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第2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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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悻悻作罢，但还是加封安禄山左仆射之职，并赐他一子为三品官，一子为四品官。
紧接着，安禄山又得寸进尺，要求兼任御马总监和全国牧马总管。我们说过，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不亚于今天的坦克，所以，这两个职位具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既然如此，玄宗会给他吗？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虑和犹豫，玄宗就答应了安禄山的要求。
随后，安禄山派遣了几名亲信，命他们在御马监中挑选了数千匹最强健的战马，悄悄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饲养。
又过了几天，安禄山又奏：“臣所部将士，在与奚、契丹、铁勒九部、同罗等部（‘文）落的作战中，立下了（‘人）很多功勋，臣请求破（‘书）格提拔他们，希望朝廷（‘屋）提供一些空白的委任状，臣可带回军中，直接授予他们。”
如果是一个智力正常的皇帝，在听到这样的请求时肯定会生出极大的警觉，可玄宗却丝毫不起疑心，一下就给了他几千张空白的委任状。后来安禄山回到范阳时，一口气就任命了五百多个将军，两千多个中郎将，彻底收买了全军将士的心，也把他麾下的这十几万帝国军队彻底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没有人知道玄宗为何会对安禄山纵容到这个地步。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脑子进水了，或者是他鬼迷了心窍。
在朝廷捞了个钵满盆满之后，安禄山准备开溜了。
该表的忠心已经表了，该捞的实惠也都捞了，再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只会夜长梦多。
天宝十三年三月，安禄山向玄宗奏请回范阳，玄宗依依不舍，亲自脱下身上的御袍赐给了安禄山。曾几何时，安禄山披上李林甫的袍子时，心底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而今，当安禄山披上皇帝钦赐的御袍时，心里却在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禄山是很感激大唐天子李隆基的。
因为这个慈祥而慷慨的老人不仅曾经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给了他人臣所能拥有的一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安禄山打心眼里，其实是非常尊敬，甚至喜爱这位老人的。
然而，感情从来只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极小的一部分。尤其是像安禄山这种以打仗为业、以政治为生命、以权力为人生目标的男人，感情就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很不实用的奢侈品。安禄山从来不会让感情这种东西影响自己的意志，更不会让它左右自己的决定。
所以，尽管他尊敬甚至爱戴李隆基，但这并不妨碍他悍然起兵，夺取李隆基的江山和臣民，夺取本属于李隆基的一切！
是的，这并不矛盾。
因为这就是人性。
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比他来长安时走得更快。
由于担心杨国忠又在玄宗面前叽叽歪歪，以致玄宗生出疑心，安禄山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范阳。
安禄山疾驰出关以后，改走水路，乘船沿黄河东下，命纤夫十五里换一班，昼夜兼程，片刻不息，日行三四百里，所过郡县概不停留，一口气跑回了老巢。
安禄山临走时，玄宗曾派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力士回宫后，玄宗问他：“此次回朝，安禄山应该感到满意吧？”
高力士答：“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些怏怏不乐，定是知道本来命他当宰相，可又中途变卦了，所以感到不快。”
杨国忠一听，马上说：“这件事没人知道，肯定是负责草诏的张垍把消息走漏了。”
玄宗勃然大怒，立刻把张垍贬为远地司马，同时把他哥哥刑部尚书张均贬为地方太守。
由于出了这件事，玄宗更加感觉对不起安禄山。所以从此以后，凡是有人控告安禄山谋反的，玄宗就直接把人绑了，送到范阳给安禄山处理。自此，天下人人皆知安禄山将反，可人人只能保持缄默。
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道与南诏的战争已经持续数年，唐军屡战屡败，前后战死的士兵多达二十万，可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却隐瞒了所有战败的消息，还向玄宗谎称大捷。满朝文武纷纷摇头叹息，可没人敢说出事实。
有一天，玄宗和高力士在闲聊。玄宗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却答道：“臣听说，云南屡屡战败丧师，此外，诸道边将又拥兵太盛，陛下将如何防范他们？臣担心，一旦出现祸乱，将难以挽救，怎么谈得上无忧？”
玄宗面露不悦，说：“你不用再说了，朕自有分寸。”
天宝末年，满朝文武、宫廷内外，还敢说真话的人也许就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
高力士虽然是个权倾内外的大宦官，连太子也要称呼他为“兄”，王公大臣也要称呼他为“翁”，驸马一辈则全都称他为“爷”，可谓尊贵已极，但是，和中唐以后那些弄权乱政的宦官比起来，他的品质实在要好得多。而且，高力士一贯小心谨慎，除了关键时刻向玄宗进几句忠言外，从不敢肆意揽权干政，因而满朝士大夫对他并无恶感，而玄宗也始终信任他。正因为此，当百官在杨国忠的专权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就只有高力士敢秉公直言了。
然而，即便高力士能说真话，此时的玄宗也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也未必会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
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又迫使资格比他老的陈希烈主动辞位，然后引荐了性格温和、较易控制的兵部尚书韦见素入相，从此把朝政完全控制在了手中。
当时，京畿地区已连续一年多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关中大饥，玄宗甚为忧虑，杨国忠不思赈灾，却找来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献给玄宗，说：“雨水虽多，但还不至于伤害庄稼。”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
后来，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杨国忠立刻把房琯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
随后，各地再也无人敢上报灾情。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玄宗站在寝宫中，仰望从铅灰色的穹苍中不停落下的雨水，心中的某个地方忽然动了一下，然后不无伤感地对身边的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
很显然，玄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杨国忠忽悠了。
所以他现在想听真话。
