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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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安宫生活的六年里，除了偶尔出席几次重大的宫廷宴会之外，李渊几乎是足不出户。
不是他不想出来，而是根本没有机会。
因为李世民没有给他机会。
这一切当然又被那个忠直敢谏的马周看在眼里。
不久，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宫（今陕西麟游县）避暑，马周听说后，马上又毫不客气地上了一道奏疏，说：“臣又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为避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之道，臣窃未安！”（《旧唐书·马周传》）
如果说前一道奏疏的措辞还比较委婉的话，那么这一次马周的口气则要尖锐得多。他摆明了就是在批评皇帝——首先，太上皇年事已高（时年六十七岁），陛下应该每天探视他的饮食起居，而现在您居然自己跑到三百里外的行宫避暑，万一太上皇想你了怎么办？其次，您想要避暑也没错，可您把老爷子扔在热烘烘的大安宫里，自个儿跑去九成宫凉快，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所谓“温清之道”，就是冬天要让老人家得到温暖，夏天要让老人家享受清凉，可您却把这些孝道抛到脑后，臣私下替您感到不安啊！
尽管马周的谏言和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可李世民的态度照旧是既不怪罪也不采纳，仍然把李渊留在大安宫里，于这一年三月径自去了九成宫。
此后的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五月和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三月，李世民又连续两次去九成宫避暑，可始终没有带李渊同行。直到贞观八年的七月，李世民才“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
这是否表明李世民终于想通了，准备采纳马周的建议，对高祖履行“温清之道”了呢？
不，真正的原因是——高祖李渊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他患的是“风疾”，也就是中风。
所以，不论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请，也不论李渊本人多么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经走不动了。
对于高祖的病情，李世民当然是心知肚明。既然如此，那么李世民此举有多少诚意呢？明知道高祖已经卧床不起了，才屡屡向老人家大表殷勤，那早几年李渊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他干吗去了？
贞观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诏，开始兴建大明宫，表面上说是要“以为上皇清暑之所”，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太上皇李渊已经无福消受了。
果不其然，大明宫刚刚拔地而起，李渊的病情就日渐沉重，“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卧病大半年的李渊终于在大安宫的垂拱殿驾崩，终年七十岁。这个曾经至高无上的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这个晚年遭遇巨变落入凄凉之境的孤独抑郁的老人，终于走完了他悲喜交加的一生，告别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世界。群臣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同年十月，葬高祖于献陵。
高祖李渊去世后，李世民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早在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随着李渊手中那碗水逐渐朝太子一方倾斜，李世民对父皇李渊的敬意和温情就已变得日渐稀薄，双方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当李世民不得不采用阴谋和暴力的手段从李渊手中夺取最高权力后，原本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就更是雪上加霜——即便不说荡然无存，起码也是形同虚设。
在权力斗争面前，亲情是苍白而脆弱的，所谓“父慈子孝”的人伦大义最终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这就是政治对亲情的扼杀。
玄武门事变后，双方之所以还能维持一种表面的和睦，其实只是为了维护大局的稳定，确保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而已。
简言之，这是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在贞观年间，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纯粹是虚有其表，毫无真情可言。
既然如此，李世民对死去的高祖又怎能有什么思念之情呢？
真正让李世民痛彻心扉的，不是高祖之死，而是短短一年后另一个人的死亡。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因病去世，十一月葬于昭陵。李世民万分悲伤，“念后不已”，遂“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也就是在宫城的御苑中建筑了一座瞭望台，经常在此眺望，以慰思念之情。
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徵同登瞭望台，又让魏徵和他一起眺望昭陵。魏徵说：“臣眼花，看不见。”李世民觉得非常奇怪，又指给他看了一次。
魏徵忽然说：“哦，臣以为陛下看的是高祖的献陵；如果是说昭陵，那臣早就看见了。”
李世民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魏徵这是在趁机进谏啊！
说白了，魏徵就是拐着弯在骂他——一门心思只想老婆，却把死去的老爹抛诸脑后，你于心何安？
李世民十分尴尬，只好含泪命人拆毁了这座瞭望台。
不管昭陵还是献陵，我干脆什么陵都不看总成了吧？
这件事情，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夫妻情深，但与此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的父子情薄。
一直到李渊去世许多年后，当李世民自己面对儿子们的夺嫡之争，又一次在政治与亲情的冲突中陷入焦头烂额的窘境时，他才蓦然体会高祖在武德年间的苦衷，从而反思自己在高祖晚年的所作所为，并且发自内心地涌起对高祖的惭悚和愧悔之情。
我们前文曾经提到过，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在偶然读到一篇讨论孝道的古代文章后，曾极为伤感地对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朕）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这显然是一种真实而痛切的忏悔。
只是不知道这种迟来的忏悔，可否告慰高祖李渊的在天之灵。
第五章 贞观制度：开明政治的典范
【“三权分立”以获权力平衡】
有唐一朝的政治制度虽大多源于隋朝，但真正有效的施行、改进和创新，无疑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中完成的。换言之，贞观时代可以说是唐朝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奠基时代和建制时代。而其中某些重要制度，如科举制，则更是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所继承和沿袭，从而深刻影响了此后一千二百多年的中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宰相制度。要考察一个朝代的制度创设、执政得失和政治开明程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它的宰相制度。因为宰相是百官之长、群僚之首，是整个帝国官僚集团的领袖和代表。所以，考察相权本身的范围和运作方式，并且考察相权与君权之间的关系，就能深入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沿革，其宰相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演变：秦汉的三公制，隋唐的三省制，明、清的内阁制（清代称为军机处）。虽然制度在不断演变，但却基本上遵循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
