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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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岂非成了师门逆徒?要是按照武侠小说的套路,接下去多半就是师门追杀这个泄密分子等等曲折情节。
当代武术名家,马家刀法传人马明达先生的解读认为,《剑经》里的棍法和其他武术理论,其实隐含了很多双手剑法在内,因此很可能俞大猷以棍代剑,把他那门剑法给隐藏在《剑经》里了。
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合理的答案。大家如果有空,不妨多去考据、索隐一下《剑经》吧,这可是真正的武林秘籍,也许会练出一个不世高手来——这可不是开玩笑……
俞大猷除了把这剑法教给了少林和尚外,还曾选拔了一千多名能举两百多斤的精壮少年,传授这路剑法,用以平倭。而南军入朝的部队中,就有支福建兵,领兵的正是俞大猷的同乡、游击将军许国威。
吴惟忠、许国威、骆尚志这几个武林高手,入朝之后,对朝鲜军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便开始帮着训练朝鲜军队,把从戚继光和俞大猷那里学来的武艺兵法等等,倾囊相授。
这下把朝鲜人感动坏了,天将传授的天朝兵法和武艺啊,朝鲜对此很重视,后来由官方组织,把天将所传之各种武艺兵法汇编成书,以便日后研究、学习、强国强兵。
这事本来到此为止了,没什么好闹的。
可在大明天启年的时候,茅元仪那本赫赫有名的巨著《武备志》出版了。在这本书里,茅元仪和戚继光等人的意见一样,认为中国古代用于军阵的刀剑法已经失传,然后又说他从一个好事者那里得了一本来自朝鲜的中国实战用双手剑谱,因此起名叫“朝鲜势法”,合共二十四势。这本来也没什么,要命的是他没说清楚那好事者是谁,也没说这“朝鲜势法”为什么就是在朝鲜的中国剑法。
这下麻烦大了,朝鲜人知道后不干了,又要辩诬了。
清朝乾隆年间,朝鲜官方汇编了一本《武艺通谱》,特地在序里开宗明义,对此事进行了严肃的辩诬:茅元仪在书里说中国古代实战剑法失传了,又说他从朝鲜找回了一本中国古代剑法秘籍,这事不对,我们朝鲜根本就没这东西。这剑谱其实就是他自己写的,图是他自己画的,这是他想让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的营销手段,故意制造神秘色彩,是赤裸裸的炒作。
别说,朝鲜选手的辩诬水准还是不错的,这事很有可能。再说了,茅元仪说是从朝鲜得来的,现在朝鲜人说他们那里压根就没这东西,还出示了官方汇编做证据,会有错么?
还真有错。问题就出在朝鲜这本《武艺通谱》上了。
这书里,确实没有和“朝鲜势法”一样的双手剑法,但却有本刀谱,叫《锐刀谱》,是门双手刀法,一共有二十八势。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锐刀谱》里有二十四势刀法,和茅元仪《武备志》里那二十四势“朝鲜势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双手刀,一个是双手剑,又多了四势而已。
如果《武艺通谱》里不录这套刀法,这段辩诬就没破绽了。
我估计是辩诬那位朝鲜选手又舍不得这套剑法,于是只好把剑改成刀,又加多了几势,起个大名叫《锐刀谱》混过去拉倒。这不是画蛇添足么?你这书比茅先生的晚了那么多年,打版权官司一定输的。如果要说茅先生抄了这刀法,回来改成剑法,剽窃版权,那么请朝鲜辩诬选手直说就是,只要说你居然把我们朝鲜刀法改头换面说成剑法,拿去忽悠自己同胞,然后把原版刀法拿出来示众,茅元仪肯定臭大街。
可惜朝鲜选手不但没有拿出原版刀法、剑法,偏要楞说朝鲜压根没这剑法。因为他自己知道,朝鲜根本就拿不出所谓的原版朝鲜双手刀法,不然早拿出来了,完全没必要一面说茅元仪造谣矢口否认朝鲜没有这东西,一面却放了一本与“朝鲜势法”一样的《锐刀谱》进去而不声张。因此我判朝鲜选手辩诬失败。
