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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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奇迹般地抢出了一千二百石白米，运抵定州、安州各处，已暂保无虞。（《惩毖录》）

情报不准这一条，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人认为非战之罪。朝鲜人情报工作确实作的不怎么样，否则也不至于败的如此凄惨。这是能力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至于弓手犀利的问题——也没错，铁的事实，但朝鲜方面认为那些朝奸非要给日本人当伪军，朝廷就算不情愿，也拦不住啊。

朝军不配合，更没错，铁的事实。祖承训抵达平壤城后，四哨朝鲜向导营居然“失期不至”全跑光了。这是朝鲜军的责任，不过他们好歹完成了向导任务，没让明军走错路。

李薲投敌这个指控，很荒谬。李薲本人在平壤败战之后，退屯到了顺安，继续坚守前线，后来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平壤会战，并跟随李如松在朝鲜抗战了许久，从来没有任何叛逃的记录。

看起来，祖承训的指责完全属于胡乱栽赃，不值一驳。

且慢，让我们回顾一下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有些事情看似顺理成章，但当我们把参与者的性格标亮之后，便会发现里面矛盾重重。

比如说李薲的人品，就不怎么样。

他从来就不是个好将领。当初日军逼近平壤之时，朝军在临津江一线布防，本来形势不错，结果李薲看到日军大举袭来，吓得掉头就跑，结果引发了整个阵线的崩溃。亏得他与都元帅金命元关系好，才免于处罚。（《宣祖实录》壬辰年六月十八日）

这么一个怯懦的将领，很难相信他会在明军败走之际，奋勇搏杀数十人，然后全身而退。

这么分析，有诛心之嫌。那我们不妨看看与李薲同时代的其他人是怎么评价他的。

黄应阳认为李薲是清白的，但他根本不了解朝鲜将领，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不足为凭；至于郝杰、李时孶等人，更是不了解朝鲜内情，而且他们与辽东军关系一直不甚和睦。这些大明官员作出的判断，全是基于朝鲜各路说客的言辞，以及自己的好恶与利益，与真实会有很大差距。

只有朝鲜君臣，才是最为可信的当事人。他们的言语之中，应该会有最客观、最真实的信息。

在七月二十六日，朝鲜国王李昖和尹斗寿在义州的东轩宫内，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敬业的朝鲜史官把这番对话完全记录下来，让我们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一段：

李昖：天将打了败仗，却把屎盆子扣到咱们头上，真不幸啊。

尹斗寿：咱们管粮船的军官，没有及时跟进，参与战斗；带兵的将领，也是裹足不前，也难怪人家生气。

李昖：你说的带兵者，是节度使吗？（指李薲）

尹根寿：平壤之战，祖承训把我军分成五队，与他们一起行动。可到了城下，已经跑光了四队。

李昖：我靠，看来祖总兵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啊。李薲这臭小子难辞其咎。

尹根寿：不能处罚李薲，应该惩罚的是那四队带队的军官。其中一个已经逮到了，叫金应缄，已被杖责。

李昖：监兵使怎么不告诉我？

尹根寿：他们也不知道。

李昖听到这里，不再细问，君臣二人开始聊别的事情。随后李昖传谕备边司，说要惩罚那四哨半路逃亡的朝鲜军将领，备边司的人却说：我们也这么觉得，但是怕搅扰了军政，所以就暂停了。李昖听完以后，回答道：你们说有道理，慢慢来吧（《宣祖实录》壬辰年七月二十六日）。从此再无下文。

从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的真相：

原来在祖承训进兵之时，负责接济明军粮草的朝鲜部队根本不敢靠近，全都躲得远远。祖承训在报告中关于粮草的指责，根本不是抱怨粮秣不足，而是在批评运补部队不能紧跟作战部队——如果运补部队不肯上前，就算粮食再如何丰富，一粒也送不到作战部队嘴里，和断粮岂非毫无区别？

李薲麾下的作战部队，更加不争气，还没开打便已跑了五分之四。如此之高的逃亡率出现在正规军身上，实在令人无语。

说实话，这种作风才象是真正的李薲——那个在临津江上临阵脱逃的李薲。相比之下，那个临危不惧搏杀贼寇数十人的“李薲”，显得太过虚假了。

至此已经很明显了，祖承训所谓“尔国将官，不此之思，管兵管粮管舡诸臣，皆落后不肯上阵，独驱吾兵犯贼”的控诉，并非推诿之辞，而是实打实的怨愤之语，与朝鲜君臣的每一点都能对上。

