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风云-第1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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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蜜月期”其实早已结束，独孤震和元宝藏，包括游元，之所以忍耐西北人的“胡作非为”，纯粹是想利用西北人，以西北人的“咄咄逼人”为“筹码”，胁迫黎阳妥协。现在黎阳妥协了，西北人的有利价值消耗殆尽，剩下的都是不利价值，理所当然要把他们彻底铲除。
魏征当然要以河北世家利益为重，而河北地方豪强更不想卷进风暴，成为帝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关陇和山东两大贵族集团的激烈博弈中灰飞烟灭。他们和窦建德、郝孝德、刘黑闼、杨公卿等地方豪强不一样，他们还没有“揭竿而起”向帝国的既得利益贵族集团正式宣战，以暴力来赢取公平和正义，他们还紧紧攀附在既得利益贵族集团的周围，试图依靠大世家大权贵的“恩赐”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利益。这种政治理念导致他们在今日的政治风暴中，毫不犹豫地追随山东大世家，绝不会因为某些蝇头小利或者因为正义和良知的驱动而做出背离山东贵族集团整体利益的冲动。
苏邕苏定方父子在离开之前赶到禁军军营向伽蓝辞行。
双方之间的合作一直比较默契，“捧日”这个乡团称号还是源自伽蓝的提议，更重要的是，武邑苏氏这个地方豪强是依附于冀城刘氏而生存，现今刘氏声名显赫的山东第一通儒刘炫就寄身于伽蓝的帐下，虽然刘炫并不是冀城刘氏的家主，但他对河北刘氏的影响力无人可及，河北刘氏很长时间以来都生存在他的巨大阴影之下，即便今日刘氏家主及其族中优秀子弟施展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摆脱对刘炫所建下的显赫声名的“依赖”，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们不够杰出，若想维持冀城刘氏的崇高声望和庞大势力，就不得不继续仰刘炫之鼻息。
苏邕苏定方父子对此了然于胸，当然不会像其他河北地方豪强一样积极响应元宝藏和魏征的命令，而是首先考虑冀城刘氏的利益，所以他们马上赶到了禁军军营，名义上是拜辞伽蓝，实际上是向刘炫问策。
刘炫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而且早在安德城外他就已经说出了答案，那就是借伽蓝之力与以裴世矩为首的帝国改革派势力建立联系，假如某些河北人能在这场风暴中给予改革派以助力，那么很显然，当皇帝论功行赏的时候，这些河北人必定大获其利。
这个答案的关键就是，皇帝和改革派势力能否在这场风暴中获胜？假如皇帝输了，这些河北人必将为自己的错误选择付出惨重的代价。
然而，从目前局势来看，尤其是当前黎阳大势来看，形势显然十分不利于皇帝和改革派势力，伽蓝和西北人更是危如累卵，这令苏邕苏定方父子心生惧意，不敢拿身家性命做一次豪赌。
好在刘炫可以影响的力量不仅仅只有苏邕苏定方父子，还有刘黑闼和曹旦，还有郝孝德、张金称和高开道，甚至还有杨公卿和王德仁。在同一个阶层面上，苏邕苏定方父子的利益诉求倾向于大世家大权贵，试图利用政治风暴来获利，而窦建德、刘黑闼等义军首领的利益诉求则倾向于普罗大众，利用普罗大众的力量进行暴力“革命”，用生命和鲜血来书写“正义”，来赢取自己的未来。
“如果你们无从抉择，那足以证明你们对未来没有信心。”刘炫微笑说道，“既然对未来没有信心，就没有必要勉强自己。”
当前局势不要说苏邕苏定方父子看不到未来，即便是皇帝和裴世矩也不敢拍着胸脯说，某一定能赢，因为这场政治风暴是既得利益贵族集团发动的，是对帝国改革持不同政见的两个贵族集团的一次猛烈碰撞，胜负不在于武力的强弱，而在于政治利益的妥协，谁能赢得大多数贵族势力的支持，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刘炫对皇帝和改革派势力获胜的信心来自于他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经历。试想，皇帝突然从西土调来伽蓝和三百骠骑，目的何在？这神来一笔，足以说明皇帝和改革派大臣们对帝国的危机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认识，并早有谋划和周密部署，唯独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皇帝和改革派大臣在风暴掀起后，打算向既得利益贵族集团做出多大的妥协和让步？这个政治上的妥协程度，直接关系到了这场风暴对帝国的危害程度，妥协得越少，对帝国的危害就越大，同比，因此而死去的贵族和平民也就越多。
