听宋教仁被刺死，悲愤万分，痛感认清袁世凯真面目太晚，立即起兵讨袁。
这次讨袁就是“二次革命”。之所以叫“二次革命”，是因为事件过程有点与辛亥革命相似：反袁各地从江西开始纷纷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先后有江西、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二次革命”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以江西﹑江苏为主要战场进行。
袁世凯在宋教仁遇刺后知道国民党马上就要来算帐，因此及早调兵遣将准备。讨袁事起仓促，加上内部黄兴极力主张不要诉诸武力，而可法律解决，“二次革命”仅两个多月就失败了。再不需要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