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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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劳稣嫦啻佣旁�25年之后被揭晓。要想知道佩皮诺的故事为什么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只要看一眼本书图片部分第29张照片就明白了（中译本图片略）。照片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一群希尼斯黑手党分子行走在路上，有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夹杂在人群中间，个子矮的那个男孩就是佩皮诺，他的左手拽着他父亲的右臂。
照片中的这个小男孩后来成长为一名左翼激进分子。他是一位聪明而又饱受折磨的反叛者，将半生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压迫的事业。像当时意大利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充满激情地参与了我们现在看来用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进行的神秘的派系争端。他站在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越南战争和裸体主义等所有事情都进行争辩；他从一个小革命政党或新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一直在兴奋和绝望中徘徊（他发现与别人保持个人关系或浪漫关系十分困难）。但如果佩皮诺的政治信念是他的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佩皮诺的背叛发生在一个有浓厚的黑手党氛围的家庭。佩皮诺的父亲是一个黑手党分子，是希尼斯家族的低级成员。几十年来，他们这个大家庭里一直有几个黑手党分子。佩皮诺对这一家庭背景的反叛是前所未有的。
因帕斯塔托家族中的幸存者后来回想起，1963的某个时刻是佩皮诺反抗从幼年时期开始就萦绕在其周围的黑手党文化的第一个标志。佩皮诺15岁的时候，佩皮诺的姑父、当时希尼斯的老板切萨尔·曼泽拉，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被装满炸药的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汽车炸死了。年轻的佩皮诺被吓坏了。当时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姑父的尸体碎片挂在离汽车弹坑几百米远的柑橘树的树枝上。佩皮诺问他的叔叔，“他肯定有什么感觉吧？”“这都是瞬间发生的。”这个回答并没有平息这个年轻人的焦虑。
佩皮诺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积极分子，在集会上做演讲并与别人共同编辑《社会主义思想》报纸。佩皮诺与黑手党的对抗迅速而直接，他的勇敢行为令人震惊。大家不要忘了，在这个小镇上，人们对于残酷镇压左翼农民运动的记忆还依然历历在目。1996年，佩皮诺写了一篇题为《黑手党：一群该死的家伙》的文章。读罢此文，佩皮诺的一个黑手党亲戚警告他的父亲：“如果他是我的儿子，我干脆挖个坑将他埋了。”于是，父母将佩皮诺从家里驱逐出去。
佩皮诺·因帕斯塔托的家乡希尼斯是“我们的事业”这个帝国的重要前哨。到60年代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西部最重要的黑手党活动中心之一。巴勒莫新机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建造在这里，机场显然是黑手党敲诈勒索和走私活动的首要目标。希尼斯八千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美国都有亲戚。小镇成为跨大西洋海洛因生意最主要的转口港也绝非偶然。希尼斯的老板唐·塔诺·巴达拉曼迪与底特律的匪徒有着牢固的家族联系，他在罗马和米兰都有贩毒基地，并控制着一连串的建筑公司。他在“我们的事业”内部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巴达拉曼迪曾在1957年帮助多玛索·布西达制定了第一届委员会规则，而且还是1970年成立的三人小组中的一员。据一位悔罪者所言，巴达拉曼迪在就任三人小组成员一职后所采取的第一次行动就是下令将一名来自那不勒斯的罪犯枪毙，这名罪犯就是几年前在那不勒斯赛马场上掌掴“幸运小子”卢西阿诺的那个人。因此，卢西阿诺去世八年后，巴达拉曼迪得以告知其美国黑手党的联系人，卢西阿诺当年所遭受的侮辱终于得以雪耻。黑手党全体委员会于1974年重组时，巴达拉曼迪坐上了头把交椅。
