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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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晓荷的行动与心理，从而构成讽刺性细节，表现了冠晓荷喜欢装腔作势而又厚颜无耻的性格特点。另一个细节是，祁瑞丰作了教育局庶务科科长之后，冠去送礼致贺：“晓荷找出两份礼物来，一份儿是两瓶永远不会有人喝的酒，一份儿是成匣的陈皮梅，藕粉，与饼干；两份儿都已游历过至少有二十几家人家了。晓荷告诉仆人换一换捆束礼物的红绿线。‘得！这就满好！礼轻人物重！’”这是写冠晓荷的虚伪。虽然纯是客观的描述，但是在表面可笑的讽刺中，分明包含着对丑的事物的憎恶与否定。
老舍有时还以夸张的手法写一些讽刺性细节，以突出反派人物的某种性格特点。大赤包当了所长以后，蓝东阳来贺喜，此时，大赤包极力显示出一种很大的气派。她先是猛烈的咳嗽，声震屋瓦，“连呼吸的声音也好象经由扩音机出来的”，而后，“极吝啬的点了一下头”，算是对客人的欢迎表示。“她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活画出了这个女汉奸的可笑而又可耻的嘴脸。
从以上所引的讽刺性细节可以看出，老舍善于以嘻笑奚落的笔墨勾勒反派人物的行动与心理，他对丑的事物的强烈憎恶与严厉斥责，往往包含在轻松的幽默之中。如果说，老舍早期的小说，幽默有时流于油滑，减弱了讽刺的力量，那么在《四世同堂》里，讽刺与幽默则有着较好的结合，那些令人可笑的讽刺性细节，无不包含着严肃的内容，显示了老舍反映生活的深刻性。
此外，老舍还往往围绕一个事件，对比着写几个人的心理活动，使人物性格在对比中得到凸现；他还善于通过生活环境的描绘来衬托和表现人物的性格，尤其是写祁老人那样的“老派”市民人物，往往将写风俗与写性格交织在一起，笔力简净而又富于感情色彩。总之，《四世同堂》刻划人物的手法，是丰富多样的，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它当然也有缺点。书中的几个反派人物，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蓝东阳，在某些地方有雷同化和漫画化的倾向，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钱默吟与祁瑞全是作家笔下的理想人物，作者写他们的反抗精神的篇章，不乏感人之力，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老舍对这类人物不熟悉，尤其是写钱默吟，时有概念与失真之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富于独创性的杰出作家。他的独创性，首先从题材的选择方面显示出来。他最善于描绘北京市民的普通生活。几乎近一个世纪来，北京社会的变化，时俗的沿革，人民的遭遇，乃至地理、风光等等，都可以在老舍的作品中找到生动、具体的反映。《四世同堂》勾画了抗日战争时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北平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抗日沦陷区城市人民生活的作品原本就极少，象《四世同堂》这样包含着深广的社会内容的长篇巨著，更是不曾有第二部，它填补了中国现代作家题材选择上的一个空白，丰富了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它的文学地位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重视。
第十七章 美国之行（一九四六——一九四九）
寂寞的生活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介绍，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和曹禺赴美讲学，为期一年。
老舍、曹禺离渝之前，“文协”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酒会。到会的有茅盾、巴金、胡风、阳翰笙、何其芳、刘白羽、陈白尘、聂绀弩、邵荃麟、冯雪峰、潘梓年、冯乃超、杨晦等五十余人。茅盾首先说明欢送的意义，他说：“我们的官方曾经派了不少人到外国去，这些人到外国去替官方做宣传。这一回美国国务院来请中国作家出国，老舍先生和曹禹先生是我们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的两个。”他希望老舍和曹禺到了美国以后，“把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老百姓的要求，和抗战八年中，中国人民是怎样的进步着，把一切中国实际情形告诉美国人，吃黄牛油的洋人对于中国的小辫子和三寸金莲未免太隔膜了。现在要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如今不仅在形式上没有小辫子，在精神上也没有小辫子了。这样对于中美两国文化的沟通，才会有真正的帮助。”（注：见黎舫：《中国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文联》第3期，1946年2月5日出版。以下引文同。）老舍在讲话中谈到，他这次出国要说的有三点，“第一点是为了个人，出国休息休息，这八年的生活对他委实是受了疲劳轰炸。第二点，向美国人讲讲中国人民的生活，尽力使美国人对中国发生新的认识。而且认识中国新文艺有如何的成就。一般美国人批评中国新文艺的写作技巧太差，他们不知道，中国五十年来的惨淡的日子，不知道中国人做恶梦也在想革命，在争取民主的自由！因此中国作家在这艰苦的几年的作品，只能顾内容，而忽略了技巧，他也要劝美国人少讲点技巧。不要因小事而忘记了大的事情。第三点是介绍中国文协这个组织。”谈到“文协”，老舍十分激动，他说，“他平生最怕‘人事’关系的纠缠，然而他觉得八年间他负了‘文协’的任务，文协的人事关系一直很简单，他与文协已发生了深深的感情，他感动地说他对于文协已成为一种‘嗜好’了。”老舍对于我国人民的迫切的革命要求的认识，对于文艺的内容与技巧的关系的认识，都是很深刻的。他特别强调他对“文协”的感情，再一次说明，他已经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由重庆到上海后，老舍再次讲到他与“文协”的感情。上海文协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在上海金联食堂举行大会，为老舍和曹禺送行。参加欢送会的有叶圣陶、夏衍、以群、许广平、赵景深、李健吾、柯灵、黄佐临、赵家璧、郑振铎、唐彛⒄郧甯蟆⒎胍啻⒐苡荨⒉芫廴实龋颜褰淌谝灿ρ交帷Ｕ獯位端突嵊芍Ｕ耦熘鞒植⑹紫戎麓剩幼乓妒ヌ战不啊＠仙嵩诨嵘纤担骸岸杂谖男沂贾詹辉道粒词姑β担跃砂镏也蛔鞴伲唤淌椋膊簧朴诙愿度耍谖男炊愿读讼氯ァ４诵腥ッ拦宜肽畹模诵『⒆用牵褪俏男Ｎ男丫谖业男睦锷烁Ｉ虾２痪靡闪⒆芑幔Ｍ虾：湍诘匕颜飧鐾盘搴煤玫谋４孀。蛭馔盘迨亲罡删唬钫涔螅钍谷耸笨滩煌！保ㄗⅲ杭跃吧睿骸都且桓鲎骷壹帷罚段囊沾呵铩返谌淼�1期，1946年7月15日出版。）他要告别故土，再次远去异国，但是他的心仍然向着“文协”。他关注“文协”未来的命运，表明他的心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息息相通的。老舍的这种精神，感人至深。
