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阀1909-第3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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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侦查扫描装置支持外。仅靠目视望远镜观察监控，很难凭靠有限的军舰，完全大面积水域的封锁。

当然，日本还可以选择布雷。例如他们就在台湾海峡布下为数不少的雷区。但是他们显然不可能把巴士海峡与巴林塘海峡也封锁起来，因为海路通畅的重要意义，相对中国来说，日本显然更为倚重。并且各国为了商业的利益，显然也不会允许日本这么做。

新的海空军最高指挥层接管最高指挥权后，迅速改变了作战策略。你日本对我实行封锁战，咱玩这手可不比你差。潜艇，这个偷袭潜伏的猎杀者的真正价值完全地发挥起来。大批潜艇单个或者成对被派遣出去，他们避开台湾海峡，主靠南方的港口补给，甚至停靠高雄港补给。主要针对日本的商船进行拦截。

不过由于无限制潜艇战毕竟属于一种激进的战术，实在太**人怨，乃无奈之选择。连日本当前封锁海路，根据捕获法则，也只是没收中国的商船和货物，对于商人和船员，一般并不怎么为难。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悍然发动残忍的无限制潜艇战，必然会在国际舆论中完全处于被动。

台湾虽然被临时封锁起来，但是食物补给可以临时就地解决，军火补给有了大量的缴获，暂时也无需忧愁。特别是战争强度放缓后，连药品的补给也不是那样紧张了。即使有啥紧缺我物资，也完全可以通过空中航道进行运输。不仅更为迅速，而且非常安全便捷。唯一的缺点就是运费昂贵，切且不能大量补给诸如粮食。军火这类大宗物资。

由于没有制空权，台湾海峡的那些驱逐舰，反潜舰，防空舰只能看着从他们头顶高高飞过的运输机干瞪眼。也有不服气的防空舰朝着空中打上几炮，但如此距离之下，效果显然是令人沮丧的。几次下来，他们也基本上开始习惯并无视起天上的运输机群，谁让他们仅有的舰载机群，已经完全成为过去。不然有舰载机对台湾本岛的战争支持，干瞪眼的恐怕就属中国的军人了吧。

在密布潜艇干扰日方的海上运输线并派出海军第一舰队与日本海军周旋，由于有着雷达的强力支持，第一舰队但凡发现日方的海军主力舰队，立即远远避开。但是发现他们的反潜小分队或者是护航的运输舰队群，那么就不好意思了，冲上去就是一阵炮轰，欺负得你欲哭无泪。以至于有次俘获的一名日本海员憋屈地大骂，你们到底算不算军人？有本事去与帝国联合舰队去打，老是追在咱们屁股后面耀武扬威，白瞎了你们那十四寸的主炮！

对此，国防军将士们是嗤之以鼻的。你说的倒轻巧，当我们国防军是傻帽啊！不过你日本海军如果真的有胆，咱们一挑一，别冒充你们战舰多。主炮大，就得瑟地挑动我们去与你们决战。有必要伐？

而空军也拒绝了任鸣空的进攻性建议，任鸣空一到参谋部就建议组成残余的俯冲轰炸机群，甚至把老式的鱼雷机和蓝鸟轰炸机全部派上，对台湾海峡的日本反潜封锁舰队展开强有力的反击，打通海上通道，迅速增兵台湾，最短时间解决台湾的战斗。

空军拒绝这个建议后，同时也向华飞提交了一份报告。因为任鸣空从一名北洋降兵，到龙腾学院一位不太受欢迎的教官，再到空军参谋部。这样的升迁速度即使是在北洋军的部队。即使他是当年袁世凯的嫡系，恐怕也不会如此坐着火箭般飞升吧。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不是华飞，任鸣空绝对不会有今天。任鸣空也非常明白这一点，虽然他无比的狂傲不羁，但是并不是不通人情。他非常清楚华飞重用他的根本原因，就是华司令赞同他建设一支强大进攻型空军的战略构想。所以为了报答华飞的知遇之恩，来到空军参谋部的第一天，任鸣空就向空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极具攻击性的战术计划。