佩皮诺的背叛将因帕斯塔托家族里已经存在的裂痕撕扯得更大。佩皮诺的母亲，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喜欢偷偷地带给佩皮诺食物。 ，佩皮诺的母亲嫁给了一名黑手党分子，但是她自己的血亲中没有一个人是黑手党分子。佩皮诺的父亲不善言辞但却盛气凌人，只允许妻子会见其他黑手党分子的妻子们。因为无法管教儿子，他将儿子的“不忠”给他带来的耻辱和焦虑发泄在了妻子的身上。“这是独裁。绝望……恐惧。一听到他回家，我就习惯去小便。”她后来诉说道。尽管菲力西亚非常害怕出席佩皮诺的集会，但她试图说服儿子缓和一下他的演讲语气：“朱赛佩，你看，我也反对黑手党。难道你看不出来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要小心点，我的儿子。”
尽管有黑手党的威胁和他母亲的担忧，佩皮诺却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佩皮诺的母亲说，佩皮诺是为了“正义和明确的事情”而战，而这些事情几乎总是与黑手党的利益相冲突。佩皮诺积极参与一项支持农民的运动．为了建设机场的第三条跑道，农民的土地被充公。他还与建筑工人一起反抗受黑手党保护的雇主的剥削。佩皮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反抗意大利共产党所谓的“历史性的妥协”的运动，即共产党决定支持朝着进步方向前进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虽然共产党声称这一“历史性的妥协”使意大利避免遭遇与智利同样的命运（皮诺切特的血腥军事政变于1973年将智利的民主政府推翻），而且这一声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左翼力量对此背叛却十分愤怒。无论意大利共产党的温和战略在意大利其他地方是对还是错，但是在西西里西部，意大利共产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达成的妥协在佩皮诺及其同志们的眼里看来就是与黑手党合作。
对于那些在一所废弃的弗洛里奥别墅里成立第一所公社的嬉皮士们，佩皮诺对他们的思想批判也非常严厉，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放弃了政治而赞成裸体主义和大麻。1977年，佩皮诺成立了一个很小的地方电台——“奥特广播”。广播电台的主打节目就是晚上的一档音乐和讽刺节目，抨击希尼斯镇及由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的镇议会。节目的许多素材通过将当地黑手党家族及其见不得人的勾当设置在改编自但丁的《神曲》或者《狂野的西部》等怪诞的版本中而加以嘲讽。希尼斯老板塔诺·巴达拉曼迪被嘲笑为“坐着的恶棍”。佩皮诺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还将巴达拉曼迪描述为“一个擅长贩毒和使用短管散弹枪的小白脸”。1978年春天，佩皮诺帮助小镇举办了一场题为“黑手党及景观”的摄影展，展示了修路对当地景观所造成的破坏。与此同时，佩皮诺在地方选举中被推选为候选人。这里有一张令人胆战心寒的照片，照片中有几个黑手党分子正在仔细端详着一幅在“黑手党和景观”展览中展出的油画。这张照片是在佩皮诺被杀的前一天拍摄的。
佩皮诺·因帕斯塔托知道他所承担的风险。佩皮诺的母亲警告他说黑手党是“畜生”，对他们来说“将一个人吹灯拔蜡没什么大不了的”。佩皮诺心中或许抱有一丝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君子”，这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现在我们知道了，佩皮诺的父亲当年为了保护儿子不受巴达拉曼迪的报复而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佩皮诺的父亲在1977年9月被一辆路过的汽车撞死。多年以来，家人都认为他的死只是一个意外，直到现在才相信他是被人谋杀的。无论真相如何，佩皮诺在他父亲死后就失去了保护。佩皮诺在父亲葬礼上拒绝与前来吊唁的黑手党分子们握手，这对黑手党来说又是一次彻底的侮辱。佩皮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没有降低自己的竞选活动强度。他似乎肯定知道自己将会被害。
1978年5月8…9日的晚上，佩皮诺在从奥特广播台回家的途中被绑架，歹徒驾驶他的车来到距巴勒莫一特拉帕尼铁路线几码远的一所摇摇欲坠的石屋里，石屋就位于机场的边篱附近。佩皮诺在石屋里惨遭殴打和折磨，然后被扔在轨道上，身上还捆着几根炸药棒。
铁路工人在第二天清晨报告说，一段50厘米长的铁轨遭到了破坏。宪兵到达现场后，他们在爆炸的弹坑里发现了里佩皮诺的汽车、鞋子和眼镜。他的尸体碎片和衣服碎片散落在半径300米的周围地区，只有他的双腿、部分脸和几根手指头能辨认出来。佩皮诺的死亡方式与1963年他的姑父的死亡方式惊人地相似。正是那次谋杀引发了他的提问：“他肯定感觉到什么了吧？”之后他才开始了对黑手党的反叛。
2000年12月6日，也就是22年之后，议会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当局如何处理佩皮诺·因帕斯塔托之死的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调查处理方式迟钝而又草率，从而在实际上对于杀手故意将佩皮诺之死伪造成自杀式恐怖袭击的企图予以支持。佩皮诺的朋友和家人一直宣称其中肯定有内情。 ‘
