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2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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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约旱氖に憔托×恕Ｒ蛭氍｛和韦皋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远不是那个草包韩全义所能比拟于万一的。尤其是韦皋，这些年来在西南边陲独当一面，屡屡击败吐蕃人，可谓战功赫赫、威名远播。所以说，真要和浑蛭じ藿皇郑馍俪匣故瞧挠行┑ㄇ雍鸵陕堑摹�
经过再三权衡，吴少诚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战争，与朝廷握手言和。
随后，吴少诚通过个人渠道，将一封求和信和一批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宦官，请他向朝廷转达罢兵之意。德宗见信，大喜过望，就在这年十二月底，下诏赦免了吴少诚及其彰义将士的罪行，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职和爵位。
这场来势凶猛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和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一样，与其说吴少诚的叛乱是被平定了，还不如说这是德宗再次放弃原则，并采取了一贯的和稀泥政策而不了了之的。
当然，严格来讲，德宗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因为很久以来，德宗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在藩镇事务上已经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放弃了。
也就是说，任何原则第一次被放弃的时候可以称之为放弃，可当它被放弃了多次之后，一切也就变得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不是可以叫破罐子破摔？或者叫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而德宗本人又是如何理解自己这种行为的呢？是坦然承认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政治上的无能，还是自欺欺人地当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上的成熟？
对此我们难以断言，但答案更有可能是后者。
从事后德宗对待韩全义的态度来看，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正月，草包韩全义灰溜溜地回到长安，权宦窦文场赶紧在德宗面前极力回护，帮韩全义找了一大堆战事失利的借口。韩全义怕受责罚不敢上朝，就谎称患了足疾，让他的副将崔放代他入朝。
崔放硬着头皮入宫去见德宗，忙不迭地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没想到德宗非但毫无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地说：“韩全义身为招讨使，能招抚吴少诚，这是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杀人才算立功呢？”随后，德宗对韩全义依然无比信任，“礼遇甚厚”。
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厚待和礼遇，让韩全义受宠若惊，相信自己家的祖坟一定是冒了青烟。
是的，在德宗李适这样的领导手底下打工，每个草包家里的祖坟都会冒青烟，无一例外地冒青烟。
贞元后期，大唐帝国的马车还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虽然走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但看上去也并没有倾覆的危险。
这样的发现让德宗李适很有些自鸣得意。
得意之余，李适忽然生出了某种冲动——自己当宰相的冲动。
随后，德宗就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亲自选用整个帝国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以致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大权独揽让德宗李适在帝王生涯的最后几年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这时候，如果你担心他因日理万机而过度操劳的话，那你就太小看李适了。
他选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所以亲自遴选再多的官员也不会觉得累。
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他。
换句话说，只要你出得起钱，皇帝就可以本着公平交换、互惠互利的原则，给你个官做。
关于德宗变相卖官的事情，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贞元十六年底，河东节度使李说病卒，德宗命行军司马郑儋继任节度使。然后行军司马一职就出缺了，德宗想来想去，最后选中了一个叫严绶的刑部员外郎。之所以选上这个人，是因为德宗清晰地记得，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严绶当时还在某个藩镇手下当小幕僚，就曾经很懂事地献给他一笔“进奉”，那时候德宗就特意记下了他的名字。如今河东行军司马一职出缺，德宗当然要用官位回报他了。
对于此事，柏杨先生极为愤慨：“李适身为圣明天子，对于向自己行贿的官员，竟如此欣赏，不次擢升，使人瞠目结舌！中国五千年来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终于找出缘故：原来，国家的最高领袖，他自己就是贪污大王！”
当然，德宗李适并非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卖官的皇帝，但他在这方面的光辉履历，肯定是本朝三百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除了卖官之外，德宗李适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
当年流亡奉天的穷日子实在是太让人铭心刻骨了，所以自从回京之后，这位大唐天子就对敛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刚开始总被李泌、陆贽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好了，李泌和陆贽都不在了，现任宰相充其量只能算是天子的秘书，一贯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天下诸道及各州县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便络绎不绝地涌进了宫中的小金库，让德宗李适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时间一晃就到了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老大帝国的马车在貌似平静中缓缓驶进了九世纪的黎明。
九月的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让德宗猛然从他那无比滋润的小日子中惊醒了过来——太子李诵中风了。
太子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一下子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一年，德宗李适六十三岁，显然已经时日无多。
皇帝老了，储君残了。这样的局面顿时让满朝文武忧心忡忡——下一步，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
第二章 从顺宗到宪宗
【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皇亲国戚纷纷入宫向德宗皇帝拜贺新年，整座大明宫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李适一直对着亲人们点头微笑。可他焦急的目光却始终在这些熟悉的身影中来回逡巡。
他在寻找一个人。
结果当然是令他失望的——那个人没来。
虽然老皇帝早就预料到卧床不起的太子已经不可能来看他了，可当拜年的人们依次退出之后，李适的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清亮的老泪。
