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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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也在升级。1927年4月9日前后，蒋介石指使流氓捣毁了南京国民党市党部，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共产党人先后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险遭毒手。接踵而来的“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用鲜血教育了我这个国民党员，誓与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当然，蒋介石决不会容忍我这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在他鼻尖底下与他作对，特务机关曾经逮捕过我三次。第三次竟将手枪和《组织农民暴动计划》等宣传品塞在我住处，栽赃诬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迁居上海。在上海，我和小学同窗陈处泰（即陈惘子，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文总书记兼社联党团书记）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讨马列主义著作和反蒋救国之道。我的周围，还有几个原来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见，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蒋抗日的道路。最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识：“庆父不死，鲁难来已。”蒋介石是我们的消灭目标，刺杀对象。陈处泰对我们的政治见解是完全了解的，他作为党组织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人，对我们爱护备至，肝胆相照。为我们的“五步流血”的计划和大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并且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说服我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听不进这些意见。陈处泰将我们的态度再向上级汇报后，表示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既说服不了我们，只能预祝成功。我们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们成立了掩护这一计划的行动机构——“晨光通讯社”，正式在南京开张。由我担任社长，化名胡云卿，是一个“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即张保京），采访主任贺坡光（即贺少茹），记者孙凤鸣（即孙凤海，原是国民党军队一名排长，枪法高超，胆识过人）。我们4人组成了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紧，而蒋介石在签订媚日投降的《塘沽协定》后，全力以赴指挥内战，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国内形势的恶化，更加促使我们加快步伐，早日诛灭元凶。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我们就预定在此次会上动手。那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会议开幕式时，孙凤鸣混在60多个记者中进入会场。谁知蒋介石多疑诡诈，他看到秩序不好，决定不参加开幕式后的摄影仪式。孙凤鸣根据集体的决定，只好以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弹，他自己也中弹被捕，翌日就在医院牺牲。这一政治巨案带来的当然是多方株连，残杀无辜。不但张玉华、贺坡光等相继被捕，连孙凤鸣的妻妹、贺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讯社成员的陈处泰，在探望刚从香港回来搭救战友的崔正瑶（孙凤鸣夫人）时一起被捕。敌人虽查清陈并未参加晨光社活动，但认为他是共产党要犯，将他秘密处死，遗尸也被投入镪水池中。陈处泰、崔正瑶等牺牲时都是30岁不到的有为之士。而我这条漏网之鱼从此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鲜血换来的千古遗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须另谋反蒋救国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经过血泪反思，我决定遵从陈处泰烈士的遗训：只有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制度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能改造中国，拯救中国。于是积极筹备亲赴延安，向党交心。行前，我认真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撰写的《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从香港散发至全国各地，并直接寄给蒋介石。这是讨蒋的檄文，也是宣传烈士的政治主张与揭露被害真相的公开宣言。二是写了一份思想总结，将自己走过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张和经验教训等等毫无保留地坦陈心迹，预备交给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我如愿以偿，到达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并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的七点自我要求，作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宣誓，作为自己参加党的工作的行为规范。
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作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己。他们表示对于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潘汉年小我4岁。这次见面，经廖承志介绍，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敌区加强隐蔽战线工作的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经过交谈，我为他的渊博知识、潇洒风度所折服。在他领导下十几年，我们不仅是上下级，还成了知交知遇。我认为他才智过人，胆识超群，确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不可多得的将才。
潘汉年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在完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时，多谋善断，指挥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找我商议要起用我的一个知交任庵去充当周佛海同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之间的中介人，以加强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着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的历史和现状。周佛海虽然在中共建党时参加过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国后即已叛党。在黄埔军校教学时，和蒋介石结缘。1927年，他发表《逃出赤都武汉》，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张目，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以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等职，为国民党培养军事骨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时，他反对武装抗日，公开鼓吹汉奸理论。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在汪伪政府里充任“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是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实力人物。潘汉年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5年，但蒋介石从未放弃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必然要和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既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就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选。周佛海的出走投敌，以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驻在周的南京寓所，看来都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至于那位司令长官，对和日本人做买卖的关心超过对日作战的热情。他早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早就相识而且双方都信得过的党外人士。潘汉年说：我们最欣赏任庵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耿耿”。
经过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们打入了汪、蒋的心脏。任庵不但亲赴内地得到这位司令长官的“召见”，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离沪期间，还介绍我和周佛海见面，说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托。这样，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我们。我们从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当时的精辟分析，果断决策，具体部署和启用人才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对党的情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作为上海、华南敌占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除了完成深入了解敌、友政治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战略情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任务外，还要完成很多看似简单，但却艰险异常的具体工作。我作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这些突击性的任务。譬如1948年初冬，他布置我带着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到上海送交。内容大致是：全国解放在即，独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党深感不安，兹派人专程来沪，负责护送先生离沪赴港等等。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先生的绝对安全。因为那时她已在军统特务的日夜监视下，连出大门都涉及安全与否。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且取到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但是，宋庆龄认为出大门没有把握，一动不如一静，拟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刘善本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以后，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派人找到刘的家属，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情况良好的信息，向家属表示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和家属一道研究如何出险离沪的安排。那时，特务正住在刘家监视，派人去送信，犹如自投虎口，艰难危险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汉年郑重考虑。当他决定将任务交我完成时，离开他规定的向他汇报的时间只有7、8个小时，过了这一规定时间，意味着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须另作安排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由我自己设计会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适用，并不事事干涉。于是我用了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张庭坚”的化名，闯到狄思威路（今保阳路）麦加里1号刘家去“采访”。我一闯进去，正巧碰到刘善本夫人在楼梯口。不待特务们围过来，我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她。当特务们包围我以后，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且将名片递给他们看。我还一本正经地向那些特务“采访新闻”，因为他们自称是“空军司令部派来照顾刘的家属的”。他们当然不会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并且派了个小特务坐到我的汽车里来陪同前往。幸亏司机机灵配合，他向上车的小特务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着猛力一推，将小特务推出车外，车子马上开动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时汇报。
我在潘汉年领导下10多年，在完成许多机密的、危险的、艰难的任务过程中，潘汉年总是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并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工作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是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一致公认的。同时，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当，给下级以充分的信任和发挥才能的余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于众。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医院被直接押送牢房，从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后，我想不通天卞哪有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当初我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战胜利后，我为什么要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