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震-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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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震之一》中，我让特劳特把他的短篇小说《B36姐妹》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拴在捎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中。那地方在曼哈顿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百老汇西边两个门。那是二○○○年圣诞节前夜那天下午，与假设中将每个人每样东西一下子弹回到一九九一年的时震相隔五十一天。
我说过，文学艺术院的成员不用电脑。而热衷于用老办法创作老式的艺术。他们也经历着文化适应。他们就像蟹状星云中母权杜会的布布星球上那两个搞文艺的姐妹一样。
真的有一个美国文学艺术院。在《时震之一》中，我把它的总部设在一幢豪华的大楼里。楼外门前真的有一只消防水龙头。大楼里面真的有一个图书馆、一个画廊、几个接待厅、会议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还有一个非常气派的大礼堂。
根据国会一九一六年通过的法令，文学艺术院不能超过二百五十个成员，都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是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作曲家、建筑师、画家或雕塑家。
由于死亡，由于那个“狰狞的持镰收割者”①。他们的队伍不断缩小。活着的成员有一项工作就是提名，然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新人来填补空缺。
文学艺术院的创建人中包括老派作家如亨利·亚当斯②、威廉和亨利·詹姆斯兄弟③和塞缪尔·克莱门斯，④以及老派的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⑤。他们的读者或听众不可能很多。他们工作惟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头脑。
我在《时震之一》中说过，到了二○○○年，他们那类艺术匠人在大众眼里，“就像现今在新英格兰旅游城里制作自殖民时期以来一直被叫做‘转转轮’的一种玩具风车的手艺人一样古怪”。
第九章
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文学艺术院的创始人，同发明了录音机、电影和其他东西的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同处于一个时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旨在吸引全世界亿万人注意力的发明，还只能发出难听的粗叫和摇曳的光影，还只是生活本身的挖苦作品。
文学艺术院现在占据的大楼，是一九二三年由慈善家阿切尔·米尔顿·亨廷顿出资，麦克金－米德－怀特公司设计的。那年，美国发明家李·德·弗莱斯特造出了新的器械，能给电影配上声音。
我在《时震之一》中有一个二○○○年圣诞节前夜在莫妮卡·佩帕办公室的场景。莫妮卡是虚构的文学艺术院的行政秘书。那是基尔戈·特劳特将《B36姐妹》手稿放入门口无盖铁丝垃圾篓里的那天下午，离时震发生还有五十一天。
佩帕夫人，也就是困于轮椅的残疾作曲家佐尔顿·佩帕的妻子，与我那个极端厌世的姐姐艾丽长得十分相像。艾丽死于很久以前的一九五八年，当时我三十六岁．她四十一岁。要债的一直逼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世上的一切都对她构成了致命的癌症。这两人都是漂亮的金发女郎，这点没问题。但她们身高都是六英尺二！两个女人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了永久性的文化适应，因为除了在非洲的瓦图西人①中间．这么高的女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显得格格不入。
两个女人都有不幸的身世。艾丽嫁给了一个不错的男人，但他在愚蠢的生意中亏掉了他们两人的所有积蓄，而后又再亏了一些。莫妮卡·佩帕是造成她丈夫腰部以下瘫痪的原因。两年以前，在科罗拉多州艾斯本的—个游泳池里，她碰巧跳水落在他的身上。艾丽债台高筑，又有四个儿子要抚养，但至少她只要死一次就了事了。而在时震发生后，莫妮卡·佩帕还得再来一次燕式跳水，朝她丈夫身上砸去。