连李昖都不得不承认，祖承训应该生气，愤怒有理。

还有一点。祖承训之所以急匆匆赶往平壤，是因为得到情报说城内兵少。这条“平壤无兵”的情报，最早来源，根据《寄斋史草》记载，是顺安郡守黄瑗。而《宣祖实录》里记录尹根寿与杨绍勋对质的时候。杨绍勋质问说这条情报的来源，尹根寿的回答是：具体数字是节度使（李薲）说的。杨绍勋问有无证据，尹根寿拿出了李薲的报告。

李薲当时以节度使的身份驻扎在顺安附近，而黄瑗不过是个地方郡守。象平壤城内兵力多寡这种重大军情，必然是李薲代表军方经手，由他出面提交报告给朝廷。

李薲是个畏敌如虎的懦弱之辈。他提供的平壤城情报，究竟有几分可信，实在堪忧。

事实证明，这份情报错的离谱。小西行长在平壤城的兵力，与祖承训总兵力相当，甚至还要略微高一些。如果祖承训能够早一天得知日军的实际兵力，便不会如此鲁莽地冲进平壤城内。

结果我们看到，祖承训提出的五条败战责任，“弓手犀利”是真实存在的；“粮秣不继”、“情报不准”、“朝军不配合”三条，也全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全跟李薲息息相关。

而朝鲜君臣这场对话泄露出的信息，还远不止这些。

朝鲜君臣谈到李薲时，显得相当忌讳。尹斗寿劝阻李昖不要对李薲进行惩罚，甚至连那四队逃跑的将领，都没被责难。对这些人的军法处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连朝鲜自己的监兵使都不知道。

这太奇怪了——处罚败战将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恰好就在同一时期，李朝朝廷集中处理了一批无能之辈，如江东守滩江金亿秋、王城滩守将吴应鼎、朴锡命、閫帥（指地方将领）李润德等人，皆因为未战先逃、临战惊溃的罪名，或被收监，或被惩处。（《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八月三日）

李薲的表现和罪名，跟这些人差不多。为何处理他们时痛下杀手，处理李薲却搞得神神秘秘，讳莫如深呢。

更奇怪的是，处理到最后，李薲居然安然无恙，还升了官当了巡边使，继续在前线统兵，其他四名副将也毫发无伤。

败战之后，不降反升，这只有两种可能：若不是上级被蒙蔽，便是身负着什么重大秘密，迫使上级用官位来封嘴。

这是否意味着，平壤城下的真相，李薲需要承担的责任远非“四哨失期不至”这么简单？

从李亿澄提供的祖承训供词里能看出，祖承训在平壤城下看到的，可以分成四段画面：

一，李薲与敌人交谈；二，敌人稍退；三，敌人追击祖承训；四，李薲从后追击，杀敌十数名，敌人退入城中。（史游击军马奔回之时，祖总兵结阵在西门，望见李薲军马，与贼有若对话者然，贼亦稍稍退去。总兵以为，渠旣与贼同心，事无可为，遂退兵。倭贼在后追赶，李薲追击杀贼数十余人，贼遂退入城云——《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这是充满矛盾感的四段情节，朝鲜使臣也是据此来反驳祖承训，称其所言不实。尤其是第一段，李薲坚决否认自己与敌人交谈过，这个是死证，已经无法对质。

但从祖承训的角度去想，如果他是为了推卸责任给李薲，只消把第一个画面“李薲与敌人交谈”的部分写在报告里就行了，何必画蛇添足，又写了后面三段矛盾百出的画面呢？

所以我认为祖承训写下的这四段画面，忠实、客观地描述了当时他的所见，并没因为其中似乎存在矛盾而略作修改，扭曲事实。

祖承训距离李薲很远，他能看到，却听不到李薲跟敌人说些什么。而且当时明军正在溃败，祖承训也无暇上前质问。他只在脑子里记住这个画面，然后在事后反思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经验，武断地认定这是投敌之举。

