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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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场合张伯伦表示怀疑。9月11日，首相对一群记者说：“希特勒先生再一次表达其和平愿望。怀疑其是否真诚，这是错误的。”但是，与此同时，在一封私函中，他又表示恐惧：“本人完全明白，若局势最终逆转并发生了侵略，许多人，包括温斯顿在内，都会说英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倘若他们有勇气告诉希特勒：你若动武，我们便立即向你宣战。这就能阻止他。”但是他觉得，让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决策权“从我们手中落入另一国的统治者手中，且又是个战争疯子手中”，这无疑是错误的。
纽伦堡党代会于9月12日举行闭幕式。这是希特勒发表全世界都害怕他会发表的那篇讲话的最后时机。晚7时前，他来到那座庞大的露天体育场，在“胜利万岁！”的吼叫声中，在聚光灯照射下，他抬起右臂敬礼，目光直视前方，缓缓朝主席台走去。开始时，他只讲党的斗争。此时，某些外国观察家希望，他不会提到当前的热门话题。猛然间，他开始谴责捷克人了：“本人决不愿在德国的心脏地带出现第二个巴勒斯坦。可怜的阿拉伯人既手无寸铁又遭唾弃。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既不会手无寸铁，也不会遭到唾弃。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
听众中“胜利万岁！胜利万岁！”的咆哮应声而起。这正是一周来全世界都在等待的时刻。人们原以为随此急转直下他会提出最后通牒的，但他只为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申张正义。结束时，他在吓唬而不是威胁：“如果此事竟影响或破坏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我们表示遗憾，但责任并不在我们这边！”
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害怕希特勒讲这番话后会言出必行。人们却一般认为，希特勒的愤怒和咆哮是给德国的极端分子看的，实际上他要的是和平解决。墨索里尼也有同感。当他从收音机前走开时说：“我原以为他会发表威胁性更大的讲话……什么也未丧失。”
（3）
然而，健康愉快之感却又是短暂的。希特勒对非正义之口诛，使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受到了鼓舞，举行了抗议。至上午，埃格尔全城已挂满了卍字旗。一万多名抗议者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决”的口号。州警开枪射击，死1人，伤10余人。不到24小时，流血的骚乱便遍及整个苏台德地区，死亡人数增至21人。在汉莱茵为自由而斗争的号召鼓舞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举行了罢工，还拒绝交税。布拉格宣布对苏台德实行包围。在边境地区还实行军事戒严，更多的苏台德德国人被枪杀。在全欧，谣言又四起，说希特勒又下了最后通牒——或曰立刻入侵。巴黎与伦敦大惊失色。当晚，达拉第紧急致函张伯伦。他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否则，法国将履行其条约规定的义务。他建议立即邀请希特勒与他们会晤，搞出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来。
对此，张伯伦只作了简短的答复，使达拉第几个小时内都摸不着头脑：“不久前，本人作出了决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不过，不久后我会告诉你的。”当晚，张伯伦致电希特勒，建议进行面对面会谈。希特勒既惊奇不已又暗自高兴，用一句会使密尔顿摸不着头脑、极富文采的成语描述了他当时的感觉：“我是天上掉下来的！”当日下午，他电复张伯伦说，他接受张伯伦的提议，并建议于次日中午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
在英国，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喜气洋洋：为了保持和平，他们的首相居然采取了一个如此有创见的行动。在布拉格，报童们在高呼：“号外！大英帝国的大人物向希特勒乞求！”捷克的公民们自发上街示威游行，支持他们的总统抵抗侵略。在罗马，墨索里尼对女婿齐亚诺伯爵说：“战争是不会有了，但英国的威信可是扫地了。”
