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纵览-第1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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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是一个加工过程，要获得想象的成果，还需要有加工的对象，就是素材。许多人把想象力理解成为“无中生有”的能力，其实不然。想象力是把旧材料在脑子里加工成新材料的能力。优秀科幻作者之所以成功，更多地是在科学知识和人生阅历方面积累得比别人雄厚。反之，如果让他们改行创作武侠小说，估计不会比金庸、古龙写得更好的，因为他们在武侠方面较少积累和钻研。

第二节：全球化的文化

“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爱克曼《歌德谈话录》，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歌德的这番话过于超前，过于乐观了。直到他去世后将近一百年，一种真正的世界文学才初露萌芽，那就是科幻文学。

“诺伊霍夫协定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外交协定。它那古怪之极的性质因其几个完全超乎寻常的方面而惹人注目。例如，它不是在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缔结的，签约的一方却是整个人类，这样的实体在和解中还没有先例。”（科幻小说《诺伊霍夫协定》，《科幻之路》第六卷366页。克罗马尔尼齐努（罗马尼亚）。）这种将整个人类作为背景，作为情节中冲突的一方，甚至作为一个角色的故事，在科幻小说中层出不穷。科幻的一个重要性质在这里清晰地凸现出来：科幻文学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化艺术。

“全球化”是一个新名词。九十年代以前，它几乎不出现在中国的媒体和学术著作里。本书以前的版本在写到这个部分时，用的标题也是——“世界主义与科幻文学”。如今，“世界主义”这个名词和“国际主义”等表达类似对象的词汇一样，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

当然，更换新名词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时髦，也体现着思想方面的提升。“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虽然都有人类一体的内容包含在内，但却分别植根于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里，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全球化”这个词，更突出历史进程自然而然的性质。（有的朋友可能不同意这个结论，他们说，现在提倡全球化最厉害的是美国人，全球化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甚至说，全球化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借以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价值观，打开美国跨国公司的市场。笔者承认，在今天，确实是美国人发出了呼吁全球化的主要声音，但那不过是他们“顺天应命”而已。全球化其实是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进程。）

人类是从世界各地，分别以部落形式开始自己的历史的。最初不仅没有什么“全球化”，人类甚至不把另外部族的人当成同类。有些保留至今的民族称谓，如“赫哲”（族）、“因纽特”（族）等，在其本族语言中都是“人”的意思。在原始社会，其他部落的人不仅不是“人”，而且可以作为食物吃掉。直到今日，在不同民族之间划分先天素质的等级思想，仍然大有市场。这类种族主义观点，仍然包含着不把“劣等民族”当人的“思想化石”。

承认不同民族的人都是人，因而平等，这是人类文明史的巨大进步。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宗教，正在于它们都有不分种族，四海一家的教义。反之，不提倡跨民族平等的犹太教和神道教就只能是民族宗教。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能够扩展到海内外，甚至在中世纪远达西方，与其强调“大同世界”有直接关系。到了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全球化”学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从来没有想过马克思是德国人、犹太人，因为他的学说完全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的狭窄范围。国际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早期全球化学说的背后，都反映了同一个历史进程：人们需要不断扩大生存空间，直至扩展到全人类的范围内。这些宗教和学说以不同的方式提倡全球化，而全球化趋势本身并不依赖这些教义和学说而存在。

那么，全球化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呢？“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是中国主流文化界的一句响亮口号，但笔者并没有看到多少正面的例子。反之，那些受各国读者、观众普遍喜爱的文艺作品，往往都是民族色彩弱，而突出强调普遍人性的作品。

美国的流行文化，特别是好莱坞影片横扫全世界。有的评论家就正确地指出，它的成功之处在于着重表现普遍的人性，在于对世界文化的包容性。当我们在为李连杰、李安他们的好莱坞之旅庆贺时，其它国家也在追捧本民族的好莱坞明星。而这些明星并非只作为配角演驿美国故事，他们也在好莱坞的影片中，作为主角讲述全世界各地的故事。好莱坞不仅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

早在八十年代，以《女奴》为代表的巴西电视连续剧曾经是中国文化市场上的一道奇特风景，当时也有评论家指出，这些连续剧受欢迎，因为它讲的都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有趣的“家长里短”，而不是宣扬正宗的“巴西文化”。最近，“韩流”在中国呈压倒优势，作为韩流主力的影视作品也都着眼于普遍的情感生活等方面。而没有怎么强调韩国的民族性。

反观中国，惟一能够打入世界市场的文化产品就是我们的武侠电影。而它的成功，与其说是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如说是给了他国观众在格斗技艺方面的新奇视觉享受。没有一个国家的打斗电影能够象中国武侠片那样精良、丰富和刺激。据说在美国影院放映《卧虎藏龙》时，遇到大段对白，美国观众就打盹；等到人物“飞来飞去”再瞪起眼睛看。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越是反映普遍人性的，越是世界的。这个道理并不是什么口号，而是已经为文化市场所证明的自然现象。

而科幻文学，恰恰便是一种能够反映普遍人性的文化产品。全球化倾向也一直是科幻文学的主流。科幻文化中的全球化倾向，首先便根源于它的科学价值观。科学正是普遍人性的体现。科学家有祖国而科学无国界。任何一种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本质上都会影响到全世界。专利界限从来没有真正地阻碍过技术流传。所以，当一篇科幻作品描写到科学发现或发明时，自然要涉及它对全人类的意义。

其次，人类生活空间的不断交融，产生了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如人口危机、能源危机、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日益膨胀，早就使条条国界显得可笑。而科幻文学关注的，往往正是这样的全球性，全人类的问题。

