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档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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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制订我军战略方针的文件，实际上已经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摆了两年之久。现在当毛泽东感到战争危险已经迫近的时候，将它拿出来修改。
五月底，《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刚刚修改完，毛泽东再次紧急召见爸爸。在他的住处，爸爸领受了毛泽东针对台湾海峡、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出现的紧张局势，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加强战争准备的指示。5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在北京研究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问题。会后，作战部根据会议内容用保密电话向在上海的爸爸报告会议情况和林彪、陈毅元帅在会上的讲话。电话讲了四五个小时。那时好像是因为通讯技术不发达，设备难以承受这样负荷，反正根据档案材料记载，电话传达这次会议情况的过程中，用坏了两部电话机。爸爸的两位最干练的军事秘书邓汀和郭树元交替做电话记录，手都写麻了，也不敢稍有差迟。当晚，会议的电话记录整理好，爸爸本来准备让总参作战部研究处处长谭旌樵去向毛泽东汇报。但凌晨1时，己到杭州的毛泽东打来电话，要爸爸亲自去。爸爸当然感到了事关重大，所以第二天上午10点，他乘专列赶到杭州。下午，就升始向毛泽东汇报。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意犹未尽的毛泽东还惟恐有人对形势的危险估计不足，他目光灼灼地说：“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
毛泽东要爸爸立即回上海，向正在那里召集的华东局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作一次关于备战问题的报告。在会上，爸爸以确定、沉稳的口吻说道：主席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来向大家报告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大家要准备打仗……
6月4日，爸爸召集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嵘洒要塞区和东海舰队、江苏省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同样的毛泽东的准备打仗的口信。会后，爸爸赶回北京，向在京的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成员汇报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的各种想法和指示。这些党内军内的高层领导都是从爸爸的嘴里，听到他们的领袖，听到国家最高军事统帅毛泽东关于战争危险的警告和国家军事力量要进行重新部署的消息。
5月下旬，东南沿海地区的部队进人紧急战备状态。6月1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各军区入闽部队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开进。为避免暴露，各部队从驻地出发都是在夜间，出发后驻地电台仍然工作，而运动中的入闽部队则保待无线电静默状态。乘火车的部队只准坐闷罐车厢，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严禁任何人开门或下车，部队吃喝拉撒都在车上，战士们很好地执行了纪律。到7月初，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全部按时开进到指定地区并部署完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神不知鬼不觉，风不吹草不动，东南沿海地区的陆海空三军已经严阵以待。
后来，由于其他国际政治原因，其中包括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公开谈话，表示不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台湾当局并未将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功付诸实施，只派遣小股武装对大陆进行袭扰。但很多人从这次东南沿海备战的部署过程中开始了解，在新形成的军委领导班子里，爸爸作为一个雷厉风行、精明干练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怎样成为一个上传下达、有职有权的关键人物，他在协凋各方、组织实施军事大行动的时候是怎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1962年初夏的一大夜晚，毛泽东把爸爸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召唤到中南海他的住地。爸爸知道毛泽东、向在夜里工作，这个时候恐怕是刚刚起床，所以并没有感到奇怪。但是他以为毛泽东会和他谈东南沿海备战的事情，所以一路上都在动这个脑筋。
没想到刚见面，毛泽东劈头就问：“你们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
爸爸完全没有准备，一时被问住了，就说：“我们一直在忙着搞东南沿海备战，对这个事没有注意。”
毛泽东说：“这样的事你们都不注意？回去看看7、9、11三天的报纸和《参考消息》。”
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又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一也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呀，回去查查军队人们的意见怎样。”
爸爸回家就找出这三大的报纸和《参考消息》，这些报纸上登载着全国各地的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的消息。爸爸马上意识到，毛泽东是在以他特有的调查情况的方式向他吹风，党内又存在了严重的不同意见。
1962年9月里的一天，我们被妈妈召集到一起，从晚上8点钟全国新闻联播节目里收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消息。我听到爸爸被选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这时，我才发现，爸爸在1956年当选的八届中央委员的名单里，名字就非常靠前，比许多爸爸一再对我们说要特别尊重和爱戴的伯伯叔叔还要靠前。妈妈说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是依据得票数排定的。我想我是从这天晚上有了爸爸是个重要人物的概念。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他严厉批判了提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和为彭德怀鸣不平的“翻案风”，严厉指责了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出充分估计的人是“黑清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由此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并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上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不过爸爸的重要性，主要还是表现在他在军队里的，保卫国家安全的工作和任务上。