那天清晨，9月15日，张伯伦在广大的人群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唐宁街10号。在克罗伊登登机前，在哈利法克斯及其他要员的陪同下，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说：“本人的政策历来是维护和平，本人的建议被立即接受这一事实，使我受到鼓舞，并希望今日出访会有所收获。”
晚8时许，洛克希德·伊莱克特拉号飞机起飞了。首相时年69岁高龄，坐飞机作如此长途飞行还是首次。所以，他激动得他个孩子似的。但是，如果认为他是个老小孩，可任人宰割，那就错了。张伯伦是个讨价还价的能手。他说：“我的方法首先是决定合适的可行途径，然后再将其它东西纳入这一途径。”张伯伦的父亲原是个商人，事业很成功，后来一跃成了杰出的政治家。与他父亲一样，他也笃信英国国教，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道德准则的化身。他身材消瘦，道貌岸然，笑容冷漠，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这副仪容，常使许多人联想到一位小学校长。只有他的心腹才知道，他的严酷的外表系因过分审时度势使然，而在铁甲下边却隐藏着热情和敏锐。
现在的问题是，像他这样一个人，且又确信希特勒是半个疯子因而须小心对付，是否处理得了这种局势？当飞越伦敦上空时，张伯伦觉得“心有点凉”，但一想到自己手中有些硬牌，心头又有点热。他觉得，只要能与元首谈判下去，捷克斯洛伐克便可安然无事。
据一同机人说，在飞往慕尼黑途中，他“与历来一样，超然绝俗，沉默不语，泰然自若，坚定自恃”。下午12时30分，飞机降落于慕尼黑机场，由汉德逊前来迎接。汉德逊惊奇地发现，他虽然这把年纪，依然神采奕奕。“我的身子骨硬朗、结实。”他解释说。
天虽然下着毛毛雨，在通往慕尼黑火车站的道路两旁，依然站满了人群。他们热情洋溢，不停地喊着“万岁”，还拾臂敬礼。下午4时许，张伯伦一行才开始走上通往贝格霍夫别墅的陡峭、弯曲的道路。山头云雾缭绕，天空漆黑一团，接着便下起了滂沱大雨。希特勒这位主人，彬林有礼地站在通往屋里的台阶下。进屋后，他们一边喝茶，一边不自然地开玩笑。突然，希特勒开口问客人对会晤的日程有何建议。张伯伦说，他希望与他单独交谈。希特勒领着首相和译员施密特上了楼上的书房，把里宾特洛甫抛在后边——外长怒形于色。
在这间几乎毫无装饰，俭朴的小木屋里，希特勒心平气和地历数了导致目前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张伯伦聚精会神地听着，带着友好的笑容回答问题。一会儿后，他双目盯着希特勒的脸说，只要你不动武，我便准备讨论为德国人申冤的可能性。
“动武！”这才激动起来的希特勒说，“谁说要动武？在苏台德地区对日耳曼人使用武力的不正是贝奈斯吗？”山风呼啸，雨打窗台，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说着。张伯伦只好叫停，以便咀嚼一下他在说些什么。“我再不能容忍了”，希特勒喊道，“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或那样。”听到这话，施密特大吃一惊——这是元首首次对一位外国政治家说这种话。“我将亲手处理此事。”
张伯伦吃了一惊，但回答得很坚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准备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果若如此，您为何又让我前来贝希特斯加登？”此行纯系浪费时间。在此情况下，他说，他还不如立即返回英国，“其他均毫无意义。”
希特勒未料到会遭此反击，便迟疑了片刻。施密特暗想，希特勒是否真要动干戈，现在是考验他的时刻了。这个译员既痛苦又焦虑地盯着希特勒：和平与否，这问题已置于刀刃上。令施密特惊愕的是，希特勒打退堂鼓了。“在考虑苏台德问题时”，他心平气和地说，“如您承认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话，那么，我们便可继续讨论，看如何将此原则付诸实施。”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惊奇之事。张伯伦未立即表示同意，只说在苏台德举行公民投票会碰上巨大的实际困难。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并未因此反驳而发火。施密特暗想，元首大概是被张伯伦吵着要回家的威胁吓唬住了。英国首相说，关于自决的问题，在未与同僚们磋商的情况下，他不好给希特勒作出答复。“因此，我建议此次会谈到此结束，本人立即赶回英国与同僚磋商，然后再与您见面”。
施密特将第一句话译出来后，希特勒显得有点不安。但是，一俟他了解到张伯伦愿意再次与他会晤时，他便宽下心来，且喜形于色，立即表示同意。张伯伦问“其间局势，将如何维持”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保证，除非“发生了特别残暴的行为”，否则，他不会下令进军。
