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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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头、工作细致，会产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时，投机倒把、贩卖银元、捣乱金融的现象十分严重，潘汉年力主坚决取缔，使市场很快恢复正常。在他推动下，把上海原有的16。3万家商号按行业整理，改组为200多个同业公会，并安排上海工商界中爱国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各种职务，使之各得其所，领导各行各业恢复生产、繁荣商业。此外，在解决上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问题和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潘汉年的工作都是既果断又严密，充分证明他既是破坏旧世界的斗士，也是建设新世界的行家。
建国之初，上海百废待举，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尤为剧烈，要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指挥若定，履险如夷，需要过人的精力，杰出的才华，更需要忠贞的党人胆魄。作为当时上海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潘汉年，斗争艺术极具光彩。在短短的6年里，在镇压反革命，取缔流氓、妓女，解决政府机关不纯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团结广大群众建设新上海，其功绩足以彪炳史册。
瑶瑟的绝千古奇冤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突遭逮捕，没有经过公开审问，更没有律师可以代为辩护，他自己自然是百口难辩。总之，从这一天开始，潘汉年从中国政坛上神秘地“失踪”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潘扬案”居然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挂了钩，原因是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任内分工领导公安局，而饶漱石作为原华东局书记又是分管华东暨上海的公安工作的。其实，1943年华中局整风时，饶漱石曾把扬帆打成“内奸”，当年潘汉年曾进行抵制，后来还向中央反映过饶的问题，而如今，潘、扬和饶漱石忽然有了“反革命”关系！
潘汉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与扬帆一起包庇敌特三千三百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扬帆在取得上级同意后，决定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流氓头子乃至小偷惯窃，利用他们深谙内情这一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这批人也确实有所贡献，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扬案”发，却成了他们两人的弥天大罪。那么，“三千三”这样的大数目又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原来远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长的扬帆开了个玩笑，说扬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扬帆手下超过三千，这个干部当时随口诌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在当时，这首诗不过引起一阵哄笑，但因其妙趣横生，竟在新四军干部中流传开了。到了1955年，这首诗被人利用，“三千三”变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和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以配合正面斗争，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保护革命力量。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屡受中央嘉奖。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祸！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将在外”，个别情况无法及时向中央请示也是有的。这又何罪之有！
至于“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只要想一想，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的发电厂在何处而需要“供给情报”的道理，就可看出这条“罪状”的不实了。
对于这一些“罪行”，潘汉年这样的革命者怎样接受得了！
经过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汉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后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区团河农场。其间他曾进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对这位老朋友说：“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在狱中，潘汉年曾写过一首给董慧的诗：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无半点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铸魂，
抗日隐地下，十载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
结句“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实在是潘汉年痛苦的灵魂在呐喊！从团河又经秦城监狱，一直到1977年凄苦地离开人间，以假名被埋葬在洣江劳改农场。
于伶同志写了一组诗《怀潘汉年同志》，最后一首是《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潘汉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们生者却难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他的形象，作为一代风华的党人魂，他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而他后半生的坎坷，他的冤狱，则值得我们这一代进行深刻的反思。
1。4 潘汉年传略
陶柏康
一
1906年1月12日（农历乙巳年12月18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
潘汉年，乳名厂（an）儿，参加革命后，使用过许多笔名与比名，诸如：厂人、水番三郎、亚灵、天长、泼皮、泼皮男士、迪可、汗牛、汗、爱仙、鲍刚、严陵、彭一清、杨涛、潘健行、小开、k、小k、胡星、萧叔安、萧恺、凯、开、严、潘继仁、严如云、严开、许琳、潘湘、韩企文、张颂南、胡越明、秦汉楚、萧肖、萧相臣，等等。
潘汉年生长在一个书香门庭。曾祖父潘亭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为清朝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莘华是清朝光绪后期的秀才，以塾师为业。
潘莘华思想比较开明，辛亥革命后，曾任乡董，后又代替其兄任区董。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实行县议会制度，他又被推举为宜兴县县议员，但仍在乡间任教。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有四男四女，潘汉年在男孩中排行第三，为后母巫氏所生。由于小汉年天资聪颖，机灵活泼，深得长辈和兄弟姐妹的喜爱。
1912年，年满6岁的潘汉年进入陆平村初等小学读书。有关孩提时代的生活情形，潘汉年作过片断回忆：“记得那年我还在小学里，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到夏天的晚上，总不肯安联在庭院里乘凉，总是跟着左右邻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里追逐萤火虫，……我走进院子，便见爸爸躺在椅子里罗罗的抽水烟，妈妈正忙着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挥着芭蕉扇咿哑的唱曲儿；我拭着头上的汗珠儿，走进大姐身旁，要求他打扇……”