空军的提案很简单，蓝鸟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压制东北的日军，虽然日本的舰载机群损失惨重，但是他们的空军力量，尤其是在东北的空军飞机数量，正在逐月增加，对国防军空军构成强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空军绝对不能够为了台湾，而冒如此之险。

此外，由于俯冲轰炸机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较大，除去那些被击落的飞机，超过一半的飞机都或多或少地负伤而回，大都被拖回飞机修理厂正在进行修理维护。状况良好的飞机则需保持警戒任务，因为谁也不知道日方会不会再次铤而走险，集结力量对上海或者青岛等沿海地区展开报复性攻击。那样，俯冲轰炸机就能充分发挥作用。对于当前的空军而言，最紧迫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防御。

但是空军却也不会放弃台湾而不顾，他们提出建立一条空中走廊的计划，调集大批的军用，民用运输机，完成对台湾陆军最基本的保障任务。甚至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输送兵员，回撤伤员。

1924年，在这年的农历春节，华飞回到了合肥，终于在老家过了一次新年。新年一结束，他就赶去南京，并最终签署了空军的作战计划书。并非华飞改变了进攻性空军的战略构想。并非华飞不想在台湾问题上速战速决，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到华飞的面前，让他不得不在现状面前作出妥协，放慢军事征程的脚步。

这个问题就是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实财政危机自始至终伴随在华飞求强发展的道路上，华飞的私人资产倒是越来越多，但是公用财政从来就没有宽裕过，一直都是入不敷出。

一开始自治区的时候，支出用度虽大，但毕竟地域有限，且加上广发债券，让政府在财政方面基本上可以维持一个平衡。但是自从统一全国后，这种政府开支规模一下子暴增几倍，但是收入却达不到这个增长的水平。加上政府在各地普遍推行的利农促商的政策，财政收入反正比北洋政府时期的降低几成规模。

另外接连的大地震，又是全国性的干旱爆发，不仅继续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还让财政收入继续降低几个等级。此外，往年所借各种债券的还款日期开始全面到来。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还清这些债券，必然导致国家信用的全面崩坏。想要再靠发行债券加速建设发展，恐怕就是妄想了。并且这些债券的持有人大多数都是怀有爱国情怀的士绅和海外华人，不按时归还借债，对于华飞来说，更是在道德上产生愧疚。

按照国家的财政状况，原本的确不应该这么早发动台湾与东北之战，过早地与日本展开拼国力消耗。但是关东大地震这个契机对于中国来说实在又是机会难得。华飞不知道他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是否要再等十年？那样，从国家的安全战略来说，实在是极为糟糕的。

华飞早就知道政府财政困难，所以在关于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的建设上，他基本上没有动用财政一分钱，大部分资金都是私人捐献。但当1924年详细的财政年度预算报告出来后，华飞简直吓了一跳。因为这已经不是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而是如果今年如果不能采取得力措施解决这个问题，等待南京中央政府的结局只有三个。一是大面积停止目前的公告设施建设，压缩政府，军队，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预算。二是加大纸币的印刷量，但这只能短时间解决问题，并会带来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后果难以预料。三是政府财政全面破产，政府无法有序运行下去。

第一种结局华飞不愿接受，那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实在不是华飞所愿看见的。印刷纸币的数量，华飞也曾考虑过，但是相对于财政支出的巨大漏洞，有限的通货膨胀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样做的后果也非常严重，比会让新币的信誉度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令纸币的推广产生巨大的阻碍，也会让脆弱的经济体系产生难以预料，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这样做会减少普通民众，特别是大量产业工人的财富，让他们的辛苦血汗钱在无形中被蒸发。也就是说，这样做的本质就是掠夺本国民众的财富，以让政府自身度过财政危机，这显然是下下之策。

这也是华飞离开北京，回到南京的最大原因。政府高层被广泛征集，此外一些民间的知名学者和专业研究员也奉命前来南京接受咨询，提供建言。华飞明白，这个事情对于政府的影响是重大的。不仅影响到了本年度的建设计划，也影响到原定于春季发动的对东北的春季攻势！

