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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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自古至今，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来比较，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
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盛世译经的壮举，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
第九章 万邦来朝，李世民成了天可汗
【东征突厥，报五年之仇】
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唐太宗李世民就引领着大唐帝国走上了一条励精图治的强国之路，短短十余年间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无论是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还是社会的稳定、民生的富庶、人口的增长，无不显示出大唐帝国在文治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就。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强大。
对此，作为一个从血与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帝王，作为一个曾经用刀剑荡平群雄、鼎定天下的创业之君，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要缔造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帝国，既要有一袭崇文的华服，更要有一根尚武的脊梁。
换言之，李世民所追求的不仅是“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李世民《重幸武功》）的煌煌文治，他同时更憧憬着“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李世民《幸武功庆善宫》）的赫赫武功。
上苍没有亏待李世民。
历史没有辜负李世民。
面对他那经天纬地的宏大抱负，上苍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历史似乎也显得出奇慷慨——就在李世民执政的第四个年头，一个威震四夷、功盖八荒的时代就在他的憧憬和仰望中訇然降临。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的天可汗时代。
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天可汗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个被唐朝征服的对手，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东突厥。
从南北朝时起，东突厥就是历代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敌人。到隋大业年间，东突厥在始毕可汗执政时期臻于全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突厥传》）
大业末年，中原板荡，天下分崩，东突厥的百万铁骑屡屡伺机入寇。其兵锋所到之处，城郭宫室焚毁殆尽，财帛子女为之一空。而四方的逐鹿群雄也纷纷依附在东突厥的卵翼之下，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窦建德、王世充、高开道等人，“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通典》卷一九七）。就连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也不得不借助东突厥的力量，将其引为奥援。
唐帝国建立之后，颉利可汗即位，依旧肆无忌惮，“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多次倾巢南侵，深入唐朝腹地。“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却越发变本加厉，不但“言辞悖傲”，而且“求请无厌”。（《旧唐书·突厥传》）
如此强大的外患一天不铲除，大唐王朝就一天也不得安宁。
而最让李世民感到耻辱的一次，就是武德九年的渭水之盟。
那一次，李世民刚刚登基，政局未稳，颉利可汗就亲率十多万铁骑直逼长安。李世民被迫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与颉利签订了城下之盟，才换取了暂时的和平。
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李世民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刚当上皇帝就被突厥人无可奈何地要挟了一把，结结实实地敲诈了一回。
这样的奇耻大辱不啻于一道丑陋的伤疤，从此深深刻在李世民的记忆之中，并且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李世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雪洗前耻、根除外患的那一天。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从贞观元年起，曾经“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的东突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鼎盛走向了衰落——
一方面，颉利可汗宠信佞臣，导致政局大乱，原本臣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北方诸部相率反叛；另一方面，东突厥境内又遭遇了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旧唐书·突厥传》）。如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巨大困境使东突厥很快露出了亡国之兆。
此外，东突厥王室又产生了严重的分裂，更使其形势雪上加霜。
这个致命的分裂源于颉利可汗与突利小可汗的叔侄反目。
颉利可汗即位之后，突利小可汗封藩于幽州北面，统辖其国东部。贞观元年，严重的雪灾导致东突厥各部族无以为生，于是，突利可汗下辖的奚、霫、契丹等部纷纷叛离，归降唐朝，突利没有办法阻止。颉利大为不满，怒斥其统御无方。双方的裂痕由此产生。不久，颉利在讨伐北方叛乱诸部的战争中失利，于是征调突利北上平叛，没想到突利又遭遇惨败，仅以少数轻骑逃回。颉利怒不可遏，将突利囚禁了十多天，并施以鞭挞的惩罚。二人的关系就此严重恶化，叔侄之间开始各打各的算盘。
突利先是满腹怨恨，继而生出了反叛之心。而颉利对突利也产生了彻底的不信任，在随后的日子里连连向他征兵，试图削弱他的力量。
突利意识到颉利这是在温水煮青蛙，迟早会把他弄死，所以他决不能坐以待毙。
危急之中，突利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当年在豳州五陇阪与他“约为兄弟”的秦王、如今的大唐天子李世民。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突利向李世民呈上密表，请求归降。颉利很快就得到消息，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发兵进攻突利。