当天李适就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病势日渐沉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准备另立储君。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直到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命人传唤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絪和卫次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适已经驾崩。近侍宦官说：“禁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明知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没人敢吭声。只有卫次公忍不住站了出来，说：“太子虽有疾，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情况实在不允许，也要立广陵王（太子长子李淳），否则必将大乱！”郑絪等人连忙随声附和。
宦官们对视一眼，不好再说什么，可心里却在冷笑——就太子那身子骨还能当皇帝？恐怕连站起来走上金銮殿都是个大问题吧？
没错。对太子李诵来讲，如何站起来——并且走向那张人人觊觎的天子御座——的确是个大问题。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并且还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众禁军将领。看到这一幕，那些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而一直忐忑不安的文武百官则是庆幸不已。
也许，这就是意志的力量。
太子李诵比谁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紧迫。
这样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又撑起了他的身躯。
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驾崩次日，太子李诵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
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
那天在登基大典上，好多禁军士兵半信半疑，踮着脚尖张望，不相信金銮殿上的那个新皇帝真是中风数月的太子。后来士兵们看清了，金銮殿上的那个人的的确确是李诵，据说有人当场激动得掉下眼泪。
也怪不得他们激动。万一太子真的站不起来，大明宫必将因争夺皇位而爆发政治动乱，而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就是这些禁军士兵。
顽强的意志虽然支撑着李诵坐上皇帝的宝座，但却无法使他开口说话，自然也就无法让他在朝会上决断政务。于是新君只能坐在宫中，面前垂下一道帘帷，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百官在帘帷外奏事，天子批复皆自帷中出。
这样一种局面决定了新天子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身后的谋臣集团。所以，历史也就注定会在这一刻，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
他们就是王叔文和王伾。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真正的草根。他们都来自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既无世族背景，也无政治根基。尤其让满朝文武鄙夷不屑的是，这两人都不是进士出身。当年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朝中，并且留在太子李诵身边，皆因二人均有一技之长。王叔文“善弈”，是围棋高手；王伾“善书”，是书法高手；二人均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王叔文以棋待诏，王伾以书待诏。
也许正因为来自民间，所以他们身上少了长安官场的虚伪与骄奢之气，多出了一种草根阶层特有的质朴和率真，因此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王叔文，对于德宗一朝的政治乱象和民生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并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对李诵影响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子的老师。
除了二王，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相形之下，韦执谊的资历显然要比二王深厚。他出身于关陇世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出头即成为翰林学士，时任吏部郎中，属于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刘禹锡与柳宗元也都是饱学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都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圣手，其时皆官拜监察御史。
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可能缺乏经验和谋略，但绝不缺乏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顺宗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改革。
为了这一天，王叔文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此刻的王叔文踌躇满志，看见新朝的政局和帝国的未来就像一个等待他落子的棋盘。
王叔文信心十足地开始了布局。
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顺宗李诵在王叔文的筹划下，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以闪电速度把这位新秀一举推上了宰相的高位；二十二日，任命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兼翰林待诏；而王叔文本人则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王叔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是考虑到在他们几个人中，只有韦执谊具有相对较高的资历和人望，所以必须把他推到前台；而他本人和王伾仅是侍臣，人微言轻，难孚众望，所以只能位居幕后。但是谁都清楚——王叔文才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
布局之后，他们又迅速做出分工。凡有奏议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作出决策，再由王伾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后交付中书省，由韦执谊颁布施行；此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则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相互呼应。
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大幕。
二王集团的所有成员全都摩拳擦掌、热情高涨。可他们绝对不会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将在致命的打击下中途夭折，最终以人亡政息而草草收场。
而这位精通黑白之道的堂堂国手王叔文，也将在这盘政治棋局中遭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失败。
不，是脆败，是尚未与对手在中盘展开厮杀就全军覆没的脆败。
这次脆败不仅彻底埋葬了王叔文的政治理想，而且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也必将再有的其他改革一样，王叔文的改革之刃一挥起来，就直接刺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心脏。
被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
之所以选择他，首先是因为此人一贯横征暴敛，被长安百姓恨之入骨，搞掉他就能赢得民心；其次，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且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身上开刀，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绝不会畏惧强权，而且针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