有人提出建议，继续发售债券，以新借债偿还原有债务。这倒是一条可行之策，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财政支出的缺口太大，加上这种危机必然隐瞒不住，这就会导致新发售的债券将会很难发售，数量有限。

有人提出向各国银行贷款，以度过这个危机。这个办法或许是最便捷的路径。但是别说英法等国至今还欠着中国少量的外债，德国本身就是巨大的债务国，哪里还能向中国借债。唯一可以向中国大量借债的就属美国了，但即使如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会毫无条件地借债与你，必然伴随着种种苛刻的条件，而且数量恐怕还有限。

还有人提出加税，并对各地的利农促商政策进行临时性取消。对工业发达的地区，例如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加征临时性工商税。提出此建议的人列出了详细的数据，如果政府这么做，将会增加一半还多的财政收入。如果可以再削减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民生建设支出，这次财政危机迎刃而解，根本就不算是问题。

这就是一个矛盾，停止促农利商的政策，并加大征收工商税，的确会让政府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收入增长。但这种增长不是平白无故的来的，他是以牺牲未来几倍，十倍，甚至数十倍财政收入增加为代价而换取的。

华飞坚决地否定地了这个计划，因为从某种意义说，这就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法。不过这个人的提案却让华飞灵光一现，那就是开始烟酒专卖制度，或者还能加上盐糖专卖制度！

310　道威斯计划

盐糖专卖并非一个新鲜的创意。尤其是食盐专卖，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有着悠久的传统。乃至到了明清一代，一个食盐专卖制度的变迁，直接就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几大商团的命运。

盐糖专卖是一种垄断制度，一种借用国家工具实行的强力垄断政策。只是与一般垄断不同的是，盐糖乃是民众消耗的必需品，价格上不能以垄断为手段，谋取暴利。这不仅不符合国家垄断的目的，也不符合华飞的政治理念。但食盐生产的成本之低简直难以想象，垄断而由此带来的财政增收，对于当前的南京政府来说不仅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还能迅速产生一大笔收入，并不会对经济产生大的振荡和影响。

烟酒专卖对于中国来说也不稀奇，自明末烟草传入中国后，第一家纸烟厂商在1889年才开设，而第一家卷烟厂商则是在两年后诞生。

1915年，北洋政府曾颁布了《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和《烟酒公卖栈组织法》，设立了“全国烟酒公卖局”，各省设立相同机构，由国家公卖机构酌定公卖价格，通告各地执行。公卖收入归属中央财政。不过当时所谓“公卖”，只是增加和整顿烟酒税，并没有把市场真正管理起来。而因为种种因素的考虑，南京政府在成立后并没有把北洋政府的政策法律体系继承下来，也就没有继续这种烟酒公卖制度。

烟酒专卖带来的利润是丰厚的，对财政增收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并且烟酒和盐糖不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属于提倡消耗的消费品，所以可以提高售价，以减少销售的数量。但数量的减少，却并不能影响这两种商品的暴利获取。

而且实现烟酒专卖也不会对当前的国家经济环境产生影响，当前国内的烟草公司大都以外资为主，民族资本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实力也不是很强。最知名的莫过于，简照南，简玉阶两兄弟以10万元港币的资本额在香港筹建的南洋烟草公司。南洋烟草于1909年移师上海，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推出了“飞马”、“飞艇”牌香烟，在国内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近代最为知名的卷烟，美丽牌香烟，则还未诞生。

所以在这个时期实现烟草专卖，对于民族资本的损害有限，但是对于占据国内绝大多数份额的洋商烟草公司，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过在烟酒专卖的计划案上，华飞对烟草和酒类专卖做了一定的区别。关于酒类专卖，华飞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解禁酒类专卖限令的时间表。以1924年计算，这个酒类专卖限令的最短时间为二十年后，二十年后再酌情延续或者逐步解禁。

酒类专卖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为了减少粮食的消耗。这个时期的粮食产量与后世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