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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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8月下旬，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托，列席了少共国际代表团大会。随后，潘汉年化名柏林，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学习，并与在苏的陈云、曾三、孔原、饶漱石、杨之华、高自力、梁广、夏采曦等一起参观访问。
陈云与潘汉年的赴苏，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特殊使命，使中共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使共产国际了解了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的情况。
1936年初，国民党为谋求国共合作的途径，派其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据陈云同志1981年11月8日回忆，当时是他与王明、康生三人共同商议决定。派潘汉年出面与邓文仪接头的。随后，又指派潘汉年为联络代表，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洽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并要求他默记密码，以恢复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年4月间，潘汉年离开莫斯科经法国巴黎回国，为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日夜奔波。
这年10月，陈云亦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他回国迎接西路军的指示。1937年4月，陈云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驻新疆代表。5月，他和膝代远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而后在新疆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为战友伸张正义
陈云与潘汉年自莫斯科分手回国后，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为党竭力工作。陈云从1937年11月由新疆赴延安，12月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直至1944年3月；后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直至解放。潘汉年回国后，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等职，为党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近新中国成立之际，陈云受中央之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出色的领导了建国初期统一财政、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等重大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有过直接的指示。当时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曾为落实中央一系列指示，协助市长陈毅在上海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整顿金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4月，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逮捕并定罪判刑。但其问题始终查无实据，政治名誉也未能恢复，直至1977年4月14日在长沙蒙冤病逝。
对此，陈云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潘汉年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党内了解他情况的同志并不多，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央领导层中与潘汉年共过事的、还健在的，仅有陈云一位了。无论是从党的利益，还是从战友情谊，陈云都认为必须彻底搞清潘汉年的问题。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了要重新评定“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三中全会后，陈云便委托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潘汉年的材料，以查清问题。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大手术。手术前，陈云郑重地给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案子。姚依林来医院探望陈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没有别的事，潘汉年的问题也给耀邦同志写了条子。在疾病威胁生命的关键时刻，陈云提出潘案复查的问题，充分显示了他对党的历史和事业及战友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1年3月1日，陈云再次就潘案复查问题致信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及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信中说：“我认为潘汉年的案子需要复查一下。”“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刘晓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党的组织的完整保存，从反面证明了潘汉年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陈云明确提出：“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3月3日，胡耀邦批示接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纪委复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特科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又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询问潘汉年材料的情况，并对在场的原特科工作人员说：“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必信他将恢复名誉。”短短的几句话凝聚着陈云对战友的深重的情意和无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位特科老战士的心。
历史不容歪曲，这是铁的原则！中纪委在公检法有关部门的协同下，根据档案材料和大量人证物证，彻底否定了强加在潘汉年身上的“罪状”及错误结论。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纠正。通知还充分肯定了潘汉年自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著功绩。
历史传扬着许多友谊的颂歌。陈云与潘汉年在白色恐怖及生与死面前所结下的战斗情谊，就是非常动人的一曲。时至今日，两人已相继谢世，但他们共同灌注的战友之情和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万古长存！
8。2 潘汉年与宋庆龄
林铭纲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汉年身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重任离开陕北，经西安、南京，风尘仆仆到达上海，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他十分景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对于宋庆龄的情况，潘汉年是相当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庆龄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友谊与交往以及对左翼进步文化运动的关怀与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她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八一南昌起义时，她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第一位成员；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领衔担任执行委员，和沈钧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领导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潘汉年还知道，1936年初，宋庆龄曾接受宋子文请她帮助沟通国共两党联系的委托，派董健吾和张子华一起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面交重要信件，并带回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就在3个月前，潘汉年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还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她的赞同。
潘汉年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亲切而热诚地欢迎这位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并从他的手中接过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戴上了眼镜，一字一句地仔细看了起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①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①指蒋介石。
②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声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关于这次潘汉年与宋庆龄会见的详细情况，我们迄今尚未见到有关的史料。但是，从此后一连串的事态发展中可以判断，宋庆龄对于潘汉年转达的毛泽东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张，是完全赞同与坚决支持的。她与中共驻沪办事处（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仍由潘汉年任主任。“八办”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经常保持联系，并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而竭尽全力。她于1936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同时，“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为了执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潘汉年日以继夜地从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一是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复杂的谈判；二是向各方面的朋友做好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在这两个方面，潘汉年都得到了宋庆龄有力的帮助与配合。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委派潘汉年为代表，直接和国民党当局谈判。11月9日，周恩来又电告潘汉年，要他以【“文】党中央代表【“人】身份同国民党【“书】代表陈立夫正【“屋】式谈判。在谈判中，潘汉年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并及时用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同陈立夫谈判的情况。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给潘汉年打电报指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使谈判陷于僵局。同时，他对内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于11月26日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国”罪名加以逮捕。在长达8个月营救“七君子”的过程中，潘汉年同宋庆龄经常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宋庆龄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国民党镇压抗日的救国会领袖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发起了影响巨大的“救国入狱运动”，领衔和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义正辞严地指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之责任。’讲公开发表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肺腑、震撼人心！1937年7月5日，宋庆龄不顾天气炎热，胃病发作，疼痛难忍，坚持与胡子婴等12人亲赴苏州高等法院投狱，使该院院长、首席检察官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救国会本身并非犯罪。宋庆龄返沪后，又于7日致电蒋介石等，坚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7月底，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沈钧儒等7人，营救活动取得了胜利。当“七君子”回到上海时，潘汉年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并转达了中共关于抗战的方针政策。他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会见七君子，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转向抗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宣布了“讨道令”，准备轰炸西安，企图置蒋于死地。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强烈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谋取妥协，把蒋介石救出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深知，如果蒋氏一死，宋氏利益难保。她不仅请兄长宋子文去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