中印两国的边界是两国政府之间争论很久的一个问题。1959年，周恩来向尼赫鲁提出保持两国边界现状，避免武装接触的建议，但未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响应。到1962年四五月间，印度当局趁着中国军队正在进行东南沿海备战的机会，对我国领土一方进行变本加厉的武装蚕食。刚刚开完八届十中全会，爸爸就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印边界上的紧张情况。10月12日，印度政府扬言，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准备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这时，毛泽东下了和印度人打一仗的决心。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起全面进攻。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以新疆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组成的西段指挥部奉命进行反击。爸爸起草了军委给边防部队的电报此次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必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这种明确严厉的措辞是爸爸一贯作风的体现。它们是对参战部队的要求，更是他对毛泽东，对中央军委立下的军令状。
那段时间，爸爸为了随时掌握情况，把家里也布置成了一个临时作战指挥部，许多房问都挂满了地图。那一年我11岁，妈妈认为我应该有一问自己的房间，而不应该再和弟弟同住。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作战部使用。
那些军事地图的印刷是多么精美啊！我至今记得挂在我房间的那张1：50000的亚洲地图，我的床摆在像一弯残月的波斯湾下面。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儿大，爸爸的军事会议常常持续到深夜。每晚，我枕着那一湾蓝蓝的波斯湾海水，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杂沓的脚步声，窗户上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它们活动着在墙上描画出许多奇怪的影子。这一天，我在一种难以人睡的苦闷里，忽然很渴望做一个像爸爸那样举足轻重的人，可以在深夜惊动许多人，可以满脸严肃地运筹帷幌，决胜于千里之外。
长时间以来，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两大部门，担负着既要满足战备需要，又要集中力量加强科研，突击尖端技术的艰巨任务。在两大部门的计划和决策的工作中，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领导者们。在由贺龙元帅领导的国防工委和聂荣臻元帅领导的国防科委之旬，尖端与常规，科研与生产，制造与维修，整机与配套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互相矛后的问题。
对于两个老帅之间由于工作产生的不协调，周恩来总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在1961年8月国防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口”。11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11月29日，中央批转厂爸爸向周恩来并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空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密切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在国务院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直接归日管理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主管原子能工业）、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主管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委所属单位的工作，并作为国防工委、国防科委两委之间联系协作和组织日常工作的日子，在党内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中央决定，爸爸兼任这个国防工办的主任。
也许是这个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工作确有成绩，协助两个老帅解决了许多原来不好解决的问题。也许是这个办公室加强了毛泽尔和周恩来两人对国防工业和科研领域的领导，使他们的意见史通畅直接地到达这两个重要部门。1962年底，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明确规定国防工办是国务院管理国防工业的办事机构，同时也对中央负责。它对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委，在工作上是指导关系，两委有关的各项工作，应首先经过国防工业办公室研究处理。196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原来的中央军委国防上业委员会，把它的任务并人国防工办，更加重了国防工办的任务。
国防工业办公室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艺术。爸爸是个有公心、不讲价钱的人，办事情不仅效率高，而且有分寸，既有尊重上级的习惯，在下级面前又有威信。事实证明他是这一时期各位老帅都能够接受的人。所以，尽管这个职务的设计复杂而且缺乏安全性，周恩来却真是没有选错人，爸爸是主管这个部门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爸爸在1962年12月19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说：“在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和国防生产部门维持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各委、部要协调的事情，还是先送到口子（指国防工办这个口子）来，先通过口子上处理，不要事无巨细都直接捅到两位元帅那里去。元帅们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要让他们有时间考虑和掌握大问题、大事情，关于具体工作，在他们的指示下，我们就要多挡一些。如果发生瞎指挥，我们可以承认错误。”不管当时或者后来别人怎样想，爸爸说这番话是由衷的。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劳苦和忘我工作可以节省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以及各位元帅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多考虑一些大政方针，多考虑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在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经济困难尚未克服的那些日子里，爸爸觉得这是他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分忧的最好方式。
在这种环境里，尤其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爸爸一共担任了五个方面的13个职务。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他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上任。在国防工业战线，他是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还是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人大，他是人大常委会委员。爸爸一天之内要处理的问题，从命令空军打击侵人领空的敌机到同某个犯了腐化错误的高级干部谈话；从处理某一军工厂出的安全事故到调解某一院校因训练场地同当地人民公社发生的纠纷；从修改第几天要见报的社论到研究如何安排亚非留学生在院校的课程；从检查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到处理文工团住房靠木工房太近、噪音太大的问题。说句玩笑话，如果真有离了他地球就不转的人，爸爸得算一个。
爸爸会多。书记处的会，国务院的会他要参加，政治局的会他要列席。军委的会他不仅要参加，还要当军委办公会的主持人。总参和国防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