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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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里救了出来。

在“五反”时为了避开职工和资方的正面冲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户303户，在和平饭店交待“五毒”。市妇联重点抓了303户的家属工作，要她们帮助丈夫过好“五反”这一关。对此我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听了大为赞赏，他说：“正合我意，要不，白天斗，夜里回到家里也挨斗，谁能吃得消？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带着一批干部整天泡在和平饭店里，“五反”结束时，303户都被鉴定为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他们皆大欢喜。

潘汉年对上海的过去和现在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做报告谈问题也使人感到贴切。他经常衣冠楚楚，身着西装，举止潇洒，为此“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时，我真为他担忧。

市级机关的“三反”开始了，市领导都必须“洗澡”、“下楼”才能轻装上阵。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潘汉年身穿毕挺的人民装，坐在第一排，不断地抽着三五牌香烟。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楼”，接踵而来的运动将由谁来领导？轮到潘汉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说：“官僚主义在我身上是严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至于贪污浪费嘛，我无帐可算，因为我从来也没有领过工资，也不管经费开支。我到市政府办公，公务员叫我去吃饭，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于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袜，抽的三五牌香烟，都是我老婆从她家里弄来的，我也没问过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就这样，这位市委第三书记轻轻松松地“下了楼”。因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银行家的女儿，从1939年调到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就在她父亲设在上海的分行里当职员，党的大量活动经费，都是以董慧的名义，在银行里立的帐户，并由她担保，需要时可以随时支取。在这方面，她是有特殊贡献的。解放后，董慧一直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具体而琐碎的事情，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长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个朴朴实实的人。她也是市妇联的常委，每当常委讨论时，她常常是首先发言，与别人有不同意见时，她从不在会上和人争论，而是会后个别向我提出意见，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副市长夫人的话“有来头”。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苏友好大厦建馆纪念日，上午9时许，潘汉年到会剪彩后，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馆大厅，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开会。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9。8　敦厚长者“胡越明”

叶凡

抗日战争期间，我家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一处弄堂房子里。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她母亲逝世后不容于姐夫，得到我的同情，住进我家的一个只有6平方米的非常简陋的亭子间。她就在这里开党小组会、支部会……后来，她介绍我入了党。我家周围环境很简单、安全。党的领导同志也常来这里碰头、谈工作。这里先后掩蔽过5个女共产党员；油印过党的秘密文件。后来，区委书记竟把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同志也带到这里。1942年夏初的某日，刘晓同志带了一位年龄与他相仿的领导同志来到这里。这位同志非常和蔼，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一派斯文。一进房间，他就对我说：“我们年纪比你大得多，不能说是你的同学，你就说我是到你们学校向女学生推销丝袜时认识你的，到你家来是为了请你帮我推销丝袜。他（指刘晓）是我带来的。我的名字是这个，电话号码是这个。你遇到什么问题时，可以打电话找我。”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张名片，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就递给我。我一看，铅印的名字是“胡越明”，手写的是10789五个数字，写得潇洒流畅，我至今还记得。另外还印着什么头衔之类的，我没有注意。刘晓同志说：“我们在这里谈话时，你不要躲出去，免得你家里的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客人关起门来，主人家却要躲在外面。但是，你不要听我们的谈话。”

其实，我哥哥上学去了，母亲出去搓麻将了，别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我的同学们来来往往，他们也都看惯了，不会觉得奇怪。我是入党才一年多的在基层工作的女学生，对党内领导同志敬若神明，所以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看书，把思想集中在书本上，没有听他们的谈话，连茶水也忘了奉上。

他们走后，我看着名片想着：这名字当然是假的，胡，胡说八道吆，越胡说越明白；铅印的，还不知是怎么搞来的。电话——我想当然更是假的，刚才现写的；本来是7、8、9、10，假装是外滩一带的1字打头的，成了10、7、8、9。这样一想就记牢了。别的字，反正不是丝袜商人，不记它。“这是怕我听错了，或是听一遍记不住，才给我看的。”于是我就烧掉名片，冲掉纸灰。

之后，我才知道潘汉年真的用过这个名字。名片是他自己的，电话也是真的。原来这是留给我的一个护身符。

当时，我家生活是靠父亲从重庆汇款来维持的。有时，款不能按时汇到，就靠典当度日。1942年夏季，我到新闸路底的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挣些钱来供我自己活动和学习之用。为了省下车费，常是步行而去；只在因故迟出门时，才坐电车。我舍不得花钱乘头等车厢，总是坐三等车厢。

有一天，刚走进三等车厢，就猛然看见“丝袜商人”坐在通往头等车厢的小门旁。他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西装，戴着一顶高雅的白草帽。我着实吃了一惊。他却坦然一笑，点点头算是对我招呼，我也赶快点一下头就坐下，不敢走过去和他说话。再一看，车厢里稀稀拉拉坐了几个普通市民，才定下心来。过了两三站，他先下车，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算是道别。我一看，没有发现什么人跟着下车。

