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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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构撰诬陷文字，呈奏朱由校，将苏、锡、常一带削职或落职在家的八位重要的东林党人逮捕归案。｛142｝以上只是一说，内幕则一直不明。实际上，东林党人不大可能与李实密谋，后者贪虐，屡与苏松巡抚周起元等东林党人相冲突。刘若愚说，崇祯元年七月初四，他被提出监，御前讯问，“只辨朱墨之压否何如”，即辨认文字是不是后写上去的，据此“乃止以墨迹盖朱，即指为永贞成案，永贞虽死，真正捏砌填写此本这人，尚漏网幸免扬扬于圣明之世也”｛143｝，语气相当存疑。
被批捕的吴地八位重要东林党人是：高攀龙（前左都御史）、周起元（前右佥都御史、苏松巡抚）、缪昌期（前左赞善）、周顺昌（前吏部文选员外郎）、周宗建（前御史）、黄尊素（前御史）、李应升（前御史）。他们的罪名是贪污——“诬起元为巡抚时乾没帑金十余万，日与攀龙辈往来讲学，因行居间”｛144｝——周起元贪污公款，并用于东林党人的活动与联络。上述八人，坐赃三千至十万不等，先后被投入诏狱；只有高攀龙在缇骑将至的前夜自沉园池，他在遗书中说：“臣虽削籍，旧属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谨北面稽首，以效屈平【屈原】之遗。”｛145｝事后看，他的自杀，竟然幸免于炼狱之外。
两次大逮捕，在各地都引起社会严重反弹，甚至激成民变。这是整个天启统治期间，中国唯一令人感动的时刻。
杨涟“在朝正直，居乡廉谨，天下共知”。因此，在其湖北老家，“一闻逮系，郡县震惊”，老百姓奔走相告，“欲夺涟而禁官旂”，城外“众集至数万，府道开谕【府、道两级政府发布公告】不能散”。最后，是杨涟亲自“带刑具出城”，以“恐累族诛”为由恳求父老乡亲，群众始散。等到杨涟押解上路之日，随囚车前来送行的，有上万人之多；老婆婆、卖菜的、盲人和乞丐“争持一钱以赠涟”，为助杨涟“完赃”略尽绵薄之力。各州县以及乡村，“为涟设醮祈祷生还者，至数百处”。连锦衣卫官兵，或出于感动，或示好民众，也出钱在关帝庙前为杨涟设醮。进入河南，情形一如湖北。“河南州邑，无不为涟请祷。”更有数以千计的人，自备资粮，把杨涟一直送到黄河岸边。｛146｝
周顺昌在故乡吴县极有声望，平时民间若有冤情，抑或事若涉及民众利益，他经常出面找有关当局陈诉，“以故士民德顺昌甚”，非常认可他。抓捕周顺昌的消息传开，一连数日，县城喧闹不止，街头到处是非正式集会，为周鸣冤叫屈。到起解那天，数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期而至，向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徐吉请命。素来飞扬跋扈的厂卫鹰犬，起初没把人们放在眼里，厉声呵斥：“东厂逮人，鼠辈安敢如此！”把镣铐狠狠扔在地下，气势汹汹地叫嚣：“犯人呢？犯人在哪儿？”走狗的气焰益发激怒民众，有人喊道：“我还以为是皇上抓人，原来是东厂这帮杂种！”一语甫毕，在场数万人“蜂拥大呼，势如山崩”，竟动起手来，打得厂卫鹰犬抱头鼠窜，当场打死一人，多人重伤。毛一鹭、徐吉吓得不敢吱声。直到较有民望的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曲为解谕”，事态才渐渐平息。｛147｝另一说，现场大乱时，是周顺昌亲自劝解，加上巡抚、巡按被迫承诺，暂不押解周顺昌，“明晨出疏保留”，然后百姓亲眼看见将周顺昌安置在官署，方才作罢。第四天，趁夜半寂无人知，缇骑押着周顺昌偷偷乘一小舟，“如飞而去”。｛148｝逮捕周顺昌引发的暴乱，令魏忠贤“大惧”，一度不敢再派缇骑出京。
左光斗、魏大中、周宗建等人的被捕，在各地均引致程度不同的骚动。
镇抚司诏狱，实为人间活地狱。里面的酷刑，除想象不到外，没有做不到的，种种惨毒，难以尽述。权以杨涟所受之刑为例，他被许显纯铁钉贯耳、土囊压身，毒打至“体无完肤”｛149｝，“死而复甦【苏】者数次”｛150｝。清初桐城派泰斗方苞，作为左光斗的同乡后辈，在名篇《左忠毅公逸事》中，记录史可法亲口对其父母讲述的当年潜入诏狱探望恩师左光斗，所目击的情形：“左公被炮烙……倚墙席地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
