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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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设计却表现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理性。受理想之驱使，他居然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边称赞其某些特点，一边又在评头论足。为了改良该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设计，一鼓作品地画了又画。“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想象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当他与他的唯一听众一起逛街时，希特勒常常指出街头建筑必须改变之处，并详细阐述应如何修改。市政大楼不够威武雄壮，他便想用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难看了，他要重新设计，以恢复它原来的壮观。新建的博物馆确令他兴奋，回来后还一再夸奖用大理石砌成的横饰带——它们描画了某些历史场面。即使是这些，他都认为应该改掉——他要将它的长度增加一倍，使它成为全欧最长者。

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反映了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由于林嗣在不断扩大，他要拆除既难看又妨碍交通的铁轨，把车站建于城沿，将铁轨深埋地下。公园必须扩建至旧火车站。

他的想象力是无边无际的。他计划将铁路通至里兹顿维克的顶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300英尺的铁塔，铁塔又需俯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桥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众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里，或看书，或画画，或搞设计。楼下的邻居是邮政局长的老婆，她常见希特勒于傍晚6时后外出，在与库比席克闲逛回来后，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凌晨。

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当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卢本斯发迹前也很贫寒。‘“

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法想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中取出约700克朗的继承财产。

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

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兴奋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10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1907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9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二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10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她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婆。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29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10月22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11月6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1907。12—1913。5

（1）

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9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举行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医药费共计359克朗，其中59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77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47次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说话的都是姐妹俩，阿道夫穿着一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撮头发披着前额。后来，他抓住医生的手，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谢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记得这一情景，”35年后，布洛克医生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我确认他仍记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他给我的好处，我觉得，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当日，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他对姐夫里奥觉得越来越不安，因为姐夫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他对库比席克说过，事实上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他也同样坚决地认为，库比席克应离开他父亲的装璜商店去当职业音乐家。前一年秋天，库比席克一家曾反对让库斯特尔到维也纳去。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话重提，又恳求又争论，用维也纳的美事——歌剧、音乐会，还有学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去激发库斯特尔和他母亲的想象力。要说服库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难了，因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连学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过高，学不了手艺。”但是，即使是这个年龄的希特勒，其说服力也是异乎寻常的。讲究实际的父亲于是便答应让儿子到首都去试一个时期。说服了他的论点之一是，库斯特尔将与一个真诚学艺术的学生住在一起。

为了将去维也纳后永不再回来的决定告诉他的监护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这次，没有一点儿争论。梅洛福先生虽然有点勉强，却也满口答应——他对女儿说，这样做是他的责任。此后几星期，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约翰娜婶婶住在一起，将家事作了最后的安排。至此时，所有债务均已清算完毕，包括丧葬费370克朗在内。阿道夫也谢过了各位邻居，感谢他们在他母亲病中所给予的帮助。他尤其感激邮电局长夫妇，还赠给他们一张自己画的画。一切债务还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俭用，其遗产尚能结余3000多克朗。由于安吉拉承担了照料11岁的保拉的责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后来，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告诉他的儿子，他曾说服阿道夫“将他们应得的遗产转给女孩子们”，因为拉波尔一家缺乏资金，阿道夫立即将他那份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则将他的给了保拉。这如果属实，那末，阿道夫在维也纳开始其生涯的钱就很少了：孤儿津贴加他继承的遗产的剩余部分。

2月初，维也纳出乎意料传来消息说，有个邻居已说服了皇家剧院的舞台设计阿尔弗里德·罗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画，并为他的职业提出咨询。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

也有助于他将家人的反对意见压下去。希特勒作出了去维也纳的计划。1908年2月10日，他填写了自己和保拉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份通知，说表格还应由他们的监护人签署。阿道夫把表格转给了梅洛福先生，但他未等津贴办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装（包括衣裳、书籍和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