全球化浪潮对近现代文学发展有着深厚的影响。科幻文学的先驱之一——伪旅行小说，正是西方国家地理大发现的产物。直到今天，科幻小说中的星际探索类作品，仍然洋溢着那个时代热情的余温。而当科幻文学产生之后，全球化便成为科幻小说的基本特色。

全球化浪潮在科幻文学中的体现，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比较低的层次，表现在故事背景和人物的异域性上。也就是说，故事的空间跨度超过了作者的祖国；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或者重要人物是外族人。

在科幻小说的鼻祖《弗兰肯斯坦》中，弗兰肯斯坦便追踪他的创造物，一直深入到北极。凡尔纳描写全球探险，故事背景遍及世界各地，甚至太阳系。到了二十世纪，写遍世界成了科幻创作的普遍倾向。香港作者倪匡笔下的卫斯理，可以说是文学作品里最早的中国探险家形象。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甚至包括马达加斯加、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偏远国度。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刚刚向世界敞开大门的时候，科幻小说就成为第一批描写异国他乡的作品。象《珊瑚岛上的死光》这样的代表作，全部故事都发生在国外，这在当时其它文学样式中是不可想象的。

全球化浪潮在科幻小说中的较高层次体现，是故事的普遍性，“通用性“，是背景和人物的可代换性。也就是说，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家，主要人物是哪个民族都不影响故事本身。威尔斯的《两个世界的战争》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在小说原作中，火星人“入侵”的是英国。后来作品在美国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影，火星人就“入侵”了美国。而故事的情节脉络基本不受影响。原因正在于，火星人的对手是人类，具体在什么地方战斗并不重要。

宇航题材的科幻小说似乎最能反映这种倾向。由于面对的是浩翰的太空，人类的飞船出自哪个国家，宇航员是什么民族，变得非常不重要。全球灾难题材、外星人题材的科幻小说，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科幻文学对全球化浪潮的最高表现现，是那些描写全人类共同问题的作品。或者说，是直接反映全球化的作品。威尔斯的《星》是其中的一个范例。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出现一个具体的人，全人类是一个“角色”。“他”面对着彗星撞击的灭顶之灾的种种表现，是这篇作品的主要情节。斯特普尔顿的《最后和最初的人》，更是把人类的进化史当成描写的对象。气魄之宏伟无以复加。

中国科幻作家郑军的短篇《护身符》（《科幻大王》2001年七月号）也是全球化思想的体现。作品中写到，前苏联的加加林作为人类第一个宇航员，当他真正面对浩翰太空时，一下子产生了超越民族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神圣体验。但在冷战时代，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便用秘密日记记录了这份体验。后来，这篇日记就成为世界各国宇航员中秘密流传的“护身符”，因为这些“高高在上”的人，更漠视小小球体上那些人为的界限。

当然，在世界科幻文学史上，宣扬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宣扬意识形态对立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其中相当一部分发表时也引起过轰动。但有趣的时，经过时间选择后形成的科幻经典长河里，没有这些作品的影子。这似乎更能体现科幻文学超越民族、文化、政治思想的共同价值观念。一部关心全人类的科幻作品，自然能为全人类所关心。反之亦然。

对于中国科幻界和科幻爱好者来说，在科幻文学全球化性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了解的一个方面，是外国科幻作家怎样在他们的创作中描写中国。

1892年，凡尔纳在科幻长篇《克洛迪斯邦巴纳克》中，将主要情节放在了中国。作者虚构了一条宏伟的欧亚大铁路。这条铁路从塔什干铺向中国的和田，穿过平均海拨三千米的帕米尔高原，然后再经芜恙、茫涯、新州、兰州、金州、西安、河南、鲁南、太原、天津，最后到达北京。当然，今天的中国读者只要有中学水平的地理知识，就能看出这条大铁路的线路设计中存在“硬伤”。不过这并不重要。这部作品更多地留给我们的，是将科技进步推广到世界每个角落的激情。在同时代的满清政府里，就是最面向世界的洋务派官员，恐怕也没有勇气设想出，在自己的国土上能出现铁路纵横的宏伟景观。是作者在小说里描写的中国，是他理想里的中国：一个融入开放世界的中国。

我们的东邻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在日本科幻作品中，大量出现中国人和中国背景。冷战期间，日本曾经出版过一本描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著名科幻作品《明斯克号出击》。故事的重要情节就是中苏大战。1974年，被称为“日本科幻推土机”的小松左京出版了惊世之作《日本沉没》。小说里最有特色的人物，那位东方君主般的“百岁老人”是一个东渡日本的中国僧人。小说里，中国人民努力接纳日本难民，与西方国家只接受高技术难民成鲜明对比。

日本文人非常喜爱中国古代的“三国故事”。田中芳树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科幻巨篇《银河英雄传说》中，设置了“银河帝国”、“自由行星同盟”和“费沙自治领”的太空政治格局，把“三国”背景搬上了银河系。不仅如此，他还给书中两大主人公之一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杨威利。在给杨威利安排的虚拟家谱中，他的父亲杨泰隆是一位本分而又不失小手腕的商人。不知道这是不是和中国人留给全世界的普遍印象有关。

日本科幻作家丰田有恒创作的《蒙古的残阳》干脆便以恢宏的中国历史为素材。在这部作品中，元帝国建立了世界政权，成吉斯汗纪元8110年，深受黄种人压迫的白人拉尔森乘坐时间机器飞回公元1301年，试图改变历史。

外国科幻作家描写中国，写得最准确最精彩的，莫过于美国科幻作家布雷德伯里的科幻小说《飞行器》。这里的“准确”不是资料的准确，而是精神实质的准确，作者准确地勾划出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劣根性。东晋元帝遇到一位发明了飞行器的民间发明家，给予他的“奖励”便是砍头！那架原始的滑翔机也被仔仔细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