老舍与曹禺到沪以后，本拟乘美国史各脱将军号巨轮，不日赴美。该船是由美国来上海，接载一千六百余名美军士兵的，因未按预定日期到沪，美军大怒，组织起一个“兵士法庭”，宣判史各脱将军号为“死刑”，致使开船日期一再推迟。美军内部的这场纠纷平息之后，老舍、曹禺才同美国士兵和二百名华侨一起，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乘这艘巨轮离沪赴美。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老舍等抵达美国西北部的重要城市西雅图，然后经华盛顿，月底到达纽约。在美国的头一年，老舍应邀到很多城市讲学或参加会议，他的讲学题目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等。一九四六年六月，老舍应邀到科洛拉多州的丹佛大学参加小剧场节目社会研究会议和人道地方会议。老舍在后一个会议上，演讲“中国作家之路”，他说：“形式之美丽与完善，对于吾人，远不及民族与社会福利之重要，吾人若果能凭借吾人之写作，为邻人扑灭火灾，则吾人将较之获得诺贝尔奖金，更觉满足。”（注：见1946年8月28日《文汇报》第四版所载消息。）他强调作家的创作应首先顾及内容，应对民族与社会有益，不应只在形式上着眼。这和他在重庆欢送会上所表明的观点是一致的，也是他几十年从事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他的创作态度的严肃与认真，使人敬慕。
除了讲学之外，老舍还到美国一些城市观光、考察，参观一些著名大学，并应邀到加拿大旅行一个月。一年以后，曹禹如期回国，老舍因手头的小说写作未完成，继续留住美国。
旅美期间，老舍看到，一般美国人对于政治很少兴趣，美国社会是商业化的社会，“有钱就行，赔钱不干”（注：《老舍先生谈美国》，1950年1月8日《大公报》。），他应邀到西雅图出席美国西北部作家协会的会议，但会上讨论的全是生意经方面的问题，与文艺毫不相干。耳闻目睹，加深了老舍对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性的认识。
在美国，老舍的生活是紧张而又寂寞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他由纽约致函吴祖光，信中说：“到美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心身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注：《纽约书简》，《老舍写作生涯》。）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外面是十里洋场，我守着斗室，冷冷清清。”（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在给谢冰心的信中，他说他在纽约，“就象一条丧家之犬”（注： 冰心：《老舍和孩子们》。），他讨厌美国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寂寞，他怀念祖国，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溢满心头。
他也有欢快，那就是在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时。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取得一个胜利，美国进步分子和华侨都要举行一些室内庆祝会。他时刻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盼望蒋家王朝早日灭亡，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把这种心情，写在小说《鼓书艺人》中了。
旅美期间，老舍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一部是《鼓书艺人》。两部作品写成后，老舍帮助两位翻译者分别将他们译成英文。《鼓书艺人》由郭镜秋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由艾达·普鲁伊特翻译。后者是一个节译本。老舍归国心切，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翻译上了，白天他同郭镜秋女士一起工作，晚上七点到十点给艾达·普鲁伊特读《四世同堂》。艾达·普鲁伊特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写给费正清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一直工作到他离开。他曾非常苦恼，因为我翻译得‘太慢’。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注：见胡洁青、舒乙：《破镜重圆》，《十月》1982年第2期。）老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使他激动，国内朋友们的来信和来电，不断地向他发出回国的邀请，周恩来同志就曾经请曹禺和楼适夷给老舍写信，转达党、人民政府以及他本人欢迎老舍回国的愿望。郭沫若、夏衍、冯乃超、萧三、丁玲等也曾给老舍写信或发电，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在协助两位翻译者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老舍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向新的创作道路起步——《鼓书艺人》
《鼓书艺人》在美国写成以后，由美国友人Helenakuo（郭镜秋）女士根据中文手稿译成英文。一九四九年秋天，老舍由美国回国，并未携带这部小说的手稿，其原因大约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检查，因为在这部作品中，老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不满与憎恶。一九五二年，郭镜秋的英译本在纽约出版，那时老舍已经回国一年多了。回到祖国的老舍，当然是不忘这部书的，但是他看到，《鼓书艺人》的主人公们，已经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觉得现在再写大鼓艺人，就应当着力表现他们翻身解放的狂喜，于是，他就在原来已有的《鼓书艺人》的题材上，重新构思，融进自己的新的体验，新的感受，创作了他歌唱新中国的第一个话剧《方珍珠》。此后一段时间，他的创作重点，完全转移到了反映新中国的现实生活方面，他不断地构思新作，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根本无暇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所以《鼓书艺人》也就永未被提起，看来，这部以民间鼓书艺人的生活为题材的独具特色的作品，似乎要永远被历史湮没了。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艺术家的任何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劳动，都将被人民所记忆。在一九七九年胡洁青托人去美国查找原稿而不得的情况下，马小弥动手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