寥寥数笔，一个天真活泼且又顽皮好动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又描绘出一幅举家融和欢乐的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潘莘华为接济难民，变卖了田产；又因病染上鸦片，家道开始中落，经济十分拮据。
1916年，潘汉年初小毕业，因无钱升学，进入潘海良的私塾学堂，即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第三高小坐落在宜兴县西乡都山，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学校，创办于清朝末年，原名陵霞书院，后改为国民小学。辛亥革命后，发展成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当时担任该校校长的是清末秀才储涵奇，他治学严谨，潘汉年在这所学校里，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1919年，潘汉年从第三高小毕业。在外婆吴氏的资助下，考入和桥彭城中学。1920年，他因下肢患疾，中途辍学。暑假期间，在北京念大学的堂兄潘梓年和潘寂回乡度假，向潘汉年等少年伙伴介绍了不久前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情况，这是潘汉年最早接受的政治启蒙教育。
潘汉年病愈后因家庭经济拮据，便在本村和邻村的小学替人代课教书。
1922年，16岁的潘汉年经人介绍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任教。潘汉年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不但使学生获得牢固的知识，而且注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教学中，潘汉年还撰写了一些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他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言而能行”的教育工作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言行一致，为人师表。他还积极主张在假期里，让学生们多到农村去，充分须略农村“那冲敦厚的自然美”，用以“陶养出幽美情绪”。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研究探讨教育问题，他还特地写信给《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希望该报“出一张专事研究教学的副刊”。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参加了“宜兴评论社”。该社成立于1920年9月，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自发地酝酿和组织起来的进步团体，成员大多是爱好文学艺术、热情而刚直的青年。加入评论社后，潘汉年还参加编辑评论社出版的小型报纸《宜兴评论》。《宜兴评论》的内容有社论、述评、简明新闻，有时也登一些杂文和地方掌故，以及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随笔、散文、漫画等。其主旨是反对旧道德、旧文比，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伸张正义、发扬民主；对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以及封建习俗，进行坚决的斗争。
潘汉年和李肠谷、鲍文蔚等同仁一起，反对勾结军阀孙传芳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把持教育界的恶劣行径，并与他展开过面对面的斗争。
不久，潘汉年离开家乡，走向新的广阔天地。此行最初目的是为了到上海继续求学，然而，时代的召唤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二
1925年春天，潘汉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任校对员。在此期间，潘汉年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儿歌与童话故事。这些作品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写得颇有新意。1925年5月，他还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童话故事：《苦哇鸟的故事》。并给周作人写信，希望进一步开拓童话故事的题材，得到周作人的赞许。
1925年五卅运动后，潘汉年积极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加入了中华书局工会。同年秋，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潘汉年结识了宜兴同乡周全平，经周全平介绍，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开始投身到进步文化运动的激流中。
创造社出版部里聚集着一群风华正茂、不畏艰难的热血青年，他们既做出版部的具体事务，如包装、跑邮局等，又都是能编会写的青年作家，每天工作极其紧张，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而收入甚微，有时甚至窘困到饥不果腹的境地。但是，他们“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只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杀开一条血路”，为“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从1926年到1929年，潘汉年先后编辑和主编了《洪水》周刊、《A·11》周刊、《幻圳》周刊、《幻洲》半月刊、《战线》周刊和《现代小说》月刊等进步刊物，并撰写了许多笔锋犀利，很有战斗力的杂文、政论文章，向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战。同时，还创作了不少小说，讴歌进步青年为革命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反映劳苦大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生活。这些进步杂志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许涤新曾经回忆说，1928年，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和其他追求光明的进步青年一样，非常喜欢阅读《幻洲》，并受到鼓舞和启迪。
1928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同年10月，根据党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设法找到了沈端先（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
由于当时潘汉年等人还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初次尝试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它为后来“左联”的筹建提供了经验教训。
192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潘汉年担任中央文委第一任书记。此后，他不辞辛苦，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组织领导了文学艺术界的各个革命团体的筹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间，潘汉年就找了钱杏邨商量筹建新的文化革命团体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于5月和7月对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两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钱杏邨在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