以我想来,这《锐刀谱》要么原本是中国传授过去,朝鲜选手为了辩诬,于是悄悄改头换面一番弄成刀法,以便证明茅元仪撒谎;要么是他们从茅元仪书里抄去后,改头换面放进书里——这种可能性有,但实在不太大。总之,不管怎么来回倒辙,这东西都肯定不是朝鲜的,无论选哪条,最后都只能判定茅元仪说的是真话,这“朝鲜势法”必然是中国传过去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南军将领们留在朝鲜的俞大猷双手剑法——荆楚长剑,或者是其中一部分。这个结论,是有点不确定的,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比较大,或者说非常大。
除了软件层面,朝鲜军还着力进行了硬件层面的改进。硬件层面,当然就是武器系统了。
在开战之初,朝鲜军的装备极之落后,还停留在长矛大刀的冷兵器时代,对火器的运用十分有限,跟日本与大明根本无法相比。战争打了一年多,大明和日本在朝鲜战场对火器的运用,让朝鲜人大开眼界,因此他们也兴起了制造火器的心思。
学习火器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大明。
最初朝鲜是想学大明的火炮,因为李如松平壤一战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如果我们也装备这么多火炮,日本人一定会吓得再也不敢来吧”,一个朝鲜将领如此感叹道。
大明是朝鲜的宗主国,这点小要求是满口答应,一点不藏私,不搞技术封锁。朝鲜人一提出要求,时任副参谋长的刘黄裳很慷慨地应承下来,答应替朝鲜人培训几千名炮兵。
可惜朝鲜当时把所有的劳力都用来运输粮草了,根本拨不出人手,只得下令从义州附近的镇堡调集了四五百名士兵,前往大明学习操炮技术。不过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些人的学习成绩恐怕很糟糕,因为明军在撤退的时候,便留下了许多火炮给朝鲜军队,可是却没人会操弄这玩意儿,只能弃置在库房里。
大型火炮一是要求冶炼技术;二是要求火药技术;三是要求操炮理论。朝鲜如果要发展自己的火器部队,不能依赖进口,必须具备独立的铸造能力。朝鲜底子太弱,这方面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朝鲜国王李昖曾经有一次问李元翼:“大明的火炮铸造方式跟咱们大将军炮的造法是一样么?”李元翼无可奈何地回答道:“那个做法太复杂了,不可容易学得。”朝鲜在技术方面的窘境,可见一斑。
最后朝鲜从大明引进的大型火炮,只有一种山寨版佛郎机,而且是只适用于水军,陆军装备很少。
引进大型火炮的计划夭折以后,朝鲜只得退而求其次,寻求制造大明鸟铳之法。朝廷委派了一名叫李自海的官员,纠集工匠,在开城监造鸟铳。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李昖有一天心血来潮,叫大臣把鸟铳工匠叫过来,想检验一下研制成果。于是工匠们拿着新制成的鸟铳,噼里啪啦地乱放了一通,朝鲜君臣都是外行,听到声音震天,就纷纷拍手鼓掌叫好。李昖看完以后,忽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人面露不屑神色,心中有些不爽,便派内官过去询问。
很快内官回报,原来那个人是大明的人,姓周,名字不详。周先生这天偶尔路过试射场,拿眼睛这么随便一扫,便发现朝鲜军的这些火铳大有问题。李昖一听,眼睛立刻圆睁,这是一位行家啊!他求贤若渴,赶紧派了几位高官盛情邀请周先生来当指导。
经过一番交谈,李昖发现自己挖到宝了。这位周先生对于火铳的设计、冶炼、装配、使用等环节无一不精,甚至连火药的制造与配比也十分熟稔,说得头头是道,绝对是一位专家级的人才。周先生告诉李昖,其实鸟铳的技术门槛不高,只要有像我这样的人监制,很容易就能造出来。
李昖乐得连滚带爬,马上召集全国手艺好的铁匠与火药工匠,送到周先生那里去学习,并约定如果他们学得好,以后朝廷的订单会滚滚而来。
这位周先生的来历颇为神秘,他自称是百姓,可李昖不傻,哪个百姓会对火器这么了解,绝对是有军方背景。他既然肯留在朝鲜监造火器,又不愿意表明身份,估计可能是在军中犯事逃出来的。
想到这里,李昖赶紧传令下去,对周先生的事全面封锁,绝不能让大明知道。
除了向大明学习,朝鲜还瞄准了日本的铁炮技术。日本的铁炮在十六世纪独步世界,比大明鸟铳的性能要强,如果能学会便是妙用无穷。
但日本官方是绝对不会把这等机密泄露给朝鲜人,于是朝鲜只有一个办法:偷学。
