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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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2）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6。4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L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10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