二○○○年圣诞节的前夜。莫妮卡与佐尔顿正在文学艺术院她的办公室里交谈。他们俩年龄相同，都是四十岁，是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他们没有子女。由于她的缘故，他那件器具已不顶用。佐尔顿哭笑无常显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他吵闹主要是因为隔壁家那个五音不辨的孩子。他通过一种叫“沃尔夫冈”②的新电脑软件的帮助，谱写了一部模仿贝多芬但质量尚可的弦乐四重奏。
那个惹人讨厌的孩子的父亲，还偏偏把他儿子的电脑打印机里吐出来的乐谱拿来给佐尔顿看，问他写得好不好。
就好像那条残腿、那件派不上用场的器具还不足以使佐尔顿情绪失控，一个月前，他当建筑师的哥哥弗兰克由于自尊受到几乎同样的打击而自杀身亡。对的，由于时震弗兰克将被从坟墓里拖出来，当着妻子和三个孩子的面，再次一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得崩裂。
事情是这样的：弗兰克到药店去买避孕套，或者口香糖，或者别的什么，药剂师告诉他，他十六岁的女儿已经成了建筑师，并想从高中退学，因为中学里太浪费时间了。学校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那些只配进初级学院的低能儿——买了一种新的电脑软件，通过这个软件的帮助，她为这个死气沉沉的地区的青少年设计了—个娱乐中心。这种电脑软件叫“帕拉迪奥”①。
弗兰克来到电脑商店，要求在购买之前先试一下“帕拉迪奥”。他怀疑这种电脑软件对像他这样一个受过专门教育、以建筑设计为专业的人会有什么帮助。于是，就在店堂里面，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帕拉迪奥”完成了他让它做的事，画出了可供承包商按托马斯·杰斐逊②风格建造一座三层停车库的图纸。
弗兰克尽他所能，提出了最不可思议的设计要求，满以为“帕拉迪奥”一定会告诉他去另请高明。但事情并非如此。电脑向他发了一份又一份的信息表，问他设计停放多少辆汽车。由于各城市对当地城市建筑有不同规定，问他建在哪个城市、车库是否也供停放卡车使用，等等，等等。
它甚至还询问周围建筑的情况，是否能与杰斐逊风格的建筑融为一体。它还以迈克尔·格雷夫斯或贝聿铭①的方式向他提交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
它告诉他排电线和管道的方案，以及他能说出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估计造价。
于是，弗兰克回到家里，第一次自杀。
两个二○○○年圣诞节中的头一个圣诞前夜，佐尔顿·佩帕在文学艺术院他妻子的办公室里又哭又笑。他对他漂亮但腼腆的妻子说：“过去一个人在他的行业中遇到灾难性的大倒退，人们常用的说法是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端还给他。我们的头现在被镊子钳提着交还给我们。”
当然，他话中指的是集成芯片。
第十章
艾丽死于新泽西。她丈夫也是个印第安纳州本地人，两人都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皇冠山公墓。安息于此的还有山地人诗人、终身未娶的酒鬼詹姆斯·维特考姆·莱利①，还有三十年代可爱的银行抢劫犯约翰·迪林格．还有我的父母库尔特和伊迪丝·冯内古特，还有哈佛毕业的人寿保险商、遇到高兴事就说“真是美妙之极”的我父亲的小弟亚历克斯·冯内古特，还有我们再前面两代的祖先：一个酿酒厂老板、一个建筑师、几名商人和几名乐师，当然，还有他们的妻子。
济济一堂！
约翰·迪林格是个农家孩子，从监狱逃出，手持一把用破搓衣板削成的木手枪。他是用鞋油把枪涂成黑色的！此人真是妙趣横生！逃跑期间，他抢劫银行，然后消失在荒野树林中。此间他还向亨利·福特写了一封表示崇拜的信，感谢这位老反犹太分子制造了适合于逃犯用的如此快速便捷的汽车！
在当时，如果你的驾驶技术好，又有好的汽车，就有可能在警察的追捕中逃脱。这才叫公平竞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美国每个人都应得到的东西：一块平整的运动场地！
迪林格只抢阔佬大户，抢武装警卫看守的银行，而且事必躬亲。
迪林格不是个阴险的面堆笑容的骗子。他是个运动健将。
总有人起劲地在公立学校的书架上搜寻煽动性的书籍，这种举动永远不会停止。但两种颠覆性最大的作品却无人问津。而且丝毫未遭怀疑。其中一个是罗宾汉①的故事。虽然约翰·迪林格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显然他从罗宾汉的故事中得到了澈励：这是一个男子汉生活中该如何行为的体面的榜样。
