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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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说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众，已经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直感到中国上层统治形式的更替，并未使社会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并不曾埋没社会固有的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不过使人们“枉然失去了一条辫子”，李三连辫子也不剪，他担心皇上还被“改回来”，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你看，清朝的老式特务宋恩子、吴祥子不是依然稳操旧业，他们的“灰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吗？当常四爷在茶馆里重又见到当年把他抓进监牢的宋恩子、吴祥子时，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宋恩子随口问常四爷：“混的还好吧？”常四爷叙述完自己的一段经历之后，问：“您二位怎么样？”吴祥子说：“瞎混呗！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宋恩子，该怎么说啦？”宋思子答道：“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不改当年的倔强脾气，进一步追逼：“要是洋人给饭吃呢？”吴祥子神气十足地回答：“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够打起仗来呢？”这些对话，容量很大，简直可以使我们认识一个时代。宋恩子、吴祥子当初不过是清朝统治者的小走狗，自然算不上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然而革命风云的变幻，不仅没有触动他们的一根毫毛，他们的政治地位竟然还会依然如故地牢靠，那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专办革命党”的本领。革命成功了，以前“专办革命党”的人物，现今依然“专办革命党”，这似乎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然而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注：鲁迅：《哀范君三章》，《集外集》。），变来变去，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不改变，宋恩子、吴祥子的政治地位也就不会改变，不论哪个统治者上台，都需要他们效力。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茶馆》第二幕的艺术描写，同样可以使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说，这一幕戏既是对军阀混战时期黑暗现实的揭露，也是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尖锐而有力的批判。
第三幕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生活面貌。到这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病态的中国社会，已经临近它的灭亡了，漫漫长夜，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我们看到，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了：王利发“钱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袄”，全北京硕果仅存的裕泰茶馆已经破烂不堪，难以维持生意了；能够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名厨师，落得在监狱里蒸窝窝头，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人多呀”；曲艺名手一场演出，只上五个座儿，民间艺人只好慨叹“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作家不只写了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黑暗，而且写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我们看到，当年清廷的要人庞太监的四侄媳妇庞四奶奶，如今竟自称“娘娘”，神威逼人，因为她的儿子有三重身份：三皇道大坛主、国民党大党员、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把兄弟。沈处长则以董事长的身份，支使小刘麻子开办以拐卖妇女为业的所谓“拖拉斯”，为的是“首先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可见沈处长的背后是美国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官僚的相互勾结，加速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加深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也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与灾难。这就是《茶馆》第三幕所显示的主要思想内容。
反动势力把人民推进了灾难的深渊，同时也为埋葬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在第三幕里，老舍在正面描写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的同时，又从侧面写了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这里不仅有学生运动的高涨和教员的罢课，而且通过康大力参加革命和康顺子、王大栓、周秀花等投奔西山解放区，画龙点睛地暗示了未来的光明前景。交织在细腻、准确的艺术描写中的揭露、鞭笞和暗示，使人们确信，这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已经到了总崩溃的前夜，它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代替它的将是崭新的社会制度。《茶馆》的结尾是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撒纸钱的场面。三位老人经历了三个黑暗的时代，目睹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虽然他们各自所走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然而他们对旧中国现实社会的腐败都已经彻底看透了。在寂寞、绝望、无所依归的情绪中，他们决定“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用撒纸钱来“祭奠祭奠自己”。这个场面，悲凉、凄惨，催人泪下，同时又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哀叹自己的悲惨的一生，毋宁说是为旧社会送终。随着三位老人的呼喊，在阴冷、单调、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读者和观众对旧社会的憎恶之情，油然而生。周恩来同志在看了《茶馆》的演出之后说：“这个戏应该演，让我们的青年们看一看人吃人的旧社会是多么可怕！”（注：转引自胡洁青：《关于老舍的〈茶馆〉》，《〈茶馆〉的舞台艺术》。）明白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可憎，也就自然地激发人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正是《茶馆》的创作意图，也是它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