突利急忙遣使向唐朝求援，李世民问策于群臣。满朝文武都认为对付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时任兵部尚书的杜如晦更是强烈主张，应趁突厥内乱而将其一举荡平，否则将后悔无及。
然而，李世民最终还是没有大举出兵。
因为他知道，以唐朝当时的国力，还不足以发动一场平定东突厥的大规模战争。
可他也知道，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削弱东突厥的机会。
所以，李世民绝不会无所作为。
他一边派遣秦武通率兵接应突利，一边把目标锁定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十几年来，这个人一直盘踞在唐帝国的北部边境，而且不遗余力地充当东突厥的打手，始终是唐王朝的肘腋之患。
他，就是梁师都。
在隋末的逐鹿群雄之中，梁师都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硕果仅存的老前辈。
早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即李渊父子起兵之前，梁师都就已经在朔方（今陕西横山县）登基称帝了，此后一直在东突厥的支持下割据一方，虽然无力扩张地盘，可却活得长久。当四方的逐鹿群雄都已被李渊父子一一翦灭的时候，梁师都却始终活蹦乱跳。直到大唐王朝已经建立了整整十个年头，梁师都依然在他的独立王国里自在逍遥，始终没有出局的意思。
可是到了贞观二年，梁师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因为颉利可汗自顾不暇，再也罩不住他这个小弟了。
李世民先是打算“和平解放”朔方，于是给梁师都去了一封信，对他晓以利害，劝他弃暗投明，可梁师都偏偏不见棺材不掉泪，硬是不从。李世民遂决定武力铲除，把任务交给了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命他们想办法拔掉这颗扎在帝国北部十几年的钉子。
二刘很有谋略。他们第一步采取的是骚扰行动，不断派遣轻骑兵深入梁国国境，践踏摧毁其农田庄稼，使其人心惶惶；第二步，他们发动了间谍战，派出大量间谍潜入朔方，造谣生事，上下撺掇，成功离间了梁师都与群臣的关系。自此，梁国国力渐衰，归降唐朝的人不绝于途。其国名将李正宝等人打算发动政变，劫持梁师都举国归唐，不料事情泄露，李正宝逃奔唐朝。
经此变故，梁国上下越发相互猜忌。二刘意识到时机成熟，遂上表请求出兵。李世民当即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部出征，同时命刘旻和刘兰成协同作战。
在此之前，东突厥曾经想放弃梁师都，拿他和唐朝做交易，交换叛逃到唐朝的契丹人。
可突厥人的这项提议遭到李世民的断然拒绝。
李世民说：“契丹人和突厥人是两个种族，而今契丹人已经归附大唐，你们有什么资格索回？梁师都身为中原汉人，侵盗大唐土地，凌辱大唐百姓，你们突厥人却庇护他。我兴兵讨伐，你们就出面干预。可他终究只是锅里的一条鱼，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算暂时消灭不了他，我也绝不会以归附大唐的人和他交换。”
颉利可汗恼羞成怒，决定力保梁师都。当唐军逼近朔方时，突厥立刻出兵援救。在朔方以南数十里的地方，突厥与唐军展开遭遇战。此战突厥大败，柴绍乘胜进围朔方，突厥军队不敢救援，只能远远观望。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朔方城粮尽援绝，回天乏术，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不得不将梁师都刺杀，举城投降唐军。
至此，这个在突厥卵翼下苟延残喘了十余年的割据政权终于覆灭。
接下来，李世民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东突厥了。
贞观二年冬，叛离东突厥的北方各部纷纷推举薛延陀的首领乙失夷男为可汗。乙失夷男心里虽然很渴望，可表面上却一再推辞。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一旦自立为可汗，就意味着与颉利可汗势不两立，成为东突厥最首要的敌人，一点回旋的余地和退路都没有了，所以乙失夷男不敢贸然行事。
最起码，在明确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前，乙失夷男不想冒冒失失地当这根出头的椽子。
在当时，“国际社会”的首要代表当然就是唐朝。
要想当这个可汗，唐朝的态度很重要。
而让乙失夷男不敢想象的是，就在他大做可汗梦的时候，一个名叫乔师望的唐朝特使居然千里迢迢地给他送来了一道册封诏书。
千真万确！这道诏书是大唐天子李世民颁发的，不但册封他为“真珠毗伽可汗”，还赐给他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的“鼓纛”（巨鼓和大旗）。乙失夷男激动万分，随即遣使到唐朝入贡，同时登上可汗之位，宣布成立薛延陀汗国，建立王庭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下。
从此，薛延陀的势力空前壮大，“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落皆属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秋天，乙失夷男又派遣其弟统特勒入唐朝贡，李世民又赐以宝刀和宝鞭。唐朝与薛延陀的关系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很显然，李世民所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战略。他主动对乙失夷男进行册封，承认薛延陀独立，与其建立同盟关系，摆明了就是要让东突厥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面对如此不利的战略形势，颉利可汗大为惶恐，只好硬着头皮向唐朝称臣，并且要求迎娶唐朝公主，“请修婿礼”（《旧唐书·突厥传》）。
谁都知道，这种表面上的低姿态只不过是突厥人的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所缓和，国力有所恢复，突厥人绝不会放弃对唐朝的侵略。
对此，大唐君臣自然心知肚明。
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瑾就上表力请朝廷出兵，并列举了东突厥必然灭亡的六大理由：“第一，颉利纵欲凶暴，诛杀贤良，亲近奸佞；第二，薛延陀等部族纷纷叛离；第三，突利小可汗、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人皆被颉利问罪而无处容身；第四，塞北连年遭遇霜冻，突厥人粮食缺乏；第五，颉利不信任突厥人，将大权交给外族胡人，而外族胡人反覆无常，如果大军压境，必生内变；第六，汉人因躲避战乱而流亡突厥的人数众多，如今突厥内乱，他们据险自保，若唐军出塞，其众必然纷起响应。”
张公瑾对形势的判断既全面又准确，可谓一针见血。
李世民意识到征服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八月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北伐统帅，负责组建远征军。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远征军集结完毕，各路将领多为当世名将。李世民命大军兵分六路：以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总管，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世勣、右武卫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