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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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的半年多之后，作家停笔了。关于老舍停笔的原因，胡洁青在《写在〈正红旗下〉前面》一文中，有过分析，她是这样讲的：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那位“理论权威”（即康生——引者）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
转过年来，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并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大写十三年”，实则扼杀“双百”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象《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
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正红旗下》停写了，林彪、康生、“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却不曾停止，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疯狂地对大批作家、艺术家进行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老舍被他们害死了，冷落在老舍书桌抽屉里的《正红旗下》，再也不可能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写了十一章、仅仅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显然只是作家构思中的鸿篇巨制的一个开头，它永远只能是一个开头了！如果说，十年内乱是时代的大悲剧，那么，《正红旗下》的遭遇，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然而，悲剧的时代，终于通过人民的力量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一部《正红旗下》，却再也不可能有完整的面貌了。就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损失的惨重性，是难以估量的。
清末社会的一面镜子
尽管《正红旗下》只是一部长篇作品的开头，矛盾冲突还未全面展开，已出场的某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可能还会有所发展，然而就现有的十一章而言，已经显示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的成熟与发展。它的成功，首先表现在，作家在描绘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时，既注意社会背景的广阔性，又注意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广中求深，深中有广，使小说在反映生活上，具有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小说重点写清朝末年北京中下层旗人的生活。通过对几个不同类型的旗人家庭的描绘，相当广泛地触及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撮其要者，即有：
（一）“八旗”生计问题。八旗是清代满族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按着这种制度，旗人只能当兵，保卫皇朝，不准离开本旗，不准出京，不准自谋生计。凡当兵的，都可以吃一份钱粮（俗称“铁杆庄稼”）。老舍在小说中写道：“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到了清朝末年，八旗制度的腐朽、落后，表现得越发明显。“我”的父亲，是一位“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的旗兵，每月饷银三两，“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全家生活无法维持，母亲想在外面揽一些活计诸如洗衣裳之类，也被以顾全旗人“体面”为理由，加以制止。这样，“我”的全家，便“觉得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广大穷旗兵的清贫、困苦的生活境遇，于此可见一斑。八旗制度的腐朽还表现在，它貌似严格，实则组织十分涣散，尤其是统领旗兵的各级军官，大都不务正业，根本不会带兵与打仗。大姐公公是佐领，大姐丈夫是骁骑校，每月都可以领到较为优厚的饷银，但是他们从不练习骑马射箭，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了吃喝玩乐之上。“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八旗制度的涣散与缺乏战斗力，还表现在，吃空头钱粮的人数多。“我”的姑母是一位寡妇，但却吃着好几份钱粮；有钱人家的小罗锅或小瘸子，只要肯花钱运动，也能通过枪手（即代人应试者）而当兵吃饷；有人给佐领家送两只大绵羊，也居然可以补缺，每月领四两饷银。无怪聪明能干的福海二哥在作过枪手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怪不得英法联军直入公堂地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凭吃几份饷银的寡妇、小罗锅、小瘸子，和象大姐姐公公那样的佐领、象大姐夫那样的骁骑校，怎么能挡得住敌兵呢？”八旗制度的腐朽，实际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与腐败，所以老舍在《正红旗下》中提出的“八旗生计”问题，实际是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揭露与控诉。
（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问题。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英、法、美、俄、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它们不仅大肆掠夺我国的资源物产，以洋货的倾销控制中国市场，而且通过教会，奴役中国人民，扩展自己的势力。小说写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牛牧师，他不学无术，连教义都不通，一心想的是在中国发横财。民族败类多老大勾结上牛牧师以后，依仗教会的势力，对小肉铺的王掌柜进行敲诈勒索，王掌柜忍无可忍，顶了他。多老大为发泄私愤，在牛牧师面前诬告王掌柜是奸商，欺诈教友，诽谤教会。牛牧师早想在北京制造一起教案，闹起乱子，从中渔利。于是便唆使多老大，借此挑起事端。围绕这一事件，作品不仅刻划了帝国主义分子牛牧师的侵略野心和他的虚伪、阴险、浅薄的性格特点，刻划了民族败类多老大为虎作伥的洋奴面目，而且作家的艺术触须继续向生活的深处探伸，反映了远比这一事件本身更为丰富的内容。多老大敲诈王掌柜不成，欲对王掌柜实行更大的报复，福海二哥闻讯之后，先与他的父亲云亭商议，云亭听到这件事牵涉到洋人，便告诫福海“少管闲事”。福海又去与大姐公公正臣商议，正臣的意见是：“咱们顶好别去蹚浑水！”云亭与正臣分别为三品顶戴的参领和四品顶戴的佐领，在旗人中，也是稍有地位的官宦，他们惧怕洋人的态度与心理，在清朝中下层贵族中，带有普遍性。财大气粗的上层贵族又怎样呢？且看定禄。