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佩皮诺反对黑手党的活动众所周知，尽管希尼斯事实上是黑手党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据点，尽管激进分子受到了威胁，尽管宪兵此前也报道说佩皮诺及其同志们“没有能力”采取恐怖行动，但是佩皮诺死后立即对其死亡展开调查的人员甚至连佩皮诺有被谋杀的可能性想都没想过，更不用说佩皮诺是被黑手党谋杀了。参加现场初检的目击者，包括前来收集遇害者尸体碎片的殡仪师在内，确定在佩皮诺遭受折磨的小屋里有明显的血迹。由于小屋面对铁轨的方向没有出口，所以血迹不可能是爆炸造成的结果。然而，尽管佩皮诺的汽车就在石屋附近被发现，但是宪兵在这个案件的初步报告上甚至都没有提到这间石屋。
宪兵在佩皮诺死后的第二天早晨就对奥特广播台及佩皮诺的亲戚和朋友们的房子进行了突然搜查。宪兵甚至在搜查佩皮诺母亲的房子之前都没有告知其儿子的死讯。他们在佩皮诺姑姑家里发现了佩皮诺几个月之前写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佩皮诺提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革命者的失败”并暗示他有可能会了结自己的生命。事件的最初调查报告就是仅凭这项微弱的证据得出这是一起“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的结论。这个故事立刻泄露给了新闻界。在随后的几天里，由于小屋里的血迹证据的出现，更多误导性的信息泄露给了报纸。《西西里日报》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血液是月经血，血迹来自在附近找到的卫生巾。但实际上，这样的卫生巾并没有被发现。佩皮诺的朋友们去过那个地方，一整天都在忙着往塑料袋里拾捡被警察当局遗漏在现场的佩皮诺的尸体碎片，他们的痛苦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在小屋里还发现一块有更多血迹的石头，交给一位独立的法医鉴定后，血液被证实是属于佩皮诺的。
佩皮诺朋友们的房屋后来都被秘密地闯入。在希尼斯有人传言说，佩皮诺有一份关于当地黑手党及其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卷宗，佩皮诺对此有过暗示，但是这样的卷宗没有被人找到过。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在佩皮诺的葬礼游行上，一千名活动家和佩皮诺的朋友们打出了横幅标语：“佩皮诺被黑手党谋杀”，“在佩皮诺的思想和勇气的鼓舞下继续前进”。后来，有一些人聚集在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府宅前大喊：“屠夫！”
2000年的议会调查有很多遗漏和令人猜疑之处。佩皮诺的哥哥在议会委员们面前作证说，当地的黑手党和宪兵在佩皮诺被谋杀之前关系很好。“我经常看到他们（宪兵）同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和他的副手们肩并着肩一起走。当你看到黑手党与宪兵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你肯定不会再对这些机构抱有信心。”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这是当局在希尼斯等地方与黑手党非正式权力寻求共同生存的传统方式。
无论在调查的早期阶段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是什么，但等到更有能力的调查官接管这个案子的时候，线索都断了。他们只能在1984年作出结论，佩皮诺确实是被黑手党谋杀的，但是具体谁是罪犯却没办法查出。
八年之后，由于佩皮诺的亲朋好友所发起的运动，尤其是他的母亲、弟弟以及历史学家翁贝托·桑迪诺的不懈努力，这起案件又重新审理。但是即使是在1992年，调查官也只能作出由于证据不足不予起诉的结论。悔罪者提供的新证词最终使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在1999年受审，他当时已经因为贩毒而在新泽西监狱被长期监禁。审判继续进行，议会也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一部讲述佩皮诺·因帕斯塔托故事的电影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剧本奖。电影名叫《一百步》，佩皮诺家距离塔诺·巴达拉曼迪家恰好正是一百步。
最终，唐·塔诺在2002年4月1日因下令谋杀佩皮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对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