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远东狂人-第4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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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统一意见，不过，由于我对日本法律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想报复日本的话，有比打官司更好的手段。”

自从四川的那座化学实验室成功制造出特效消炎药“磺胺嘧啶”之后，赵北就立即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在世界各主要工业国申请了工业专利，专利申请人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但是这并不影响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专利权，而且由于是以“药品”分类申请的专利，所以，只要专利注册国不宣布专利作废，那么，这种化学合成消炎药的生产、销售就受该国法律保护，任何人均不得侵权，而这，也正是赵北决定中国加入《巴黎公约》的主要原因。

日本目前还不是《巴黎公约》的签字国，所以，理论上来讲，它没有义务遵守《巴黎公约》的限制性条款，但是，由于中国企业在日本单独申请了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专利保护，并得到了日本专利局的批准，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日本的商人和企业也无权仿制这种化学合成消炎药。

但是问题在于，当磺胺嘧啶在两年前正式投入商业生产和销售之后，迅速以其高效的消炎药性引起了一场席卷全世界的“磺胺风暴”，所有的工业强国都惊讶的发现，中国企业居然利用非常简单的方法从化学染料中提炼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消炎药，这足以引起世人的赞叹与嫉妒，于是，在嫉妒心的作用下，一些奸商开始蠢蠢欲动，试图染指这种可以带来巨大利润的工业品，有的人拿着化学染料的专利申请向本国专利局请求废除中国企业所拥有的药品专利权，有的人则通过政界人士，直接向本国专利局施加压力，所以，从“磺胺嘧啶”出现在国际市场上之后，一场“专利战”就开打了，折腾了大半年，才逐渐平息下去，由于中国企业是以“药品”这个含混的条目申请的专利，所以染料商人迅速败退，而由于中国是《巴黎公约》的签字国，所以，各国政客确实也实在不好自打脸皮的废除这个专利，最后的结果，中国企业成功的保住了这项足以改变世界的专利。

当然，必要的利益交换是不可或缺的，欧洲工业强国承诺保护这项利润巨大的专利，作为交换，中国制药企业也承诺给予一些欧美制药企业专利许可，这些欧美企业可以生产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但是每生产一公斤的药品原粉，就必须向中方交纳五英镑的专利费，这些专利费收过去后，在几个银行户头上转几圈，然后就存入中国盐业银行，而这家银行是直属于民国财政部的，所以，这些数额惊人的专利使用费就成为了民国财政部的“特别经费”，这个利益链属于国家机密，知道的人非常少，熊希龄是一个。

由于现在国家的各种工业建设都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军队的军费也需要财政部全力以赴，所以，熊希龄对于这笔来自化学工业的“特别经费”非常痴迷，现在，他基本上就指望这个财源应付那些堵着财政部大门要经费的各路神仙，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日本政府打官司了。

虽然中国企业确实在日本国内单独申请了磺胺嘧啶及其衍生物的专利，但是，由于没有加入《巴黎公约》组织，所以，日本政府不必担心遭到《巴黎公约》组织的报复以及随之而来的关税壁垒，再加上日本政府与中国中枢政府之间的龃龉和摩擦，因此，对于日本的商人和企业肆意侵犯中国商人和企业合法利益的奸商勾当，日本政府完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立场，如此一来，日本造“磺胺嘧啶”不仅泛滥成灾，而且不需要向中方交纳任何专利使用费。

日本政府的不作为激怒了熊希龄，也激怒了民国财政部，在屡次交涉无果之后，经过审慎研究与讨论，熊希龄决定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以敦促日本政府尊重国际商业法，尊重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阻止肆无忌惮的侵权行为，维护国际间的正常贸易秩序。