战争期间很多朝鲜人被日本人俘获,或被迫或自愿地为他们服务。李昖曾经发布过训令,如果有这些曾经被日本人抓走又逃回来的人,一定要仔细询问他们铁炮与火药的制造方法。
朝鲜对得到铁炮技术非常急切,甚至因此而赦免一些朝奸和日本俘虏。
比如有一个叫金德浍的朝奸,很早就投靠了日本人,主动为日军当向导,是个标准的朝奸。可他对日军底细了解甚多,所以当李昖听说他被抓起来以后,特意叮嘱推官要仔细询问“烟硝鸟铳造作之法”,并答应赦免他的通敌之罪。
还有一个最富传奇色彩的日军降人,是隶属于加藤清正麾下一名叫做沙也可的日军将领。
“沙也可”被认为是假名,他的真实姓名历来众说纷纭,有冈本越后守、阿苏宫越后守、原田信种等数种说法,出身源流则可能是纪州根来、杂贺众、阿苏家臣等——当然,这两种源流之间并不矛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沙也可本属杂贺众,而杂贺众的铁炮技术在战国时期非常先进,他在这期间学到了铁炮、火药的生产工艺。
天正十三年,继承了信长势力的秀吉开始对杂贺众进行讨伐,首领杂贺孙市被迫投降,很快莫名其妙地去世。沙也可与其他杂贺余党在本州已无藏身之地,只得前往尚未臣服秀吉的九州地区。沙也可选择了肥后的阿苏家作为主君,继续反抗秀吉。
可惜的是时势不由人,秀吉统一日本的步伐没有这种小人物阻挠片刻。很快,整个九州都沦为秀吉的领土,阿苏家更被划归新兴家族加藤麾下。加藤清正为了准备侵略朝鲜,大肆征发臣从势力,沙也可大概就是在这时候被调入第二军团。
沙也可在朝鲜战场上表现的还不错,可好景不长。在壬辰年六月十五日,九州爆发了梅北国兼之乱,把岛津家、阿苏家都卷了进去,阿苏家主惟光甚至因此被杀。消息传到朝鲜,加藤清正势必对有阿苏家背景的沙也可及其麾下另眼相看。在这种猜疑重重的背景之下,沙也可别无选择,只好选择了投降朝鲜军。
沙也可投降以后,总算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朝鲜军对这位级别不低的日军降人格外看重,把他调拨到金应瑞麾下。此后沙也可表现得异常活跃,与明军、朝鲜军并肩作战,在很多史料里都留下过痕迹,还曾跟随麻贵在密阳击溃过日本小队,参加过蔚山之战,作为联军代表跟加藤清正交涉过。在朝鲜国仿制日本铁炮的过程中,他也是贡献良多。
因为这诸多功绩,沙也可破例被朝鲜国王赐名,叫做金忠善。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金忠善被调拨往北方,继续抗击后金,在甲子适变、丁卯胡乱等一系列战事中表现卓越,最后以七十多岁高龄得以善终,也算是抗倭战争中的一朵奇葩。
在朝鲜引进日本铁炮的过程中,最大的动力来自于李舜臣。他是朝鲜最早注意到火器威力的将领,对火力的追求近乎狂热,麾下水师都是重装火器舰,让日本水军吃尽了苦头。
在停战之后,李舜臣成立了一个铁炮技术小组,专门琢磨日本铁炮的制造工艺,试图逆向反推,一窥铁炮之妙。在他和技术小组的努力下,在万历二十一年开发出一种叫做正铁铳筒的鸟铳。这种武器脱胎于日本铁炮,却又有朝鲜工匠的改进,性能相当精良,就连明军试用之后都啧啧称赞。
就这样,停战四年以来,朝鲜就像一块海面,不遗余力地吸纳着明、日两方的技术,暗暗积攒着自己的力量。可奇怪的是,到了丁酉再乱,朝鲜军队却始终未能真正拥有装备火炮与鸟铳的独立作战部队,为数不多的火器都用于守城或分散在诸军手中,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
这可奇怪了。朝鲜对于火器表现的如此热衷,怎么最后会无疾而终了呢。
一方面,是朝鲜存在着客观困难:朝鲜的熟练工匠不够,从采矿到冶炼再到铸造的技术全面落后,像是正铁铳筒这种复杂、精密的武器,无法广泛装备于军队。
另外一方面,则是人的问题。
要知道,任何一项技术或者一种新战法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内行人居中推动。在朝鲜,对火器真正懂行的,只有李舜臣一个。全靠了他的不懈努力,才让朝鲜真正开始从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进化。
这个逻辑判断隐含着另外一个可能:假设李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