苏邕大汗淋漓，不是因为天气炎热，而是因为内心的惶恐和无助。
帐帘突然掀动，一身黄色戎装的伽蓝缓步而入。
苏邕和苏定方慌忙起身。
伽蓝神情严峻，目光如剑，从苏邕和苏定方的脸上一一扫过，然后正视苏邕，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如果定方愿意留下相助，某不胜感激。”
苏邕当即面露喜色，躬身相谢。苏邕随魏征离开，代表苏氏正式摆明了立场，而苏定方以个人名义留下，属于一腔热血的冲动行为，将来失败了，主要损失由其个人承担，但一旦他成了戡乱平叛的功臣，受益的却是整个苏氏。尤其重要的是，这给冀城刘氏有了一个交待，不论刘炫未来如何，苏氏都竭尽全力了，甚至可能要为此牺牲一个儿子。
这个计策苏邕不是没有想到，而是必须征得伽蓝的同意，假如伽蓝怨恨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背叛”而拒绝给他“左右摇摆”的机会，那么苏定方便无法留下。
伽蓝转目望向刘炫，“先生对未来依旧有信心？”
“难道你没有？”刘炫抚须而笑，反问道。
此时此刻，若说对未来有绝对信心的人，便是伽蓝，因为他知道风暴的结果。他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历史进程，他这只小“蝴蝶”虽然拼命扇动翅膀，令人失望的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却是半分也没看到，甚至连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都未能改变。渺小如斯的他，就如投入历史洪流中的沧海一粟，在滔滔洪流奋力挣扎，却看不到丝毫的生还希望。
伽蓝淡然而笑，坚毅的眼神中露出强烈自信。
“想去东都吗？”
伽蓝询问苏定方。
苏定方高声应诺，豪气干云。
※※※
柴绍请求单独拜会伽蓝。
陇西李氏因为楼观道的关系，与伽蓝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牵连。独孤震可以视伽蓝为无物，拿他不当一回事，想用就用，想杀就杀，但陇西李氏不能这么做。
此次李渊能够赢得皇帝的信任，出任弘化留守，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统领西北军，建下戡乱平叛第一功，裴世矩的从中斡旋至关重要。而这两者之间的合作就是始于伽蓝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棋子”。
柴绍必须帮助伽蓝完成他在河北的使命，这是陇西李氏与裴世矩暂时“结盟”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一旦失去，双方的“结盟”也就失去了基础。
柴绍不敢得罪独孤震，不敢得罪赵郡李氏，但他更不能不顾陇西李氏和楼观道的切身利益。
“将军在灵泉驿俘获的那一团府兵，何时归还王仲伯？”
柴绍婉转相讯。
伽蓝笑着摆摆手，不以为然地说道，“既然王郎将和某都不承认有灵泉驿之冲突，何来俘虏一说？”
柴绍付诸一笑。
在李密的周旋下，灵泉山一战的失败都源于太行贼的突袭和恶劣的天气，至于灵泉驿的冲突和禁军龙卫的“暴起发难”都被蓄意“抹去”。虽然伽蓝和王仲伯之间、禁军龙卫和黎阳鹰扬府之间因此结下深仇，但最起码，伽蓝已经找不到任何拒绝去黎阳的借口了。
“西土诸国的朝贡使团何时抵达黎阳？”
伽蓝知道柴绍的来意，当初他在敦煌他好不容易“摆平”了楼观道和陇西李氏，今日当然不会因为些许“意气”就与他们翻脸，以致前功尽弃，是以他主动打开了话题。
“昨日李家大郎建成来信，朝贡使团三天后抵达黎阳。”
李建成？伽蓝略略皱眉，“不是世民？”
“建成是李家大郎。现为鸿胪寺典客署十掌客之一，此次负责陪同朝贡使团北上觐见皇帝。”柴绍提醒道。
嫡长子在家族中的身份和地位不言而喻。唐国公李渊不在家中，那么家族事务自然由已经成年的嫡长子李建成主掌。
伽蓝的心底蓦然涌出一股难言的烦躁。杨氏皇统之争尚在方兴未艾之中，李氏继嗣之争却已初露端倪。未来是一个风暴接着一个风暴，西北人何去何从？
柴绍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伽蓝倍感棘手。
“建成在离开东都之前，曾去白马寺拜会了明概上座。”
