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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章

新宋-权柄-第1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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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石越却是一脸愕然,问道:“为何要刺杀文焕?!”

“文焕一家,世代食朝廷俸禄,文焕本人,是皇上钦点武状元,无论是文家还是文焕本人,皆深受国恩,事至危难,不能以死报国,已是可耻。居然还投降西贼,岂非死有余辜?下官以为,当着陕西房立诛文焕,以惩戒天下的叛臣逆党,使人人知忠勇之士,死后能入忠烈祠,受国家祭祀,享万世芳名;而不忠之徒,纵一时求生,亦会死无葬身之地,身败名裂!”丰稷一脸激愤,侃侃而谈。

“不对!”石越听到一向儒雅理智的丰稷,口出极端之言,不由有点目瞪口呆,但是他不能不大摇其头,反驳道:“纵然文焕投降西夏,也并非是他的过错。更不可因此处他死刑!”

这次不仅仅是丰稷,连李丁文、侍剑都惊住了,“怎么可能不是他的过错?难道身为人臣,可以投降敌国么?”若非石越是丰稷的上司,兼之又是丰稷素所崇拜的人物,丰稷早已要破口大骂。

“当然不是他的过错!”石越细心解释道:“我读过战报,文焕是力战而竭,方才被俘。他已经为朝廷,为国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被俘不是他的过错。他不投降,是他对国家的忠贞;但是即便是他投降,只要没有出卖我大宋的机密,危害到大宋的安全,他也不算对不起大宋。文焕不过一指挥使,掌握机密不可能太多,所以构不成什么威胁。对于曾经为大宋奋勇战斗的人,我们不可以随意处死。”

“不对!”丰稷显然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不由高声争辩起来,“忠臣死于王事!文焕不能死节,已是不忠。投降敌国,便是附逆,附逆就是逆臣,人人得而诛之!石帅熟于经典,人称明达,岂可有此妇人之仁?大丈夫岂能无操守气节?我丰稷虽然不材,若异地而处,有死而已!”

“并非只有死节的人才是忠臣。”石越无可奈何的望着丰稷,他能理解丰稷的思想,但是在他心中,却的确认为,即便文焕投降,文焕也无可指摘。但是他很快知道,连李丁文与侍剑,也是站在丰稷一边的。从二人的眼神中,分明可以感觉出他们都认为自己为文焕辩护,根本是莫名其妙。

石越的这种思想,与中国的传统道德,是背道而驰的。

“若不能死节,怎么可以称为忠臣义士?忠臣义士,未必会为国家朝廷牺牲生命,但是那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罢了!如果必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忠臣义士,又岂会退缩?下官不敏,却以为所谓忠臣者,文死谏、武战死!六字而已。”丰稷满脸通红,声音高亢,显是心情十分激动。“若文焕只是一寻常士卒,我尚能勉强接受他们被俘甚至降敌,但这也已经是使宗族蒙羞之事。不过朝廷当有仁爱之心,不必苛求。但文焕却是食君禄、受国恩者,如今苟且偷生,投降敌国,若不除之,日后大宋朝志士,皆要羞提‘武状元’三字!”

石越不料丰稷越说越是上纲上线,似乎文焕不死,天理不容,而李丁文与侍剑神色之间,都有赞赏之意,不由大感头疼。

明智的办法,是不必再为文焕辩护,这样的话,就不必要与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念斗争,如果自己附和一下,甚至会加深人们对自己的好感。普通百姓会看个热闹,感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士大夫阶层也一定有人会欣赏自己的爱憎分明。

但是这样做,是使一条生命陷入绝境。

而且这个人,是自己认识的,欣赏的年轻人。

从陕西房提出诛杀文焕的建议开始,大宋惟一能救文焕的,也许就只有石越一个人了。

除了石越,没有人会同情他。

他会身败名裂,会被石越一手主导创建的职方馆追杀至死。

但是这个人,却是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勇力战的战士!

石越沉默了,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如何去选择

为文焕辩护,有很大的可能,只是徒劳,反而可能会招致整个社会的反感。而石越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立场去为文焕辩护

但是任其自然么?

于心何安?!

石越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到为了政治利益而漠视他人生命的人。

这一刻,石越忘记了自己的形象,他就坐在椅子上,低头托腮,皱眉沉思起来。丰稷与李丁文、侍剑面面相觑,三人只见石越的手指有节奏的不断敲打着桌面,咚、咚、咚

但是,这一次,即便三人心中对石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尊重,但是他们若扪心自问,却也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

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投降敌国之人,自然就是叛臣!

