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2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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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承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南面的威胁。接下来，他就可以专心对付北方的李宝臣了。
自从这一年五月开战以来，李宝臣对魏博的进攻可谓不遗余力，代宗对此甚为满意，就派遣了一个叫马承倩的宦官前去宣旨慰问。
然而代宗却没有想到，这次宣慰非但没有达到鼓励的目的，反而严重打击了李宝臣的积极性。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宦官马承倩身上。
按惯例，宦官到地方上宣慰，临走前都是要收一笔“劳务费”的，李宝臣当然也不敢怠慢了马承倩。这家伙回朝复命前，李宝臣专程带上了一百匹绸缎，亲自送到了马承倩所住的驿馆。没想到马承倩非但不领情，反而勃然大怒，指着李宝臣的鼻子一通臭骂，最后还让人把那一百匹绸缎全都扔到了大街上。
马承倩并不是廉洁拒贿，而是嫌东西太少。
他本来以为，李宝臣身为强藩，拥兵据地，财大气粗，出手肯定阔绰，不料却只送了区区一百匹绸缎，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最后马承倩一匹也没要，气呼呼地回长安去了。
李宝臣出来混了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羞辱，心里自然很不爽。他的心腹、成德兵马使王武俊就说：“您对朝廷新立大功，尚且被一个瘪三如此羞辱，来日平定叛乱，恐怕一道诏书就卸了您的兵权，把您召回京师软禁起来了，依在下所见，不如放田承嗣一马，这样朝廷才会始终重用您。”
王武俊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李宝臣养寇自重。李宝臣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停止了进攻的步伐，跟李正己的南路各军一样按兵不动了。
听到李宝臣得罪天子使臣的消息后，田承嗣心里乐开了花。这样一来，南北两路的朝廷军就都不约而同地停火了，田承嗣真是打心眼里感激马承倩。
不过，让九镇联军停火只是田承嗣计划的第一步。
他真正想要的，是让他们之间爆发内讧。为此，田承嗣已经在成德李宝臣和幽州朱滔之间，设了一个阴险的局。
田承嗣知道，李宝臣是范阳（幽州治所）人，很早就在打范阳的主意，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所以下不了决心。现在，田承嗣就打算帮他下这个决心。
首先，田承嗣让人在一块石头上刻了这么一句谶语：“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然后命人偷偷把石头埋在了成德境内。接着，田承嗣又找了一个术士去忽悠李宝臣，说某某地方有帝王之气。李宝臣顺着术士的指引找过去，往地下一挖，就把那块写着谶语的石头挖出来了。
最后，田承嗣又派出一个口齿伶俐的说客，继续跟李宝臣忽悠，说：“您若与朱滔共取沧州（田承嗣地盘，位于魏博最北端，与李宝臣的辖境接壤），就算打下来，沧州也是朝廷的，非您所有。可是，如果您愿意跟田承嗣尽释前嫌，精诚合作，他自愿把沧州献出来，划归成德。而且田承嗣还说了，如果您想打范阳，他可以竭尽全力，帮您完成心愿。只要您率精锐骑兵为前锋，他必率大军跟进接应，如此，范阳没有不克之理。”
李宝臣闻言大喜。
因为这番话跟石头上那句谶语完全相应，所以李宝臣相信，这一定是上天要把范阳送给他。既然如此，他还犹豫什么呢？
心动不如行动，说干就干！
随后，李宝臣便迫不及待地派人与田承嗣密谋，制订了一个袭取范阳的计划。
田承嗣非常守信用，计划一定下来，他立马率军北上，驻扎在魏博与成德交界，准备随时听候李宝臣差遣。
当时，朱滔正率部屯驻瓦桥（今河北雄县），李宝臣决定擒贼先擒王，出动一支骑兵奇袭瓦桥，把朱滔干掉，再和田承嗣联兵直捣范阳。
为了保证奇袭时能够精确打击，李宝臣就派人去跟朱滔说：“听说朱公仪貌伟丽，威如天神，鄙人很想讨一幅画像，日夜瞻仰。”
朱滔被捧得晕乎乎的，立刻着人画像，送到了李宝臣手上。随后，李宝臣就把朱滔的画像挂在了演武堂上，然后天天跟将士们一块瞻仰，口中还不停赞叹：“果然是神人啊！”
等将士们把朱滔轮番瞻仰了一遍，李宝臣便从中遴选了两千精锐，然后下达战斗指令，说：“格杀演武堂画像上的那个人！”
奇袭部队当即出发，昼夜奔驰三百里，兵锋直指瓦桥。当时，幽州跟成德是友军，朱滔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宝臣会来偷袭。所以，直到成德的偷袭部队杀入大营，朱滔才从梦中惊醒。他仓促指挥部众应战，结果被杀得溃不成军。朱滔慌忙换上士卒的衣服，好不容易才脱离险境，狼狈不堪地逃回了范阳。