相权的衰落自然意味着君权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就是一部相权不断削弱而君权不断强化的历史；整个演变的趋势就是政治上不断趋向于皇权专制与个人独裁。至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后，不管是明代的内阁还是清代的军机处，其实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明、清的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相对于汉唐时期的宰相已不可同日而语，偶有张居正这样的强势首辅出现，也仅属特例，并非常态。
单从君臣礼仪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形象地看出这种君尊臣卑的制度是如何一步步被强化的：从秦汉到隋唐，皇帝与宰相一同议政的时候，宰相是可以坐下来的，并有赐茶的礼遇，也就是所谓的“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君臣之间可以“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的座位就被撤掉了，只能站着跟皇帝说话；从元以后，迄于明清，宰辅们在皇帝面前连站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非皇帝让你平身，否则就只能跪着奏事。
中国式君主专制的深化过程，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反过来看，在宋代之前，尤其是汉、唐时期，相权所受到的制约无疑是最小的。
唐朝的宰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一个重大区别：汉代采用的是“领袖制”，即由宰相一人独掌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则是采用“委员制”，就是把宰相的权力分散到几个相互制约的部门，由许多人共同负责；天子各种诏敕，国家一切最高政令，必须经由几个部门反复磋商，共同研讨，最后才能颁布施行，所以也可以说，唐代实行的是一种“集体相权”。
李世民知道，一个人即使贵为天子，即使英明盖世，他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难免会犯错误。而各种小错误日积月累，就可能酿成致命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就曾对前朝的隋文帝杨坚做出这样的批评：“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形苦神，未能尽合于理。”
隋文帝可以算是一个勤政的皇帝，可他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他过于勤政了，总是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其结果未必就是好的。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李世民才能在隋朝和武德政制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更为完备，更具行政效能的新的宰相制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之所以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目的是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使“权重”向皇帝一方倾斜。换言之，就是皇帝要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
这种观点乍一看有些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中国历史上，君权几乎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难能可贵的是——贞观时期的政事堂恰恰对君权的范围有明确的划定。按照唐初的宰相制度，皇帝发布的任何敕令都必须经由政事堂会议集体研究通过，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可送交尚书省执行。如果是皇帝直接发出诏命，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便被视为违法，各个下级机关可以不予承认。
这就是贞观时期相权对君权的制约。
虽然相权对君权的这种制约到后来逐渐废弛，未能有效延续，可即便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这种传统却仍然深植人心。
当时发生的一起“刘祎之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时任宰相的刘祎之因不满武则天“临朝称制”，曾私下跟凤阁舍人（武则天时期，中书省改成凤阁，门下省改称鸾台）贾大隐抱怨，说武氏应该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随即向武则天告密。武则天大为不悦，从此怀恨于心。不久后，武则天罗织了一些罪名，颁下一道敕令，要将刘祎之治罪。敕使向刘祎之宣读敕令后，刘祎之接过敕书一看，当即不屑一顾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祎之传》）
武则天大怒，随后便以“拒捍制使”为名将刘祎之赐死。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刘祎之对敕使的那一句严厉质问，不仅代表着臣对君的反抗，更能充分说明贞观传统对后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所以当相权遭到君权的侵犯后，刘祎之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进行对抗。
尽管这种对抗是微弱而渺小的，丝毫不能改善刘祎之的处境，更不能使他免遭杀身之祸，但却足以在泛黄的史册中留下一道值得后人崇仰的光芒。
而这道光芒的源头，就是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所共同缔造的那个制度典范。
如果说李世民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那么在唐初的宰相制度中，为何还有皇帝敕令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生效的规定？为何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宰相刘祎之仍然可以凭借这种贞观传统，公然与代表君权的武则天对抗？
可见，所谓唐代皇帝是为了强化君权才分散相权的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贞观政治制度的出发点和本质精神并不在于将哪一方的权力削弱，而是在于对各方的权力进行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存在于政事堂的宰相们之间，还存在于相权与君权之间。换言之，贞观制度最有价值、最弥足珍贵的地方，就是相权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
综观秦汉以降的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的政治制度（宰相制度）无论比起前后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既定框架之内，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唐初（贞观）政治的开明程度可以说是最高的，也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贞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