祖承训缺乏证据，但他的猜测，我认为无限接近于事实。

不要忘记，小西行长很早就知道祖承训要来。这个早，恐怕比祖承训在定州得到情报还要早。他甚至连时间表都定好了——十八、九日明军到平壤。可惜祖承训来了个强行军，十七号就杀到了平壤，大出他的意料，这直接导致日向高被杀。

再联想起那份“平壤无兵”的情报出自李薲之手，一个大胆的猜测是：李薲很早便与小西行长取得了联系，这份情报，说不定是小西行长通过李薲之手传达给明军，试图诱使他们攻击平壤城。

李薲充当向导，一开始就是存了诱敌深入的心思。

这样一来，那四哨朝军向导的失散，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明军已被诱入，不需要再陪着他们送死。

李薲唯一的失算，就是低估了祖承训的进军速度。他没想到祖承训连夜疯狂赶路，十七日清晨就抵达了平壤城，李薲根本没有余裕通知小西行长。结果小西在战事初期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使得松浦家重臣阵亡。

出了这么大的篓子，李薲势必要给主子一个解释。于是，这就有了祖承训在溃退时看到的那一幕。李薲和日军的一名将领相隔对谈片刻，然后日军稍退，准备放李薲回去朝军营中继续充当内应。

可李薲忽然发现，祖承训正在旁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这一惊，非同小可，如果让他把这一切告诉别人，自己就完蛋了。

李薲作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决定，他请日军与他演了一场戏。

首先是日军疯狂地追赶祖承训，然后由他李薲斜里杀出，“砍杀”数十名追击祖承训的倭寇。日军演戏完以后退回城里，而李薲则“杀出一条血路”，返回朝鲜军阵营。

这样一来，李薲便是施恩给了祖承训。即便祖承训不领情，他也毫无畏惧，砍杀数十名倭寇的战绩，众目睽睽，谁能说这样的英雄是叛徒呢？

至于那枉死的数十名日军士兵，自然不必真死。只需要将领喊一声见那朝鲜人挥刀你们就倒下，在那种混乱的场合，明军和朝鲜军根本没可能去确认是真死还是装死，所以演技再不好的士兵也一样没问题。敌人举刀，你倒地，会吧？傻子才不会。

祖承训曾经提及“尔国将官殿后，故我军得免死伤”（《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殿后者即为李薲。试想在如此崩溃的情况下，一个惯会逃跑的将领居然会主动殿后，除了他突然转变性情或者与敌人有勾结以外，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可能。

这个疑点，在当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朝鲜人有一次吹嘘李薲在平壤之战中“发无不中，贼不敢近”，结果被明眼人反驳道：“以如此之技，何以引贼至此？”（《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五日）一句话就戳破了其中矛盾。

祖承训被大败以后，直接仓皇逃走了。李薲则回到顺安，很快朝廷就派人过来，向他了解祖承训报告的真相。

通过一番调查，朝廷没有发觉李薲是内奸，但他们注意到许多李薲不配合祖承训的地方——比如运补部队不愿靠近、比如情报有误、比如四哨人马无故失散。

朝廷很害怕，因为这些事实如果被证实，那么朝鲜势必要承受大明的怒火，这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于是李薲的表现，就在有心人的遮掩下被忽略了。朝鲜使臣们与大明辩白时，众口一词地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小国，最终成功地让祖承训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逃过一劫的朝廷给李薲升了官，就是为了不让他乱讲话，破坏中朝友谊稳定。

以上是基于有限史料和人类固有的心理模式而作出的推测——但也绝非是纯粹的想象。

因此怀疑李薲是内奸的人不是笔者，而是朝鲜国王李昖本人。

平壤战败之后，李昖曾经跟自己身边的人嘀咕：“听说上个月十七日，日军齐聚平壤，这肯定是知道了我军的动静才作的反应呀。军事计划搞得身边陪侍的人都知道，这不行，得告诉金命元和监兵使，别让手底下的人知道太多。”（《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八月三日）

说明李昖已经对平壤之战的诸多细节产生了怀疑，只可惜他只是过了过脑子，并没多想。

然后就出事了。

第一次平壤之战失败后半个月，八月一日，朝鲜军队独立组织了一次平壤夺还战。

这一次朝鲜军队的动员规模相当庞大，除了朝廷掌握的正规军外，还从龙冈、三和、江西、甑山等地征集了大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