左光斗意识到，再这样下去，魏忠贤、许显纯一伙势必用酷刑直至把他们整死。他不甘心这样被了结，与他的同志们商议，是否屈承罪状，“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151｝。这是因为，自从朱棣以来，诏狱便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秘密监狱，生杀予夺，一切可以不依程序，当犯人罪行被确定之后，才移交刑部等司法部门定罪。左光斗的建议，就是抱此一线希望，先逃脱许显纯毒手，再图后举。这提议，其他五人均表同意；他们当中一半人原先职务与司法有关，显然，是依据经验认为可行。他们的天真在于，面对穷凶极恶之魏党，仍然以为程序可以起作用。于是，“诸人俱自诬服”。
可是他们所期待的情形根本不曾发生，六人的认罪，让魏忠贤喜出望外，益觉立于不败之地，继续羁押六人于诏狱，并迅即转入“追赃”的下一阶段——“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追比，即给完赃规定日期，到期不完者用刑；五日一追比，就是以五天为一期限，不能如数缴款，到期用刑一次。
这些东林党人，大多为官清廉，家境也很清寒。魏大中“宦游十载，家徒四壁”；周顺昌“出入京华，唯一肩行李；涉历宦途，止廿亩山田”；李应升“廉名远布，宦橐萧然”。｛152｝
杨涟更是家境“素贫”，所有家产充公，尚“不及千金”。他下狱之后，年迈老母流浪在外、寄宿谯楼，两个儿子以乞讨糊口和奉养祖母。“征赃令急”，杨涟根本拿不出钱来，“乡人竞出赀助之，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153｝，仍是杯水车薪。根据许显纯的奏报，追比的成果不过是：七月八日追得三百五十余两，七月十三日追得四百余两｛154｝……而栽在杨涟名下的赃款数额是二万两！以此速度，最后完赃将追比多少次可想而知——他是断无活命之望的。
尤有甚者，朱由校感觉五日一追比还不过瘾，特命加重处罚，改为“逐日追比”。
杨涟等赃私狼藉，著逐日研刑【细致、深刻用刑】追比若干。著五日一回奏。待追赃完日，送刑部拟罪。｛155｝
这个朱由校，且不说作为一国之君，即便从任何日常为人的基本道义看，都可称狼心狗肺。他宠任客氏、魏忠贤等，驱逐朝中正人，甚至将杨、左等逮捕下狱，我们皆可置之不问；然而，他竟以“逐日追比”惨毒无比的方式对待杨、左，完全超出于“愚闇【暗】”之外，唯以天良丧尽可堪解释。当年，杨涟于“移宫案”中，为他帝位不保忧心如焚，日夜焦思，“六日须发尽白”｛156｝。这种光景，我们仅见于阻于昭关的伍子胥，所不同者，伍子胥乃为自己性命不保、家仇难报至此，杨涟却是为他矢志效忠的君主和国家如此。对这样的忠臣和恩人，朱由校竟然似欲食肉寝皮而后快，普天之下心肝烂掉的人，他可算头一个。
有此严旨，而杨、左又无法完赃，其毙于狱中的命运已然注定。在打无可打、打得已无人形之时，公元1625年，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被许显纯秘密处死于诏狱。杨涟时年五十四，左光斗五十一。人们见到他们的尸体时，血肉模糊，溃烂不可识，“尸供蝇蛆，身被重伤，仅以血溅旧衣，裹置棺内”｛157｝。
八月、九月，首批投入诏狱的“六君子”中余下的三位，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也先后遇害。
以吴中东林党代表人物为主的第二批遭迫害者，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于天启六年四月至九月间，同样在饱受酷刑之后，尽数毙于狱中。
另有前刑部右侍郎王之寀，以另案先期死于狱中。王是“三案”之第一案“梃击案”主要办案官员之一，时任刑部主事。他坚持事实，而事实对郑贵妃等极不利。当时，万历皇帝已有二十五年不曾露面，就因为王之寀就“梃击案”提出的证据相当有力，牵涉郑贵妃，才逼得朱翊钧二十五年后首次接见朝臣，亲自为郑贵妃辩解。此事轰动一时。后来，王在党争中遭到陷害，削职。天启朝初复出，战斗力不减，就“红丸”“移宫”案，猛烈攻击群小。天启五年，修《三朝要典》，列王之寀为“三案”罪首，“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158｝。
细思之，天启党祸，对明朝命运并无决定意义。党祸发生，诚然起到了助纣为虐之效；但设若不发生，谅亦无改国势颓坏之趋向。整个事件中，我们只发现一点积极因素，即民心向背，拘捕东林党人时，各地迸发出来的在古代难得一见的民间社会径直表达政治意愿的热情，十分可贵。倘使认识到民心可用，顺势而为，或可拯救国家于衰弱之中。然而，这近乎天方夜谭，以二百余年来朱明政权的极端黑暗和反动，顺民意求改革，当系世间最不可能发生之事。