熊希龄将这个决定提请总统批准，但是赵北却对此举非常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如果真的想报复日本的话，中国只需要向日本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就可以了，现在海关基本上已掌握在中国官员手里，中枢可以指挥，而且，对于日本政府不保护国际专利的行为，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也非常反感，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奸商制造的廉价磺胺嘧啶通过国际走私也进入了欧洲市场，这直接影响了欧洲药品制造企业的利润，所以，如果中国中枢政府以“专利侵权”为借口对日本商品建立起关税壁垒的话，那么，欧洲国家也不会对此进行强烈反对，因为这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原则并不违背，日本破坏游戏规则在前，所以也不能抱怨中国报复日本。

不过赵北最终还是决定听从熊希龄的建议，先礼后兵，避免与日本提前开战，同时也借此机会向欧美列强展示一下中国人在法治事业上所取得的长足进展，为将来的“治外法权”外交谈判铺平道路。

当然，赵北也明白，所谓“外交谈判”，列强看重的不是什么人文精神、文明进步，而是实力，国家的实力，中国要想取得完全的司法主权，仅仅依靠这种国际法律表演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击败一个强国，让列强认识到中国的价值，这个国家才能真正赢得列强的尊重。

总统批准之后，财政部就立即向报界透露了这个消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日本政府显然不将这个压力放在眼里，毕竟，由于朝鲜半岛的反抗运动，日本的十多万部队被陷在游击战的泥淖里，日本政府每年的军费开支足以让国民厌烦战争，现在的日本政府财政，除了向民间搜刮之外，剩下的就是利用对磺胺嘧啶的国际走私支撑了，欧洲各国也都知道，在磺胺嘧啶的走私行动中有日本政府的影子，可是碍于英国的面子，多数国家对此保持了缄默，只有同盟国集团在拼命的借此煽动民众对协约国集团的仇视，因为日本就是协约国集团的准成员，除了同盟国集团之外，美国也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打击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并加强与中国的“友谊”。

现在的世界，因为经济的竞争而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磺胺风波”只不过是各国经济战的一个缩影罢了。

“日本政府如此肆无忌惮，中枢还是应当谨慎对待。”刘庆恩提醒了一句。

“对于日本政府的举动，中枢一直高度警惕，不过目前来讲，日本政府应该还不会挺而走险，只要朝鲜的反日游击队还在活跃，日本政府就不可能下定决心大举出兵中国。现在我们所要警惕的，其实是日本军部，自从朝鲜反日运动爆发之后，日本军部利用围剿游击队的机会大大的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已经可以左右日本政府的决策，日本政客或许是清醒的，但是日本军人未必能看清楚国际局势，再加上日本明治天皇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差，一旦这个强势人物死去，日本政局会向何处发展，确实不好说，所以，如果日本军部背着日本政府采取什么单方面行动的话，我倒是不觉得奇怪。”

赵北这话却也不是危言耸听，凡事有利必有弊，他所策划的那场朝鲜反日运动固然拖住了日本后腿，保证了中国这两年的平稳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军部也借此机会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就在去年，日本军部策划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联合起国会里的反对派，将对华立场“软弱”的首相西园寺公望赶下了台，下台不到半年的桂太郎又重新出任首相，组织了桂太郎内阁，取得了军部强力支持的桂太郎内阁在对华交涉问题上迅速强硬起来，所以，就连赵北也不能肯定的说中国不会与日本在这个时候爆发战争。

历史，已因赵北的干扰而变得面目全非了，那只蝴蝶的翅膀确实已引起了一场风暴，它什么时候会袭击过来，谁也不清楚。

所以，眼下赵北最关心的事情不是财政部起诉日本政府，而是如何善后朝鲜半岛的乱局，解铃还需系铃人，朝鲜半岛的局势牵动着许多国家政治家的心，而能够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也只有这位民国的大总统了。

