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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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我们最近召开的六中全会和五次大会，已经表达了团结对外的一致愿望，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团结现象。现在政权也开放了，比如银行界张公权、教育界蒋廷黻等，都不是国民党，现在也吸收到政府里来了。言论自由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今年五月要召集国民大会，说明我们准备把政权交给人民。近来对你们的进攻也消极了。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不愿意与你们合作，而是许多问题阻碍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作出这样的表示。今天我们能够会面是很好的开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彼此意见接近的办法。

潘：朱、毛的通电你们为什么没有讨论呢？同时，上海、武汉等地也没有停止逮捕抗日分子与共产党员，你想朱、毛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你们想抗日呢？

邓：这也难怪红军。就是为着粮食，他们不打也不行。我们曾两次找过鲍格莫洛夫，向他说明我们要找你们谈判，但他表示不愿意过问我们国内的问题。因此不待过阴历年我就匆匆来此，预备从《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转信给王明，又怕没有结果，又担心日本特务会知道，所以我直接写了一封信给共产国际秘书处转王明。他不知收到没有？

潘：没有。可能还没有寄到吧。

邓：我在上海时从上海领事馆里找到最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把王明那篇文章连夜找人泽出来，连同王明在七次大会上的发言一起交给了蒋先生。因此他要我来和王明谈谈。

潘：我们今天能见面，这很好。希望你能够具体说明一下你们对于与我们合作的意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邓；要合作这一点是确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一是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统一指挥不可；二是我们现在子弹和粮饷都只够三个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战，就非另想办法不可；三是外交方面我们对英美是有些办法的，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无论如何没有苏联与我们那样方便。最近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们应当与苏联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和粮饷。这一点很重要。

潘：如果真心抗日，这三个问题应该都不难解决。统一指挥将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抗日应当利用英美的帮助，这一点我们不会反对，并且我们近来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间的冲突，将来也许在这方面可以贡献一些具体的意见。关于找苏联帮助，这确很重要，根据他们一贯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则，只要南京政府坚决站在团结全体民众反对日本的立场上，我个人相信苏联对中国的P族运动是会同情的。你们从外交方面去努力不会没有结果的。至于说日本最近关于进攻外蒙和内蒙的宣传，它很大程度也是故意吸引南京政府的视线到蒙古问题上去。因为苏联国防力量雄厚，全国团结一致，日本没有欧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实际上是不敢冒险进攻苏联的。最近外蒙古政府派人到苏联来，莫洛托夫等重要领导人都亲自接见，这说明外蒙在外交上是很有办法的，日本进攻外蒙恐怕不比进攻南京政府更容易。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日本究竟是先进攻外蒙，还是先进攻中国。我们现在应当努力团结一致对付日本，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问题是朱、毛和王明同志8月1日即发出宣言，最近红军又发通电，南京政府除因汪精卫被刺组织上略有变动以外，看不到有任何真正抗日的准备。

邓：要抗日其实政府早有准备，不然的话日本为什么总是要威胁蒋先生呢？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问题，将来会有文件来证明的。现在情况非常迫切，日本可能只留给我们三个月时间，而我们之间尚未停战。即使停战后，八十个师的部队也不可能马上集中起来，何况为了避免日本人知道国共妥协，先发制人，各个击破，与红军接触的部队还不能立即撤退。但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就是与日本宣战之时。因此我希望能够与你们早日谈判成功。

潘：希望今天我们初次交换意见之后，下次你能够具体地代表南京政府提出你们的想法。

邓：当然。不过，虽然我们谈话也是一样，我还是希望见一见王明，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4。4　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

谢黎萍

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人们自然会想起作为中共谈判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所展现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谈判艺术。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在西安事变前，中共还有一位谈判代表，这位代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阶段，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工作，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中，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位不辱使命的谈判代表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敌对状态后，于1935年冬开始出现一线转机。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政治解决”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当时王明强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于是，潘汉年受命回国。

1936年5月，潘汉年和正在苏联逗留的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取道巴黎到达香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情况的冯雪峰。冯雪峰接到胡愈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后，马上动身并于6月抵达香港。两位左联时代的老战友此番重新聚首，虽不是组织的安排，却是意味深长。潘汉年需要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冯雪峰不久前刚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出来，并且已经在上海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电讯的秘密电台，及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而陕北中央此时正在谋求解决与已经中断联系达一年的共产国际重新联系的问题。虽然在潘汉年之前已有同志从共产国际携带联系密码回国，但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送达中共中央。因此，潘汉年此行还负有将联系密码送达中共中央的任务。潘汉年在听取了冯雪峰有关陕北中央及上海的情况介绍后，并没有过多地介绍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团派遣回国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联系工作。不久，冯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冯雪峰，潘汉年于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看到一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化名黄毅刊登的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见黄毅。”叔安是潘汉年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潘汉年见到启事后，立即到九龙酒店与张冲见了面。张冲此次来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同时，张冲告诉潘汉年，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甚为迫切。

约7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从香港坐船经上海抵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张冲安排住进扬子饭店。由于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被要求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上去。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后，很快有了答复。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潘汉年在张冲陪同下会见了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亦是CC上层骨干人物的曾养甫。曾养甫在重申二陈的一些意见后，与潘汉年约定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作代表负责谈判联系工作。潘汉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后，潘汉年开始考虑陕北之行。鉴于前次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提及有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并与他一起研究赴陕方案。考虑到潘汉年此行事关重大，冯雪峰特意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且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由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的安排与陪同下，离开上海。8月8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汉年被安排住进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的张闻天的窑洞。张闻天和潘汉年促膝长谈。随即潘汉年又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即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接着，潘汉年又来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将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络的密码，交给了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至此，潘汉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出的国共两党谈判联系人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在听完潘汉年的汇报后，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实行了重大转变，即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并于9月1日向全党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通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潘汉年在参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张学良部工作。但不久，即8月26日，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关于“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希望他“取道肤施”（即延安）回陕北的电报。①9月上旬，潘汉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准备不日启程，经西安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①《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在西安作短暂停留后，于10月中旬到达上海。就在潘汉年到达上海前后，鉴于蒋介石继续对苏区实行“围剿”，缺乏谈判诚意，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代表。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将有一个讨论研究过程，潘汉年在从西安返沪路经浦口时，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交给了事先约好在那里等候的张冲，请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央。10月中旬以后，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张冲亲至上海请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随张冲抵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第二天，即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共商国共两党合作谈判问题。陈立夫则表示潘汉年通过张冲转去的中共有关合作谈判的文件他均已过目，但由于国民党中央还未就此事开会讨论，目前尚无正式的谈判意见，因此只能就个人的观点提几点看法。必须说明的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意图是一贯的。1935年蒋介石命邓文仪到苏联主动与中共代表团接洽两党合作谈判问题，主要是试图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当这种可能化为乌有后，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便停止了，1936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