朱由校、魏忠贤用骇人听闻的毒狱，将这政权的反人民本能，做了最后一次淋漓尽致、欲罢不能的宣泄。任何时候，回顾这段充斥了迫害、虐待和残忍的历史，中国人都将深感蒙羞。聊以欣慰的是，正义仍存人心，而东林党人的表现也显示了极其勇敢、刚强的英雄气概。时隔近四百年，捧读《左忠毅公逸事》那样的篇章，仍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历来中国人文中的这种精神和情怀，应当视为民族宝贵财富加以搜蒐，世世传诵、哺育后人。
在此，我特意将李应升下狱后写给其子李逊之（《三朝野记》作者）的遗书，恭录于后；其文平白，其情深挚，其心坦荡，读之可知正人君子如何处世：
付逊之儿手笔｛159｝
吾直言贾祸，自分一死以报朝廷，不复与汝相见，故书数言与告汝。汝长成之日，佩为韦弦，即吾不死之日也。
汝生于官舍，祖父母拱璧视汝，内外亲戚以贵公子待汝，衣鲜食甘，嗔喜任意，骄养既惯，不肯服布旧之衣，若长而弗改，必至穷饿。此宜俭以惜福，一也。
汝少所习见游宦赫奕，未见吾童生秀才时，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艰难支持之日也。又未见吾今日囚服逮及狱中，幽囚痛楚之状也。汝不尝胆以思，岂复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势不可凌。此宜谦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爱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训汝，汝傲而弗亲，今吾不测，汝代吾为子，可不仰体祖父母之心乎？至于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亲，三也。
吾居官爱名节，未尝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业，皆祖父母苦苦积累。且吾此番销费大半。吾向有誓愿，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亩、一粒。汝视伯如父，视寡婶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负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
汝既鲜兄弟，止一庶妹，当待以同胞，倘嫁中等贫家，须与妆田百亩。至庶妹母，奉事告年，当足其衣食，拨与赡田，收租以给之。内外出入，谨其防闲。此桑梓之义，五也。
汝资性不纯，吾失于教训，读书已迟，汝念吾辛苦，励志勤学。倘有上进之日，即先归养，若上进无望，须做一读书秀才，将吾所存诸稿、简籍，好好铨次。此文章一脉，六也。
吾苦生不得尽养，他日伺祖父母千百岁后，葬我于墓侧，不得远离。
尘埃落定
1627年9月30日，旧历八月乙卯日，天启皇帝朱由校以二十三岁之龄和并非致命之绝症正常死亡。
真是罕有之怪事。这么年轻，也无人谋害，根据史料，死因只是上溯两年之前发生的溺水事件——当时乃是盛夏，他受惊之外居然受凉，并且健康状况就此崩溃，缓慢而不可逆转地走向死亡。他可能是有史以来身体抵抗力最差的小伙子，弱到让人无法理解，只能情不自禁地设想，必是天不佑彼，就像他所代表着的朱明王朝。
他死后两个多月，也即天启七年十一月，魏忠贤自杀。客氏入浣衣局后掠死。客魏两家均被抄家；魏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候国兴、弟客光先伏诛、弃市，家属无少长皆斩。
大臣中爬至高位的阉党，只杀了一个人，崔呈秀。
阉党势力盘根错节，未能一遽而除。
崇祯元年上半年，魏忠贤扶植的内阁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等陆续被罢免。五月，毁《三朝要典》，销其版。崇祯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处磔、斩立决、秋后处斩及充军、坐、徒、革职、闲住等罪名，计二百余人。而阉党人数，实远多于此。
拨乱反正过程中，令人唏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