第497章　特别调查员（上）

阳春时节，江南已是鸟语花香，但是这塞外苦寒之地却依然看不到多少春天的气息，虽然冰雪确实已消融了，但是这身上的棉袄却也是早晚必备的装备，也只有正午的时候才敢脱去。

一列火车鸣着汽笛驶进了哈尔滨火车站，然后在站台上缓缓停了车，车厢里的乘客们迫不及待的拖着行李，向车门那边走去。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吴禄贞也带着几名随从扛着大包小包，跟着前头的乘客向车厢门口靠了过去，与乘客们一样，此时的吴禄贞已看不出军人的气质，一身笔挺的洋装，头戴黑色小礼帽，手里提着只公文包，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框的眼镜，一看就是出过洋留过学的新式文人，至于他的那几名随员，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打扮。

作为中枢政府正式任命的“东三省边务总办”，吴禄贞五天前就从关内赶到了沈阳，昨天从沈阳上车，沿着这条东清铁路南满支线赶往哈尔滨，本来昨天就应该抵达目的地的，但是由于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的一次越界军事演习，导致火车晚点，结果直到今天中午才赶到哈尔滨。

当然，此次赶来哈尔滨，吴禄贞并不是以“东三省边务总办”的身份过来的，他是以“中华防疫委员会”特别调查员的身份赶到哈尔滨的，“特别调查员”，这是一个掩护，毕竟，现在的哈尔滨是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在目前这种国际局势之下，吴总办确实不宜在哈尔滨公开露面，现在中枢的外交战略是“联俄拒日”，沙皇俄国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现在还是值得“团结”的，日本才是最危险的邻居。

所谓“中华防疫委员会”，表面看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团体，但是由于这个委员会的许多委员由民国政府官员充任，而且也得到了民国财政部的拨款支持，所以，这个民间团体带有很强烈的官方色彩。

“中华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11年年底，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组织，除了民国总统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之外，其成立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那场爆发于一年半之前的瘟疫。

1910年末至1911年初，在中国的东三省地区爆发了一场瘟疫，引起瘟疫的罪魁祸首是鼠疫杆菌，准确的讲，是肺鼠疫。疫情最先发现于东三省北部俄国控制区，俄国迅速采取措施将病人隔离，并将大批中国劳工驱赶到东三省南部地区，也正因此，疫情迅速向整个东三省地区蔓延，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赵北以他那一贯的雷厉风行迅速制订出了应对措施，在总统的亲自策划下，一个防疫委员会迅速成立，并任命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归国华侨伍连德先生为该防疫委员会委员长，由伍连德先生亲自点将，将国内最为优秀的防疫专家与医学专家集中起来，冒着巨大风险亲往疫区控制疫情。

当时的国际医学界主流观点是鼠疫只通过跳蚤传播，可是伍连德先生在经过仔细分析病菌样本以及救治病人之后，却发现传播病菌的不是跳蚤，而是病人呼出的带菌空气，这是“肺鼠疫”，但是伍连德先生的发现并没有得到国际医学界的重视，只有总统先生给了他绝对的信任与支持，正是在总统先生的全力支持之下，伍连德先生才得以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并最终在两个月之内完全控制住了疫情，次年开春之后，这场瘟疫就基本结束了。

也正是由于在此次防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伍连德先生和他的防疫团队受到了国人乃至世界医学界的重视与推崇，因此，这场瘟疫过去之后，防疫委员会没有解散，而是继续在东三省开展工作，直到去年底正式改组为“中华防疫委员会”，与内政部辖下的卫生防疫司一起主持全国卫生防疫工作。

虽然东三省地区的疫情结束已经差不多一年了，但是考虑到当地信息的闭塞，以及东蒙草原疫区地广人稀的特点，无论是民国的中枢政府还是俄国、日本殖民当局，都对防疫委员会派人到各地巡查的举动非常欢迎，毕竟，在病菌眼里，人类都是一样的，不分种族，不分国家，卫生防疫绝不仅仅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这种现状方便了吴禄贞的行动，而且他的行动也取得了防疫委员会的支持，他的那个“特别调查员”的身份证明就是伍连德委员长亲自签发的，含金量十足，为了不露马脚，吴禄贞甚至专门弄来几本医学书籍，给自己充了充电，而且，他的一名随员的皮箱里还装着一架显微镜。

当然，这些都只是作为身份的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