在短短的三幕戏中，逼真地描绘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没有独到的塑造艺术典型的功力是难以胜任的。因为文艺作品总是要通过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才能达到对社会生活的深广概括，并进而教育和影响读者。象《茶馆》这样的作品，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出场人物又非常多，作家又必须通过广阔的群众场面，勾勒时代的风俗画，这就更给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加了难度。在困难的课题面前，老舍有他的办法。这些办法是什么呢？把老舍在不同的文章中所讲述的关于人物描写的意见集中起来，主要有这样三条：第一，写自己熟悉的人物，而且必须熟悉“人物的全部生活”（注：老舍：《戏剧语言》，《出口成章》。）；第二，眼睛要老盯住人物不放，“不能因事而忘了人”（注：老舍：《戏剧语言》，《出口成章》。）；第三，“话到人到”（注：老舍：《对话浅论》，《出口成章》。），人物的对话必须是性格化的语言，“开口就响，闻其声知其人”（注：老舍：《对话浅论》，《出口成章》。）。《茶馆》是完美体现老舍这些主张的杰作，剧中出场的几十个人物，哪怕有的只讲了三五句话，也写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尤其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王利发的形象塑造，更是真实生动，血肉丰满。作家对人物的熟悉，对人物性格把握的准确，以及技巧的纯熟、精切、自然，不能不令人浩叹。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他接续了父辈遗留下来的生意，也承继了父亲的经营办法和处世哲学。在第一幕里，他才二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时的裕泰茶馆，顾客盈门，生意兴旺。上至宫廷太监总管、吃洋教的恶霸、社会上的流氓头目，下至吃官饷钱粮（俗称“铁杆庄稼”）的清闲市民、卖儿卖女的贫苦百姓，都是王利发的应酬对象。他在嘈杂、混乱、充满各类奇异纠葛的社会环境中，把个小茶馆经营得井井有条，买卖兴隆。我们看到，在不同身份的茶客面前，王利发巧妙地采用互不相同的应酬态度与方式。或卑躬屈膝、奉承施礼；或善意相待，多说好话；或冷漠处之，不屑一顾，甚至连对茶客的迎送，都做得极有分寸，恰到好处。他的谈吐、作派，既不失买卖人的身份，又顾全了自己的得失，充分显示了一个小商人的精明、干练、巧于处世的特点。作家对他的性格把握，是十分准确的，艺术处理也是十分自然而含蓄的。有钱有势的阔少爷、维新资本家秦仲义来茶馆看房子，王利发又是叫跑堂的沏高茶，又是请安问好，甚至说：“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当秦仲义提出要长他的房租时，他不仅毫不争辩，而且顺水推舟，进行奉承：“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这一个细节，这一番滴水不漏的话，既表现了他的圆滑、玲珑，同时也显示出，他是一个守本份的市民，他胆小怕事，从来不敢得罪有钱有势的人物，甚至与茅盾笔下的林老板比较起来，他也多一些善良的心地，而并未见多少损人利己的习气。当然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他毕竟是商人，譬如他对于贫苦百姓的同情，就是有限度的。一位乡妇领着头上插着一根草标的小妞进了茶馆，秦仲义让王利发把他们轰出去，王利发立即照办，正直的常四爷看不下去，要了两碗烂肉面给他们吃，王利发对常四爷说：“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又对秦仲义说：“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他肯定常四爷“积德行好”，表现了他的善良；他认为这路事太多了，谁也管不了，一方面显示出他对现实社会黑暗也有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这路事儿是冷淡的，他自己不想管，也希望常四爷不管。至于最后对秦仲义讲的那句话，完全是一种讨好的口气，以示在常四爷与秦仲义的分歧中，他是站在秦仲义一边的。在这里，他的冷淡，他的圆滑，又分明反映出他的思想意识的另一面：剥削阶级的影响与烙印。
老舍不仅准确地把握和刻划了王利发的复杂性格，而且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在谈到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时，老舍说：“写人物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笔就全倾倒出来。要使人物有发展。”（注：《语言、人物、戏剧》。）在《茶馆》后两幕中，王利发的性格就是有发展的，而且老舍把人物性格的发展写得很自然，很有说服力。他写王利发性格的发展，是紧扣着“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思想的，是和社会的变迁、人物命运的变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民国取代了清朝，军阀混战代替了封建专制统治，此时的王利发，已人到中年。为了避免生意被淘汰，他顺应时代潮流的演化，不断进行“改良”，卖茶的同时，兼开公寓，连墙上的“醉八仙”大画，也已为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所代替，茶座的布置也尽力追求所谓“文明”、“体面”，王利发振兴生意、发财致富的雄心依然故在。然而他不过空有此愿而已，他的“改良”不仅未见成效，而且生意日渐衰败，借用跑堂的李三的话说，就是“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如果说前清时，王利发凭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尚可应付各等各色有势力的人物的挤压的话，那么，在天天打仗的军阀混战时期，他的祖传的处世哲学也显得大不灵验了。你看，他刚刚为了免交八十斤大饼递给巡警一把钞票，几个大兵又来敲他的竹杠了，好容易把巡警和大兵支应走，特务宋恩子、吴祥子又逼迫他按月孝敬“那点意思”，他的油水几乎被榨干了。他开公寓，但又给房客开不了饭，只好让大家吃咸菜。他的被动与尴尬，已经到了十分难堪的地步。作家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在中国社会日趋殖民地化的客观条件下，象王利发这样的小商人，他们的处境只能越来越坏，他们没有能力应付各种反动势力的敲诈勒索，也无法摆脱日渐破产的悲剧命运。正是这种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促使王利发的思想性格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看到，尽管他依然是谨小慎微的，依然竭力以左右逢源的办法处理各种事变，甚至把“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了，但是，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显然已经日益强烈。甚至他自己也不时谈起“国事”了。第二幕里，就有这样两处细节：一是唐铁嘴进茶馆之后，王利发说：“你混得不错呀！穿上绸子啦！”唐说：“比从前好了一点！我感谢这个年月！”王利发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二是报童对王利发说：“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王利发反问：“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老舍写这两个细节，自然包含着对旧时代的辛辣的讽刺，然而就王利发的性格讲，显然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从一味请安、作揖，到对黑暗现实进行讽刺、奚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