话到此，3小时的会谈也就结束了。下楼时，两人客气地交谈，希特勒希望首相在回国前能去游览一下风景胜地。但张伯伦说他抽不出空，“因为生命正在受到威胁”。他对此次会谈表示满意，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贝格霍夫。“我已树立了相当大的信心，而这正是我的目标”，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就我而言，虽然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冷酷和残暴，但我有这个印象，就是说，只要他作出保证，他还是可以信赖的”。
回国后，张伯伦受到高度赞扬，英国的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还特地为他写了一首诗：
为儿尸，普赖厄姆会见阿奇里斯；
您呀，步入漫漫黑夜，受上帝指使，
为的是让小伙子未悴身躯，
幸免沙场——战争虽仍未起！
（普赖厄姆系特洛伊之最后一位国王。为索取被杀的儿子的尸体，他面见了英雄阿奇里斯——希腊神话中之刀枪不入的人物——译注）
在华盛顿，罗斯福却很关切。他生怕这类会谈只会拖延必不可免地要爆发的战争的时日。于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哀叹英国首相竟“不惜一切代价祈求和平”，并尖酸刻薄地对哈罗德·伊克斯说，很明显，英法两国是要使捷克人陷入困境，然后再“洗掉他们之背叛者手上的血迹”。周末尚未结束前，英内阁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张伯伦的情绪，但他坚持己见。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给首相送去一份具有预兆性的报告——这份报告系著名的飞行家查尔士·林德堡根据不久前他视察德国空军所获材料写成的，说明德国空军力量雄厚。与肯尼迪一样，张伯伦也感触尤深。同时，由于备战极差，英国便只好继续采取绥靖政策。
9月18日，张伯伦对达拉第率领前来英国讨论这一问题的代表团说：“必须将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但是，我们很难将捷克斯洛伐克拦腰砍开，除非捷克政府自己承认有必要进行边境调整。”
达拉第同意，只要向捷克人施加些小的“友好的压力”，他们便可将“苏台德地区的某些部分”割让出去。与此同时，应向捷克人说明，对割让后余留的地区会有某种国际保证，德国必须参与这种保证。张伯伦先是犹豫不决，会谈中间休息结束后，便同意了。法国人回家后仍心惊肉跳，但张伯伦却自鸣得意。“前途虽尤多焦虑”，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但最使我焦虑不安的事情已不复存在了，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斥责自己的。相反，时至今日，事态是沿我所需要的途径发展的。”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不愉快的工作要做：告诉捷克人必须将苏台德割让出去。次日午饭后，当英国公使将这一建议通知贝奈斯总统时，贝奈斯大受震动，起初竟拒绝讨论此事。英公使巴塞尔·牛顿爵士虽觉难堪，但仍着重指出，他必须尽速批准，因为张伯伦拟在48小时内与希特勒重开会谈。贝奈斯愤怒地指责说，他的国家已被抛弃。他说，事实证明，他业已得到的保证仅是一纸空文。他惧怕的是，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非就此了结，而只是希特勒最终统治捷克的一个阶段。贝奈斯虽有这话在先，牛顿却向国内汇报称，他认为，贝奈斯“更趋于接受而不是拒绝，对有助于他向他的人民说明为何要接受的理由，他都听得进去”。
星期一，张伯伦整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答复；贝奈斯却在拼命地求助于另一方——苏联。星期二，他召见苏联公使并提出两个问题：如法国履行其条约义务，苏联是否也会履行？希特勒若发动进攻，苏联是否会向国联呼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法国不这样做的话？晚7时，莫斯科终于作了肯定的答复；45分钟后，捷克外长克罗夫塔告诉牛顿，他的政府拒绝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然而，片刻后，捷克总理霍德查却又将法国公使召去。他请求拉克瓦让巴黎发封电报前来，声明若发生战争法国将退出条约。“这是拯救和平的唯一办法”。他说。他向拉克瓦保证，他这一行动是得到贝奈斯应允的——这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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