一次，潘汉年与刘晓在我家碰头时，潘提前来了几分钟，他问我：“我好几次看见大热天你在马路上走，是到哪里去？为什么不坐车？”对党内领导同志，我当然说实话。那时候，共产党员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也用不着难为情。他听后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我却在想：他也常在这条路上坐电车？也坐三等车？为了省钱？那为什么穿那种西装？是在甩掉什么尾巴？解放以后才知道，潘说过，认识他的人一般不会坐三等车，他有时坐三等车，既省钱又安全。

到苏北解放区听了学习班里关于保密工作报告时，才知道“胡越明”原来是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潘汉年同志。别人在议论他的“神通广大”、“神出鬼没”……，我却总觉得他与想像中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易联系起来。我只觉得他待人宽厚，一片祥和。那微微一笑、点点头，总是让人心里充满了温暖。尤其是1946年8月那次，在老蔡的书房里与我单独谈话时，是那么恳切、关心。他批准我去和莫洛一同工作，和莫洛结婚；交代了在那里长期工作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决定我的组织关系留在上海，由“大姑”和我联系。因为她有公开身份，容易找到。潘肯定了莫洛的人品，说他是个好同志，分析了莫洛与我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嘱咐我要与他互让、互谅。他的话使我满心感激，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潘说：“去吧！好好干吧！”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1949年底以后，我和莫洛转业到财贸部门、工业部门工作。经过1955年的风波，历次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尤其是那十年浩劫，我们都受到了歧视、排挤和打击。但却始终保持自由之身，还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己所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逐渐与一些多年不通音讯的老同志见面了。要互相诉说的话是讲不完的。1979年11月，我终于能在吴康和刘人寿两位同志面前说出那么多年郁积在心里的那句话：“我不相信潘汉年是什么敌人、特务！”我相信这是当时许多老同志的共同心声！

冤屈终于得到昭雪，但是人却早已不在了。

有人引用过“大雪压青松”的诗句。我却想：大雪何其多！其实不必等到雪化，人家也看得出那青松的高洁。那静谧的雪景岂非比那尘红陌紫、柳绿桃艳的春光更美，更能表达那难以言传的意境吗？”

附录　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

陶柏康　李小苏　谢黎萍　黄金平

1906年

1月12日（农历了已年12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宜兴市）陆林（今陆平）村。

1912年（6岁）至1921年（15岁）

先后在本村初级小学官林镇宜兴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宜兴彭城中学、常州延陵公学读书。

1922年（16岁）

春。因贫退学，返宜兴。在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代课。开始广泛阅读上海出版的报刊。参加编辑《宜兴评论》。

1923年（17岁）

在励进社小学任教。和进步师生一起参加反对腐败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的斗争。

10月12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发表《打破小学教科书之我见》。同日，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新诗《不敢》。

1924年（18岁）

春。应聘到宜兴和桥镇养初小学任教。

秋。到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

1925年（19岁）

春。到上海，进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当校对员，并协助编辑（小朋友》周刊。

秋冬之际，受五卅运动影响，积极投入社会政治活动，由陈铁庵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不久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20岁）

3月1日，正式加入创造社出版部，担任编辑、发行工作。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4月26日，创办《A11》周刊，任主编。6月12日，主编出版《幻洲》周刊。10月1日，与叶灵凤合编《幻洲》半月刊。

1927年（21岁）

2月，应郭沫若、李一氓邀请，前往南昌，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4月下旬，在武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纂股长。

7月，随郭沫若到九江参加张发奎部工作。月底奉命撤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文化斗争。9月，与叶灵凤继续合作恢复编辑出版《幻洲》半月刊。10月，参与编辑张秋人主持的秘密刊物《工人》。

1928年（22岁）

1月1日，与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创刊。4月1日，创办《战线》周刊，任主编。5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或称文化党组，后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书记。

1929年（23岁）

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第一任“文委”书记。

10月，在北四川路公啡咖啡馆召开党与非党文学界人士座谈会，传达中央对“革命文学”论争的意见，并成立“左联”筹备组织。

1930年（24岁）

2月中，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被选为执行委员，并任党组书记。

3月2日，出席在中华艺大召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任左联党团书记。

5月7日，陪李立三在爵禄饭店会见鲁迅。

5月20日，出席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大会，并代表“文委”讲话。

夏。艺术剧社、南国剧社等先后被查封。主持召开戏剧界会议，研究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的前途问题，决定重新组织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称左翼戏剧家联盟）。

8月15日，社联和左联联合主办的《文化斗争》创刊，任主编。

秋。调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担任上海地区总采访。

10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在上海成立，任党团书记。

冬。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文化出版工作。

1931年（25岁）

春。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

5月，调中央特科工作，任情报科科长。6月，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至1933年5月，一直担任中央保卫工作。

6、7月间，通过情报关系获知向忠发被捕，即向中央报告，采取安全措施，以后又设法获得向忠发口供，证实向已叛变。

1932年（26岁）

2、3月间，参与组织粉碎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伍豪事件”的阴谋。

1933年（27岁）

夏。奉命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六届五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0月，受命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谈判。后任中共驻十九路军常驻代表。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代表中共与福建人民政府签订抗日停战四条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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