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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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十、胎死腹中的肃反运动

一九五五年冬天，伴随着“胡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冤狱，一场“肃反”运动突然间迅猛地开展起来，父亲所在的公安部队也未能置身事外。运动刚一开始时，是一些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不好、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接着审查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展，也牵涉到职位低一些的人。起初，我父亲被上级指派负责和别人轮流看管一个被隔离审查的校官，那人被审查的原因是曾经被俘过。审查中为了迫使犯人招供，采取了体罚战术：不准犯人睡觉，只要看到犯人一打盹就大喊大叫把他弄醒；一连几天不给犯人喝一口水。但尚年少的父亲看着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每次在自己值班时都把自己茶缸里的水弄一点给他喝，见到犯人睡觉了也不去干涉，有人来了才慌忙把他叫醒。然而那个犯人实在是太困了，有一天有人来时无论如何也叫不醒，结果被人给发现了。很快，有人检举揭发了父亲的行为，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

审查对象越来越多，几个禁闭室已经放不下了。于是上级专门拨出了一个大院子，把审查对象集中在里面学习政策，鼓励互相揭发，还派了一些专职的“管理员”进行监管。我父亲的经历是一清二楚的：解放前还是小孩子，刚解放就参加了解放军；最大的罪过就是玩忽职守，让那个犯人喝水睡觉。因此，年轻单纯的父亲并没觉得自己会有什么问题，算是审查对象里面心态最好的一个了。

审查对象中，有一个姓袁的助理医生（「注」部队里简称“医助”）跟我父亲住在同一间大屋子里，是一九四七年参军的。袁医助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也很有文化，但是家庭成分不好，在上中学的时候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我父亲很清楚：国民党时期政治号召力不高，没几个人会写申请参加三青团，因此往往是由负责审查的国民党官员指定，一般是看着谁顺眼谁就入团，发个表格一登记就算是三青团员了。假如光是这些事情倒还好办，要命的是袁医助被隔离审查后，有人为了图自保积极揭发别人，说曾看到袁医助保存有国民党的党徽。审查人员根据揭发，在袁医助宿舍里搜出他保存的一些旧明信片，上面印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解放前很多国民党邮政当局印制的明信片上都有这东西，今天看来保存这些友人通讯的记录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当作珍稀的收藏品。然而，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保留有前政权的标志物是一项弥天大罪，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于是，袁医助立即被当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点监管。

由于“人证物证”俱全，对袁医助“反革命”基本上定了性。但是侦察人员不满足于此，而是怀疑袁医助可能建立了地下反动组织，于是继续深挖，想来个“拔出萝卜带出泥”。但袁医助始终不吐一个字，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乱咬一气牵连别人。一九五五年冬的一天夜里，万念俱灰的袁医助用一把私藏的手术刀片割断了自己大腿动脉。第二天清晨管理员来叫醒大家起床上操，叫到袁医助时没有人应声。管理员走上前去掀开被子一看，大叫一声：“不好，出事了！”我父亲当时正冻得哆哆嗦嗦地穿衣服，听到管理员的惊叫连忙一骨碌爬起来，一边跑一边披上军袄跑到袁医助床前，看到袁医助穿着整齐的军装，满被窝的血已经凝固了。由于全身的血已经基本上流尽，人早就又冷又硬，脸色显得胩白胩白。虽然我父亲从小经历抗战、内战、镇反，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死人，但是袁医助的死却还是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半个世纪以后仍历历在目。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头，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在这次大会闭幕前夕，苏联领导人尼·谢·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以确凿无误的证据，揭露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带着神一般光环的斯大林铲除异己、践踏法制、草菅人命、无法无天的骇人听闻的内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如同在平静的水里投入一块巨石，顿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紧接着，苏共党报《真理报》刊登了一系列抨击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时代血腥历史、呼唤民主法制的文章和社论，标志着苏联进入了“解冻”年代。随后几年里，数以千万计在斯大林时代横遭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被恢复名誉或从集中营释放。

当时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尽管毛泽东对苏联人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做法深为不满，但从维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继续取得苏联援助的大局出发，只得暂时按捺住心头的怒火，表面上予以顺从。中国的报纸对苏联《真理报》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那些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十六个加盟共和国（「注」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现在常知的十五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也原样刊登。苏共二十大的政治余波影响到了中国，导致来势汹汹的“肃反”虎头蛇尾，在无声无息中嘎然截止。