在当时美国非知识分子家庭中，电视上的无数剧目尚未充斥孩子们的头脑。他们只听过或者读过有限的几篇故事，因此记得住，也有可能从中奇*书*电&子^书学得点什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英语国家，《灰姑娘》总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丑小鸭》是另一个。再一个就是罗宾汉的故事。
还有一则像罗宾汉的故事那样对既定权威表示不屑的是《新约全书》中描述的耶稣基督的生平。《灰姑娘》和《丑小鸭》则不属于此类。
在联邦调查局那个没结过婚的同性恋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命令之下，联邦调查局的雇员枪杀了迪林格，在他带着女友从电影院出来时，当场将他击毙。他没有拔枪，没有带刀，没有向他们冲去，也没有企图逃跑。他像其他人一样，从电影院走入真实世界，从幻境中苏醒。他们杀死他是因为长期以来那些戴浅顶软呢帽的联邦调查员，都被他弄得像精神失常的傻瓜蛋，他们无法容忍。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当时我十一岁，艾丽十六岁。
艾丽哭了，发了火。我们两人一起咒骂与迪林格一起到电影院的那个女人。那个婊子——没有什么别的可以称呼她了——向联邦调查局告了密，告诉他们迪林格那天晚上会在哪里出现。她说她将穿一条橘黄色的莲衣裙。那个走在她身边同她一起出来的难以描述的家伙．就是联邦调查局同性恋局长指定的头号公敌。
她是个匈牙利人。有句老话说：“如果有个匈牙利人做朋友，你就不需要有敌人。”
迪林格葬在皇冠山墓地离西三十八街篱墙不远的地方，艾丽后来同他的大墓碑一起照了相。自从我那位枪疯子父亲在我生日那天送给我一把点二二口径半自动步枪后，我打乌鸦也常常来到他的墓碑前。那时乌鸦属于人类的敌人。只要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吃我们的粮食。
一个我认识的孩子射下一只金雕。两侧的翅膀拉开有那么长！
艾丽反对杀生，于是我不再打猎，父亲也不干了。我在前面说过，他是个枪疯子，打猎是为了证明，虽然他是搞艺术的。从事建筑设计、绘画和制陶，但他并没有女人气。我本人在公开的演讲中常说：“如果你真想把你的父母气疯，而又没有胆量去搞同性恋，至少，你可以去干艺术这一行。”
父亲认为他仍可以去钓鱼，来表示自己的男子汉气质。
但是我哥哥伯尼又把他的雅兴给搅了。他说，这就像在砸一个瑞士手表或其他精工细制的器械一样，是一种糟蹋。
我在二○○一年海滨野餐会上告诉基尔戈·特劳特，我的哥哥姐姐如何使父亲为钓鱼打猎而感到羞耻。他引了一句莎士比亚的话：“忘恩负义之逆子，甚于毒蛇利齿！”
特劳特是自学成才的，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他能引用莎士比亚的话，我当时略略感到吃惊。我问他是否熟记了这位伟大剧作家的许多名言。他说：“是的，亲爱的同僚，其中还包括一句完全概括了人类生活真谛的描述，以致后来的作家再写任何—个字只能是多余。”
“那是哪一句名言，特劳特先生？”我问。
他说：“‘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男男女女都是过场的演员。’”
第十一章
经过许多年的努力和失败之后，我显然已无法再能写出可供发表的小说了。去年春天我在一封给老朋友的信中，解释了何以如此的原因。这个朋友是爱德华·缪尔，诗人兼广告商人，与我同龄，住在斯卡斯代尔。我在长篇小说《猫的摇篮》中说，如果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某个人的生活老是与你的纠缠在一起，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你那“Karass①”
的成员，是上帝为了办成某件事而把你们投放在一起的组合。爱德·缪尔②肯定是我这一“Karass”的成员。
让我告诉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爱德也在该大学，但我们互相不认识。我到了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为通用电器公司当广告员，爱德也去了那儿，在联合学院当教师。我辞掉了通用电器公司的工作，搬到科德角，他又在那儿出现，为“好书俱乐部”招收新成员。我们最终碰面了。不管是不是在为上帝办事，我的第一个妻子简和我本人成了“好书俱乐部”一个分部的负责人。
他在波士顿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