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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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浜蠊诘恼挝侍狻Ｎ业澄贫竦痴叩淖洌咛宓亟⒘降澈献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以如下之保证：1．在全国范围闪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接着我党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3月下旬，潘汉年从上海陪同周恩来等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回到上海后，潘汉年与宋子文继续谈判红军的改编经费问题，又同张冲两次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治合作问题。由于蒋介石这时在对日问题上仍旧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尽管我党进行了艰巨的努力，谈判还是没有能达成协议。
193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又与潘汉年有了工作联系。他负责党的上海办事处工作，归党中央领导。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陈立夫、康泽谈判后到了上海，在中国饭店与潘汉年和我会面，张毅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道“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交待。第二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后台公开与救国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会面，我也去参加了。
“八一三”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蒋介石被迫进行应战。并于7月30日释放了“七君子”。8月22日发布八路军改编的命令。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在7月15日就交给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发表了蒋介石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这次合作的推动，才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4。2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臣①
①本文原载1983年7月14、15日《人民日报》。原题为《伟大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忆潘汉年同志》，收入本书的题目为编者所加。
胡愈之
党中央对潘汉年同志的估价是很高的。诚如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的文件里说：“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他的革命斗争是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环境，他在不平凡的对敌隐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而他又是从来很少表扬自己的，所以他的伟大的战斗的一生，很少为党内党外所知道。
我和潘汉年同志相识是在武汉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从南昌、武汉回到上海，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创办了“创造社出版部”和《幻洲》杂志等。我对出版工作有兴趣，所以和他有往来。到了1939年1月，我离开上海去法国，以后就没有和他见面。现在才知道，在30年代初，他是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代表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建立联系，同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和随后以文化界为主成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中，任中共党组书记。这一系列活动，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
在1930年到1933年前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上海党中央受到了破坏。潘汉年同志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目，写了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1933年夏间。他转移到江西苏区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一次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一次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这两次任务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江西苏区，步步为营。但是由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不赞成谈判，所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据潘汉年同志和我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苏联船，到达莫斯科。这时候他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1935年7月召开的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①
①潘汉年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结束。他列席了正在举行的少共国际代表会议。
这一次共产国际大会对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巨大的影响。由于纳粹夺去了德国政权和德意日形成了法西斯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受法西斯威胁的资产阶级国家应该和苏联联合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来说，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工农红军还在雪山草地长征途中，和外边的通讯联络被切断了。所以出席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创办了公开的中文刊物——《救国时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救国的纲领，就是在《救国时报》首次登载的。
1935年底，我通过在狱中的杜重远，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取得了成果。但那时上海党中央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和我唯一联系的宣侠父同志也流亡到香港。在香港是可以和巴黎《救国时报》通消息的。为了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我到香港找到了宣侠父同志。这时候，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正准备反蒋抗日，国内的形势有很大发展。宣侠父同志要我去法国，转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取得联系。1936年1月，我假充华侨商人，搭了日本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帮助，他替我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我把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潘汉年同志也向我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1936年4月间，我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要我陪同潘汉年同志从法国搭船回香港，以后我的工作由潘领导。
在我离开香港以后，邹韬奋因为在上海受国民党的压迫，也到了香港筹办《生活日报》。当时两广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宣传机关。我回到巴黎时接到韬奋的电报，要我赶快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潘汉年就要我去一复电，说是等我回到香港“择吉开张”。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生活日报》才正式出版。以后报上没有提两广的反蒋运动，而宣侠父同志也被调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侠父同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期的中共党员，抗战中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成为烈士）。
回到香港以后，潘汉年同志对我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经在上海开过，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参加的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例如两广、十九路军和冯玉祥等的代表，除主张抗日的爱国基督教徒外，很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提的口号比较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起作用。潘汉年同志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同志，由我帮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因为他们四个人都不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邹韬奋去上海以后，沈钧儒同意了签名，但章乃器嫌文件过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件也由章乃器署了头名。这个修改后的文件虽然保留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论点，但对群众的影响不大，在国民党地区没有一个报纸刊出，后来只是在《生活日报》上刊登。中共华北局大概是根据《生活日报》所载，转送党中央的。1936年8月间。以毛泽东同志名义，向章乃器等4人作了答复。这个复文我在以前一直没有看到。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在苏州法院审问时，法官拿出一封毛泽东给章乃器等4人的复信，作为救国会“勾结”共产党的证据。直到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找出这封毛主席署名的信来问我，我才知道毛主席当时是根据《八一宣言》的纲领来答复的。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汉年同志见面的时间不多，一般是在饭馆以及高级咖啡店里。他时常到中国入不大去的外国咖啡店找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有时邀我一起参加。故意对国民党说我是救国会的，对中共有意见。他接触比较多的是国民党的张冲，此人懂俄文，当时是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常和我说：“国民党内部有问题。有些叛党出去的特务分子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愿意找到我，想和共产党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产党里来。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机会，做策反工作。”张冲后来担任国民党的秘密和谈代表。潘汉年同志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陈果夫、陈立夫谈判停战抗日。他给终没有向我透露这个任务，虽然这些任务是党中央知道的。
潘汉年同志这种对敌的隐蔽工作，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下半年他去了西安，见了当时已经和我党有联系的张学良，后又去了陕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战线逐步联系起来，由反蒋抗日走向逼蒋抗日，直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但和潘汉年同志的具体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代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代表，与南京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等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是秘密举行的，他就住在宋子文家里。宋是亲美派，是倾向抗日的。潘汉年同志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七七”抗战开始以后，他在上海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但是主要仍然是进行隐蔽的对敌斗争和情报工作。已经有许多同志在这方面写了回忆文章。我从1938年起离开上海，我的工作改由廖承志同志领导。1940年末我去新加坡主编日报，以后经过太平洋战争，流亡到苏门答腊岛，先后经过9年多才回到香港。1948年8月我和沈兹九是最早一批由香港进入解放区的。我们假充华侨商人，搭了英国船，开往南朝鲜的仁川登陆，然后转道大连和山东的小口岸，才进入解放区的。这一隐蔽的路线也是由潘汉年同志亲自布置的。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任副市长和市委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