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陇西李氏不但与楼观道往来密切，还利用当前西北佛道两教暂停“争斗”的绝佳机会，果断向西北沙门“借力”。再引申一步，就是关陇贵族中以武川系为主的中间派力量，正在借助这场大风暴攫取最大利益。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场风暴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不论是皇帝还是杨玄感，都知道他们实际上无法掌控这场风暴，真正控制这场风暴的是整个帝国的贵族阶层，所以，妥协，最大程度的妥协，向整个贵族集团进行妥协，甚至不惜停止甚至倒退改革，最大程度地满足贵族阶层对利益的贪婪攫取，唯有如此，才能尽快结束风暴，把它对帝国的伤害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杨玄感才有信心发动政变，而皇帝和裴世矩则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
对于伽蓝来说，西北沙门的卷入，不论是主动卷入，还是被陇西李氏拖着被动卷入，伽蓝都必须在顾及帝国和皇帝利益的同时，兼顾西北沙门的利益，这让他在谋划对策的时候愈发艰难。
“建成说，考虑到太行贼的猖獗，他希望将军能带着禁兵提前赶到临清关，以确保西土朝贡使团的安全。”
柴绍看了看伽蓝，见他面无表情，眉宇间隐约露出阴戾之色，心里不禁掠过一丝不安。世民曾警告过，西北狼过得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一个个就像来自地狱的亡灵，所以千万不要轻视他们，否则必受其害。现在陇西李氏一次次地利用伽蓝，却不给其应有的帮助和承诺，一旦触及到他的底线，后果恐怕很严重。
柴绍鼓足了勇气，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苏合香听说将军就在黎阳，遂执意与建成同船北上。”
伽蓝霍然变色，杀气喷涌。
失控了，局势失控了，既不被西北人所掌控，也不被杨玄感所掌控，更不被皇帝和裴世矩所掌控，而究其原因，关键就在关陇武川系，因为武川系要“推波助澜”，让要这场风暴席卷中土，以便从中攫取最大利益。
第172章 苏姓三家
在这个世上，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即便不是出自本意，或者纯粹是出于不可掌控的原因，也不能做，做了，就要付出不可预料的代价。
李建成做为陇西李氏的嫡嗣，鸿胪寺典客署的掌客，于公于私都没有理由答应苏合香的不合理要求，当然，假如李建成居心叵测，那另当别论，而这件事在伽蓝和西北人看来，理所当然是李建成别有居心，是拿苏合香的生命来胁迫伽蓝，逼迫西北人为他所用。
西北人怒不可遏，但问题是，李建成会在意西北人的感受吗？他会畏惧西北人的愤怒吗？西北人在他的眼里有多少份量？西北人在他的眼里不过就是一把锋利的刀，一群愚昧的野蛮人，一股无足轻重的可以任意牺牲的力量，他根本就不会给予西北人最起码的尊重。
贵族和平民这两个阶层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即便某些时候和某些人会产生某种交集，比如天上的人掉到了地下，而地下的人一跃飞天，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天始终驾驭着地，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在今天，在这个门阀士族掌控中土近四百余年的今天，天上的贵族和地上的平民，都是严格按着等级划分，按着等级享有权力和财富。这个等级制度桎梏了中土人的思想，禁锢了中土人对公正的追求，扭曲了中土人的灵魂。
突然有一天，有一群人站在了中土权力的巅峰，猛烈捶打着中土人桎梏的思想，打开了中土人追求公正的枷锁，矢志要重塑中土人的灵魂，带领中土人重建一个辉煌的时代。
然而，积重难返，近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和为了维持这种政治而实行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给中土人所造成的极度伤害，已深深地融入到中土人的血脉之中，无论是天上的顶级贵族，还在地下最卑微的奴隶，都无法在短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思想和重塑自己的灵魂，于是激烈的“碰撞”开始了。
贵胄子弟中，像李世民和薛德音这样因为身份、地位和处境都处在某种不利位置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不得不主动去适应潮流，主动去改变自己的思想以及行事风格，一切都以实际需要而出发，谨慎、谦逊而务实，这在当今贵族阶层中属于少数，而更多的贵胄就如独孤震和杨玄感一样，思维理念顽固而保守，他们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