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后，被隔离审查的人们又分批被解除隔离，我父亲是最早被解除审查的人之一。令人惊讶的是，昔日被当作准反革命看待的人放出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该担任什么职务还是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过，那个可怜的袁医助，却因为自杀而被算做“自绝于人民”了。袁医助父母双亡，也没有结婚，只有一个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袁医助的姐姐来取骨灰时我父亲见了她一面，大概是因为想哭又不敢哭的缘故，脸上露出一种非常古怪的表情。中国的老百姓自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被统治者制订的条条框框一遍又一遍地筛来筛去，生死荣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掌握。可悲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并无定型，永不停息，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许就是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这些条条框框，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无辜的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运。当时年轻单纯的父亲尚不清楚政治这趟浑水的深浅，还对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做法有些不理解。后来，随着阅历的丰富，他终于渐渐地悟出了自己和其他肃反难友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赖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这种敢于自暴家丑的无与伦比的勇气，起到了敲山震虎之效。从那时起，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决裂、展开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时，我父亲在道义上已经站到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一边，坚信真理属于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这种对苏联的感情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了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一九五五年冬天的这一次“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除了类似袁医助这样特别不走运的人之外，并没有如“反右”、“文革”一样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然而，只有被当成审查对象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当时的气氛是何等阴森可怕。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在毛泽东的面前，一场类似于苏联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能避免。按照制度的内在规律，杀便杀了，最好不过几十年以后恢复名誉。幸运的是，苏共二十大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此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十一、“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一九五四年十月，河南省会从开封迁移到郑州，开封转为省辖市。省会转移时，迁走了许多单位和五万人口。当时开封市才二三十万人，迁走这么多人一下子使得开封的市面显得萧条起来。开封自古以来都是中原重镇，从此之后地位日益衰落，直到现在市区也不过八十万人口，成为一个经济落后、无足轻重的中小城市。

虽然父亲在半途而废的“肃反”中幸免于难，但在日益讲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气候下，在公安部队中是无法呆下去了。一九五六年底，父亲转业到地方，分配到开封市文化局工作。刚开始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工资四十五块，在一般工人、干部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转业前后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便恋爱并结婚了。

肃反运动废止后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是中国解放后最令人怀念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气候如阳春三月般温暖。一开始，毛泽东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接着，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共产党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座谈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局面的出现，让人们觉得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光明民主的未来。天真的人们欣喜万分，拥护爱戴共产党、毛泽东，畅所欲言。谁也没有料到，在这明媚的春光后面，竟然隐藏着一个弥天陷阱。

既然党都号召了，我父亲也就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虽然他在一九五五年“肃反”中受到冲击，但他那点事情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自己还没有太多思想包袱。而建国后他的所见所闻，对比解放前的经历，使得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不过，当时才二十二岁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的号召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在领导们的一再鼓励下，他大胆地给上级提了一条意见，涉及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指责一些领导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等等。在解放初期，由于一些干部常年离开家庭干革命，对原配妻子感情逐渐淡漠；进城以后眼界开阔，于是纷纷和裹着小脚的、文盲的原配妻子离婚，这是建国初期的一大社会问题。有的时候，被领导看上的年轻女人并不愿意嫁给一个跟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大的首长；碰到这种情况组织上就反复做工作，用政治前途作为筹码迫使女方就范。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我父亲当时涉世不深，想着既然“言者无罪”，那么提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父亲的一位领导恰好属于这种情况。当我父亲的话出口后，这位领导立刻感觉到父亲是含沙射影，故而引起了他的不快。在另一次规模更大的座谈会上，这个毛头小伙子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意见。那个领导本来就感觉父亲这是跟自己过不去，此时在大会上又这么发言，更觉得刺耳。于是，领导就没好气地插话说这是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父亲就反驳说这是不道德。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让步，说着说着都越来越激动，开始争吵起来。最后领导气得拍了桌子，把茶杯都震倒了，厉声叫道：“国之杭，你给我闭嘴！”我父亲一听，不但没闭嘴，反而更生气了，也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回敬道：“现在党要我们大鸣大放，你这是在压制群众，搞一言堂！”那次座谈会就这样不欢而散。后来，那位领导虽对我父亲这个才转业来几个月的年轻人异常厌恶，无奈当时要整风，却也只有勉强按捺住内心的愤怒强作欢颜，却等待机会报复。

我父亲和这位领导的争执，双方都有一定责任，又都没有责任。按照现在人们的观点来看，人家要找年轻一点的老婆就让人家找呗，只要不挖自己的墙角你管人家那么多闲事干什么？而那位领导则不应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无限上纲上线，害一个年轻人一辈子。但是，当时处于那么一种历史条件下：我父亲对共产党非常信任，自认为响应党的号召，帮助领导认识自己的错误是责无旁贷的事情；而“反右”运动的突如其来，连那个领导自己也不清楚，报复一下这个喜欢胡说八道的年轻人会给他一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一九五七年夏季，《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鸣大放”竟然是毛泽东的“阳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