福海向定大爷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定大爷竟然漠不关心，在福海的一再央求之下，他才想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由他出面，请牧师吃一顿饭。他关心的并不是为受洋人洋教欺压的王掌柜一类老百姓撑腰，而是洋人来吃饭时，是让他进大门呢，还是走后门。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渗透，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定大爷对这种至关大局的事情可以置若罔闻，但是对洋人进前门和后门的问题，却十分认真。这是多么可悲的阿Q精神！老舍还未来得及描绘这次宴会的全部过程，故事的发展，也还未到充分展示定禄与牛牧师全部关系的时候，但是，从以上所引的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定禄对洋人是既蔑视又惧怕的。他的蔑视洋人，并非出于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而激起的民族义愤，多半倒是一种盲目的妄自尊大的心理，他的惧怕洋人，才是他的真正的政治态度的反映。不管是让牛牧师进大门还是走后门，他用设宴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对洋人的态度是宁让宁敬，而不敢得罪的。他的态度，在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和上层贵族中，也具有普遍性。老舍在小说里描写了旗人贵族对洋人的态度，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因此也可以使读者从一个侧面，认识清末社会的历史面貌。
（三）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问题。清朝统治者和贵族阶级，实行媚外政策，听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这样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严重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上（同时，它们还兼承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二者是统一的）。义和团的勃起，就是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红旗下》虽然没有正面写义和团运动（如果作者能够将这部小说完成，肯定会用一定篇幅写义和团的，罗常培先生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也透露了这一点），但是通过王十成的形象刻划，对义和团运动作了侧面表现。家住山东的王十成，是义和团团民，他是在义和团被官兵打散之后逃到北京，投奔他的父亲王掌柜的。作家借王十成之口，侧写当时农民的遭遇。在农村，老百姓“受尽了大毛子、二毛子的欺负”，“大毛子听二毛子的撺掇，官儿又听大毛子的旨意，一个老百姓还不如这条狗”。这就说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把农民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而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王十成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但是他血气方刚，对侵略中国的“洋人”和投靠洋人的“二毛子”，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尽管他们的造反大军被官兵打散了，但是他毫不动摇，决心回去再干，“我们心齐，我们有理，谁也挡不住我们”，他从残酷现实中认识到，“不打不杀，谁也没有活路儿”。这种凛然正气，正是义和团反帝爱国精神的体现。小说里的这些描写，开阔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使其在表现清末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和时代精神方面，显得更加全面和准确了。值得一提的还有福海与十成关系的描写。积水潭岸边的一席交谈，使保卫朝廷的旗兵对造反的义和团团民加深了敬佩之情，福海想：“一个有良心的人，没法不佩服他，大家伙儿受了洋人多少欺侮啊！”通过这一细节的描写，既表现了下层旗人善良、正直的品德和爱国精神，同时也说明，义和团运动不独在广大贫困的农民中，也在旗兵和旗人中间获得了同情与支持。清朝统治者自认为祖先所创立的八旗佐领制度，至少在统治旗人方面，是严密的、无懈可击的，殊不知，有良心的、正直的旗兵，他们的同情心正在另一面，这是民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小说关于十成进京的一段描写，不过才短短二、三千字，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十分丰富与深刻的。
除此之外，还有清末社会的阶级对立问题、民族团结问题、封建宗法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在正面描写中作了深刻的反映，有的只是用侧写的方法，稍作触及，作家的笔墨，有虚有实，疏密相间，纵收得体，整个作品，宛若一部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面貌，它对于现在或未来的读者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尤其是认识清末北京旗人的生活，有特殊的价值。
民族生活的风俗画
历来有成就的伟大作家的创作，总是植根于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学的民族化问题时指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点，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文学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越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作品，往往越具有世界性，具有活泼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老舍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北京地方风味，作为压卷之作的《正红旗下》，其民族风格，在老舍的创作中，是最为鲜明，也是最成熟的。构成这部作品的民族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于风情民俗的出色描写。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心理以及语言，反映在文学上，就形成了文学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有时民族生活风俗画的勾勒，甚至会成为显示一部作品的文学色彩、文学价值的最要紧的内容。
《正红旗下》关于民族风俗的描绘，主要是围绕着过年节和“我”的出生两件大事展开的。其间涉及的内容，丰富而多彩。从送灶、过年、敬神拜佛，一直到婚丧嫁娶的繁礼缛节，从婴儿的洗三、作满月，一直到上中下层旗人的衣着打扮、日常生活习惯（诸如养花、蹓鸟、放鸽子、饮食、行事等），无不写得准确、生动、逼真，维妙维肖。作家写这些，决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有意卖弄，而是密切联系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