这些,在三人心中,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石越为什么要为文焕辩护

汴京城。

“咚!”一只制作精美的太原铜制茶具被摔到了地上,崇政殿旁的一座偏殿内,赵顼的脸色紫青,双眼几乎要冒火,诚惶诚恐站在大殿中的,是枢密使文彦博、都承旨曾孝宽、卫尉寺卿章惇,还有一个被特旨召来的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所有人都低下了头颅,生怕皇帝把自己当成出气筒。

“朕钦点的武状元,居然投降西夏!大宋朝第一个降敌的武状元!”赵顼咆哮如雷,紫金龙袍无风抖动,“诸卿,诸卿说说,要朕以后用何面目去主持武举?”

殿内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还不算,石越的奏章!他鬼迷心窍不成?!居然敢说文焕无罪!”赵顼抓起一本奏折,一把摔到地上,恶狠狠地说道:“降敌无罪,何为有罪?!”

“陛下息怒。”司马梦求虽然品秩卑微,但此时却不得不壮着胆子说话。

赵顼霍然停了下来,凝视司马梦求,良久,伸出手来,指着司马梦求,厉声道:“卿若为朕提来文焕人头,朕便可息怒!”

“陛下!”司马梦求跪倒在地,朗声说道:“臣敢不为陛下分忧?!但臣有下情禀报,请陛下容臣说完。”

赵顼逼视司马梦求,停了一会,方缓缓说道:“卿有何事?”

“臣尝读《太史公书》,读至《李陵传》,每每都折腕而叹息。若当时汉武帝不族李陵全家,焉知李陵不能为汉朝立下不世之奇功?”

“卿欲效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之事?!”赵顼怒声道,这话语之中,已带威胁。

“臣不敢!”司马梦求再拜叩首,泣声道:“臣只是为陛下忧惧!”

“朕有何忧?朕有何惧!”

司马梦求抬起头,大胆迎视赵顼,朗声道:“万一陕西房的报告有误,文焕并非降夏,或者文焕降夏,另有隐情,而陛下错杀忠臣,有朝一日,真相大白,陛下宁不悔乎?!”

“陕西房是卿之属下,是否有误,卿反而不知?”

“陛下明鉴,细作不能保证他所有的报告都是准确的。文焕世受国恩,陛下钦点为武进士及第第一名,臣以为此事,不可不谨慎查证。陕西房知事此时正筹画大事,同知事经验不足,若有误判,累及陛下知人之明,臣等死不足惜,却连累陛下,受后世之笑。此事关系甚大,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若是如此,卿速令陕西房去查明!若文焕果有苦衷,朕岂不能容他?然若他贪生畏死,辜负国恩,降于敌国。职方馆不能诛之,朕亦当向秉常索回文焕,明正典刑!”赵顼恨恨说道,“石越尤为不识大体,若是降敌,岂可谓之无罪?着令石越罚俸一年,以为惩戒。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如此妄言?”

“陛下圣明!”章惇待皇帝话音一落,立时沉声应道,又说道:“司马梦求虽然言之成理,然而除恶不可太慢,慢则祸大而不易除之。臣以为当立下期限,从速查明此事。卫尉寺也可以判罪定刑,昭示天下,使叛逆者知惧。”

司马梦求忙欠身说道:“陛下,兹事重大,兼之陕西房事务日繁,臣敢请旨,许臣暂离汴京,去一趟兴庆府。若文焕果真降敌,臣当立诛之;若文焕果有苦衷,亦请陛下许其报效国家。”

“准奏!”

“谢陛下!”

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己,职方馆事务之烦,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当然,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一一操心。但是此事不知道为何,石越却非常不明智的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在司马梦求看来,如果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么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污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戚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是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自己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但是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是因为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然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陕西安抚使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

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是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尚无反应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望着眼前扔得乱七八糟的报纸,百思不得其解。王倩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听丈夫大发牢骚。她在这五月份,便要临盆。

“真是不通之极!投降敌国,还能是无害于社稷?忠君报国,是大丈夫的本份,若然不幸被俘,自当死节,又有什么不得己而降敌的?分明便是贪生畏死!子明这时候说这样的话,不怕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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