得知李宝臣与朱滔交兵的消息，田承嗣发出了一阵痛快淋漓的大笑。很好，老子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田承嗣随即打道回府，并且派人给李宝臣送了一句话，说：“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我境内有紧急情况，不能和您一起攻打范阳了，至于石头上的谶语，是我和您开玩笑的，千万别当真！
李宝臣目瞪口呆，一张脸涨得像猪肝。
他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进魏州，把田承嗣千刀万剐，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再掏出他的心肝炒着吃！
可李宝臣知道，这只是自己的意淫。
因为成德夹在幽州和魏博中间，本来就已经和魏博不共戴天，现在又跟幽州撕破了脸，自己已经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了，凭什么再跟田承嗣斗？此时此刻，李宝臣不但不能南下攻击田承嗣，而且必须分兵抵御北边的朱滔，防止他出兵报复。
随后，李宝臣垂头丧气地撤回了恒州，同时命骁将张孝忠率七千精锐驻守易州（今河北易县），防备朱滔。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征讨田承嗣的军事行动就这样不战自败、无果而终了。
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唯一一次与藩镇大动干戈的结果，就是劳师丧财、损兵失地，而且还换来了一肚子的愤怒、无奈和沮丧。
大历十年十二月末，田承嗣假惺惺地上表代宗，请求入朝；同时，淄青的李正己也频频上表替他说话，希望天子能给田承嗣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二月，代宗李豫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赦免了田承嗣的所有罪行，并恢复其官爵，准许他本人或家属入朝；此外，其麾下部众曾抗拒朝命者，也一概赦免，既往不咎。
谁笑到了最后？
当然是田承嗣。
田承嗣一次次说他要入朝谢罪，其实都是放屁。
他非但不入朝，而且始终没有放弃扩张的野心。
大历十一年五月，汴宋（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留后田神玉病卒，都虞侯李灵曜趁机发动兵变，杀了该镇的几个军政首脑，随即自立为留后，并北结田承嗣为援。而田承嗣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竟公然充当李灵曜的靠山。
代宗为了安抚李灵曜，就任命他为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刺史。可李灵曜却嫌官小，拒绝赴任。代宗无可奈何，只好承认他为汴宋留后。
李灵曜得逞后，更加不把朝廷放在眼里，随即效仿河北诸镇，一口气任命了境内八州的所有刺史和县令，致使朝廷任命的那些官员一夜之间全部下岗。代宗忍无可忍，遂征调五道兵马征讨李灵曜。田承嗣出兵援救，代宗再度削除田承嗣官爵，宣布对田、李二人一起讨伐。稍后，田承嗣和李灵曜分别被朝廷军所败。李灵曜逃亡，后被擒，押送京师斩首。田承嗣惶悚，赶紧又上表请罪，李正己又替他说话，代宗只好再一次就坡下驴，下诏复其官爵……
唐代宗李豫在位的十几年间，这一幕幕藩镇叛乱的闹剧就这样此起彼伏、循环上演，而李唐朝廷根本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藩镇问题，只好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除了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制衡外，代宗李豫实在是别无良策。
朝廷对诸藩处处妥协、一再退让的结果，就是令其越发骄纵、日益坐大！
关于唐代宗大历末年的政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段准确的概述和评论：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郓五州……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籓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众五万；梁崇义（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襄州，今湖北襄阳市）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众二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代宗李豫）宽仁（实际上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一听其所为……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名为藩臣，实如异域！