高力士看了看淫雨霏霏的天空，又看了看日渐苍老的皇帝，轻轻地说了一句：“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谦称他不敢言，其实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是一个彻底昏庸的皇帝，听到如此逆耳之言，一定会暴跳如雷。而如果是一个勇于反省的皇帝，听到如此忠直之言，也必定会有所行动。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既非彻底昏庸的皇帝，也不是能够反躬自省的皇帝，而是一个既糊涂又清醒、既骄傲又伤感、既强大又脆弱的皇帝。
所以，对于高力士的忠言，他唯一的反应只有两个字——默然。
此时的唐玄宗，似乎对一切都心知肚明，又似乎对一切都懵懂不知。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物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天皇帝享一天乐，让一切顺其自然。
所以，他只能劝自己不要怀疑安禄山，以免自寻烦恼。
所以，他只能深深沉浸在盛世迷梦中，任由历史的惯性，把自己和帝国一步一步地推向某个充满宿命意味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国忠正在乐此不疲地巩固权力、铲除异己。这年七月，他刚刚把陈希烈赶下了台；八月，他又把看上去很不顺眼的京兆尹李岘贬出了长安；十一月，他又担心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有可能会拜相，赶紧找了个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一年。
可在杨国忠眼里，太平盛世无疑还会延续很久很久。就算现在有人告诉他乱世马上就要来临，恐怕也改变不了他那快乐无比的心境。
作为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位子上，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杨国忠自己就曾经对人坦言：“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出身贫寒，只因凭借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管他未来到底怎么样呢，反正我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以美名传世，还不如抛开一切，尽享眼前极乐。
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无疑是玄宗和所有臣民的不幸。
让这样的人来控制帝国前进的方向，无疑是历史的悲哀。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春天跟往年一样照常降临。
冰雪消融，江河奔流，百花盛开，万物复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一切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在生命的第七十一个春天里，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匹北方之狼正傲然屹立在燕赵大地上，时而伸长脖颈仰天长嚎，时而呲牙咧嘴向西眺望。它亢奋的身体内躁动着不安的灵魂。它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死亡的火焰。它向天挥舞的利爪中，潜藏着攫取天下、撕碎一切的欲望……
【第七十一个春天】
没有人会否认，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多年间，大唐帝国确实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自从李隆基用雷霆手段终结了“后武则天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后，煌煌盛世的斑斓画卷就在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下迅速展开了……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朝廷强力推行括户政策，并在“增殖户口”的同时积极“劝课农桑”，使人口数量获得了极大增长，并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显著增加。据诗人元结所言，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繁忙的耕作景象。随着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大量增长，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累岁丰稔”、“年谷屡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大唐的国力从此蒸蒸日上！
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在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昔》中，对这个盛况空前的黄金时代作出了一番形象的描绘：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农业的大发展又迅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包括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金银铜器、陶器、木器、瓷器、玉雕、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皮革等行业。在许多行业中，都涌现出了精湛的工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如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发展到了高峰。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故名“唐三彩”。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展现出了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繁荣。
玄宗时代，唐朝在诗歌、绘画、书法、音乐、歌舞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不朽作品，也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巅峰，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诗坛上，更是大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自不待言，除了这两位大师之外，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崔颢、岑参、高适等人，也都是风格独具、光芒四射的人物。
在绘画方面，也涌现了众多名师巨匠：有善画仕女图的张萱、周昉，其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以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像；有善画鞍马的曹霸、韩幹，曾获杜甫赠诗歌咏；有善画山水画的王维，被苏轼称为“画中有诗”；又有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尤擅佛道画，其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衣袂飘飘，故有“吴带当风”之说。
在书法方面，有性情豪放、嗜酒如命的张旭，相传其酩酊大醉之际便会呼叫狂走，然后落笔疾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颠”雅称，后人尊其为“草圣”；在他之后，僧人怀素继承其笔法，亦以狂草惊世，史称其“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人将张旭、怀素并誉为“颠张醉素”；此外，又有将篆、隶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颜体”的颜真卿，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