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谆谆转授中央意，夜半倾谈沙利文。①
①曾约夏衍和我在沙利文咖啡馆作长谈。这之前，陕北派来上海的李强同志，由蔡叔厚同志掩护购买电讯器材。夏衍、蔡叔厚与李强坐舢板船夜游黄浦江。夏衍汇报1935年春失去党的联系以来的文化界干部与党员的苦境。
9。进南京
西安事变震人心！狼狈南京宋氏阍。①
①宋子文、宋美龄等。
为促全民同抗日，飞车且闯尧化门。①
①宋氏兄妹急派张冲其人辗转找我党代表商谈。汉年经中央指示去南京谈判。他考虑：如约到南京下关车站，可能会遭到接受日本方面情报的何应钦等的毒手，决定到尧化门小站即下车。进城住宋子文家，商定由二宋与端纳同往西安。并以党代表身份直接与陈立夫、陈果夫见面。西安事变后，党派恩来同志与汉年等任两党谈判的我方正式代表。后李克农与潘先后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七七”、“八一三”抗战中，潘在上海公开活动，起了极大作用。
10。港沪出没
孤岛情形日日危，奔波为党险如夷！
璇宫剧院寻消息，秘密传书第第斯。①
①上海沦为“孤岛”。汉年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离沪之后，他才与夏衍去香港。1939年秋，汪伪傀儡登场，上海敌特猖狂。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漩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开电话，约我到“DDS”（第第斯）咖啡店见面。他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窗口。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面。
11。事变安排
皖南烽火敌猖狂，相对针锋斗虎狼。
为胜一筹筹久远，辣斐三友计周详。①
①皖南事变发生，省委报经长江局指示应变。汉年从港来作配合。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间，他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
12。千秋功
敌垒森森步从容，出生入死立千功。
幸存嗟哦羞才短，咄咄无端梦寐中。①
①此后，汉年同志在香港活动。太平洋战后在上海与群魔斗法，为党的利益作惊人的成功的殊死战。掩护省委全体干部与重要文件以及其他许多重要人员安全撤退到淮南总部。参加延安整风与党的七大。日本投降后从延安到东北。再来上海，在思南路周公馆和我再次见面，托我办事。在香港安排三四百位著名人士进根据地与北京。后又从香港经北京奔丹阳，随军进驻上海。显赫功绩，不能尽述。
13。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霍潘公冤雪同。①
①刘瞿，指少奇和秋白同志。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9。5 战士“覆盆”廿七载①
①本文原载《文汇报》1982年12月31日。“覆盆”，比喻沉冤莫白。
——纪念潘汉年同志
许涤新
一
我知道潘汉年同志的名字，是在1928年的厦门大学，因为那时由他主编的《幻洲》，虽只出版几期就被封闭，但对于当时追求光明的青年颇有影响。记得《幻洲》的创刊号，还有他的英姿勃勃的照片。这样，我就不仅读了他的文章，而且也认识他的相貌了。
我和汉年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他是同刚刚从巴黎回国的陈往天同志（那年夏间，陈就在日寇飞机轰炸下死于非命）一道来的。除了潘梓年之外，当时在编辑部工作的华岗、章汉夫、何云（抗战后期在华北负责《新华日报》华北版，在突围时光荣牺牲）和我，都参加接待。座谈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他们两人看见我们的办公桌上稿子堆积如山，谈了个把钟头，就告辞了。
大约是1939年的秋天，汉年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经重庆要到上海去。章汉夫同志约我一道去见他。那时他住在重庆上大梁子青年会的旅馆里。那次谈得相当长，几乎谈了整个下午。从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的一些问题。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但是生动而尖锐。在这次谈话中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二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次年的四月半，我同好几位同志离开重庆到上海来。那时中共代表团设在南京；为了要在上海展开统战工作和宣传活动，因此，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设立一个机构，对外称为“周公馆”，实际是中共代表团的上海据点，恩来、董老、邓大姐和李维汉几位领导同志，每周轮流到上海来主持工作。在代表团之下，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做“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工委”），书记是华岗同志，参加委员会的有刘宁一、章汉夫、潘梓年、夏衍、乔冠华和我几个人。“上海工委”的名义并不公开，而参加“工委”的同志则以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公开活动。由刘晓同志负责的中共上海市委，是秘密的，因而，他没有同“上海工委”公开接触。但是，汉年同志却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不过，他来时总是在黄昏以后，这证明他的工作使他还不能公开到“周公馆”来。在我同他接触中，他对于时局的分析，对于各方面人物的分析，相当深刻，而且消息特别灵通。他在20年代地下工作时，有了“小开”的代号；到此时，我们也叫他“小开”，这是为了保密的缘故。
那年秋冬之交，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和安东（丹东），政局恶化，日益严重。为了做好准备，周恩来同志除了忙于招待中外记者和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之外，还忙于安排“上海工委”同志的工作。我和汉夫、胡绳、乃超、默涵、冠华等几个人，是被派到香港去搞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其他一部分同志撤到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同志则在董老的领导下，坚持到最后一天。有一天夜里，汉年到“周公馆”找恩来同志，谈了很久，当夜就匆匆走了。他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了保密，那是不能问的。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估计他会留在上海。但我的这个估计是错了的。
三
我同卓芬是在那年11月初抵达香港的。到香港不到几天，就在跑马地的走道上碰见汉年。我初到香港，是小心翼翼的，总是戴着礼帽走路。但是，汉年却从不戴帽子。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不戴帽子，特务一下就会把你认出来。”他却说：“香港同上海的习惯不同，香港人是不戴帽子的。你戴帽子，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在路上不走在一道，就没有什么事情。”短短几句话，使我觉得他在秘密工作上，是随机应变的。