这就是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所面临的历史困境。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春，当心力交瘁的唐代宗李豫陪伴着内忧外患的大唐帝国步履蹒跚地走过十七度春秋后，一切显然都还没有好转的迹象。虽说在这年二月，朝廷的心腹之患田承嗣终于死了，但是代宗并不敢采取什么举措，只能听任其侄田悦自立为留后，随后任命田悦为节度使。三月，淮西都虞侯李希烈又发动兵变，驱逐了节度使李忠臣，迫使李忠臣单骑亡走京师。代宗无可奈何，仍复以李希烈为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
这年夏天，五十四岁的唐代宗李豫终于在无尽的烦忧和抑郁中一病不起了。
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日暮时分。
长安大明宫紫辰内殿。
唐代宗李豫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看见夕阳的余晖正一点一滴从他的眼前褪去，同时看见一个未知的黑暗世界正一步一步地朝他走来。
这天早上，自知大限已至的李豫颁布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道诏书——命太子李适监国。
李豫知道，这个年已三十八岁的长子已经完全有资格继承李唐王朝的社稷江山，但他始终心怀隐忧的是——李适有能力对付那些“名为藩臣，实如异域”的跋扈藩镇吗？李适有能力驾驭这辆险象环生、前程叵测的帝国马车吗？
夜幕徐徐降临，内殿一片静阒。几个宦官小心翼翼地点亮了殿内的火烛。他们的脸在半明半暗的光影中浮沉闪烁。仿佛有那么一瞬间，李豫蓦然看见了几张熟悉的脸。
那是李辅国的脸、程元振的脸、鱼朝恩的脸……
他们来了吗？
他们去了又来了吗？
李豫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然后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李豫走了。
远处的世界依旧喧嚣，世上的人群依旧扰攘。
李豫走了，把骚动不安的尘世遗落在了身后，把一团乱麻的天下遗落在了身后，把无尽的流血、杀戮、阴谋、谎言、背叛、纷争，全部遗落在了身后……
第六章 德宗李适初政
【礼法之争的背后】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即皇帝位，是为德宗。
新天子登基，该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治理朝政，而是服丧。
在古代，服丧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按照儒家传下来的礼法，无论哪个人遭逢父母之丧，都要守孝三年，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学名叫“丁忧”。也就是说，不管你当再大的官，碰到爹娘死了，你也得老老实实回家去丁忧三年，除了吃饭睡觉看书写字之外，几乎啥事也不能干。
可是，这事要是搁在皇帝头上，就有点不太靠谱了。
道理很简单：宰相要是回家三年，别人还可以替他处理政务；皇帝要是三年不上朝，谁来替他君临天下？
为了解决这个不靠谱的问题，大概从汉文帝开始，就有了一个从权变通的办法，把皇帝的服丧时间从三年缩短为象征性的三十六天（代替三十六个月）。唐朝自高宗以后，都遵照这个办法执行，到了玄、肃二朝，更进一步缩短为二十七天。代宗临终之前，也在遗诏中表示，新君服丧二十七天，帝国各级官员则只需哀悼三天，“天下吏人，三日释服”。总之，大家意思意思就行了，三天后该干吗干吗去，别耽误了工作和学习，当然也别耽误了娱乐。
代宗这个遗诏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满朝文武极力拥护，都表示要坚决执行。
可是，偏偏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所有官员都必须跟新君一样，服满二十七天，一天也不能少！
这个人就是宰相常衮。
常衮是代宗晚年颇为倚重的大臣，和当时的名臣杨绾同时入相，可杨绾没多久就病逝了，于是常衮就成了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
在常衮之前，当政的人是弄权宰相元载。众所周知，元载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腐败，不仅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而且总是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