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卓绝的，几乎达到使人“拍案惊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上层统战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银号老板。这一点对于他的活动和掩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活动，如果不是“西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据我所知，汉年是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家搞什么好处的。
刘邓大军在1947年6月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使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不能不发生难以形容的震动。敏感的香港社会，当然震动得更加厉害。次年1月，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沈钧儒等在港召开会议，决定重建“民盟”的领导机关，并恢复活动（因为“民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在蒋介石的压力之下，已经涣散）。同月，国民党的民主派李济深等也在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它们都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不久，我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在港迅速地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显然应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党的工作和汉年同志的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从1948年秋起，在港的党组织奉中央之命，有计划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既要得到各位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又要保证他们在离港时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据我的记忆，主要负责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系的是汉年和方方两同志（记得林平同志在1948年秋已经到广东内地搞武装斗争了）。章汉夫和连贯两同志为了陪送几位老先生，先后北上了。留港的同志，人手越来越少，工作更加紧张。在这里，汉年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1949年4月间，大军胜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香港。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我同汉年在九龙弥敦道方方同志住处开完了会之后，一道乘轮渡到香港。我们坐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里，他问我：“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由中央决定吧。”他说：“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和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南京解放的喜讯一到香港，我们就在英皇道的“哥罗士打”八楼举行招待各界的庆祝会。这是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公开招待各界的第一次规模盛大的会。还未离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国记者都出席了。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啊！方方和其他同志，都在忙碌地招待来宾。记得汉年也在这里露面，但他站在一个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同几位熟人谈话。
大约是在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的第三天早晨，我同汉年、夏衍两同志和老夏的女儿“阿咪”，悄悄地上了那艘开赴天津的“东方号”。我们乘的这艘“东方号”装满了商品。乘客呢？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只有胡瑞梁（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夫妇和两位华侨姑娘。一个可以眺望天际的宽敞餐厅，在吃了饭之后，只有我们三人在谈天。从香港起旋到天津的旅程，正好是七个昼夜。由于空闲，自然就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了。谈话的主角当然是汉年。谈些什么呢？内容现在是回忆不起来了，只能写下一些题目，例如上海地下时期的反特斗争；长征途上的见闻；30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
我们大约是在5月5日从天津到达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先后接见我们，负责对我们安排工作的是周恩来同志。那时，恩来同志住在中南海的颐年堂侧面的房子里（后来毛泽东同志进城后，恩来同志才搬住西华厅）。他就是在颐年堂同我们三个人谈话的。他告诉我们：“上海现在已经被我军包围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赶到丹阳，向华东局报到，跟部队进入上海。黄浦江上还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军舰。进入上海之后，要作最困难的准备，准备美帝的军舰开炮，准备水电都被破坏，准备各种可能发生的混乱。你们都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有前敌党委和华东局的领导，有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的配合，困难是能够克服下去的。”关于工作，恩来同志对汉年说：“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咬给老夏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交给我的任务是帮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工作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四
进入上海之后，汉年同志是市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