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说天下系列-第1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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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又报到元世祖忽必烈那里，元世祖欣然同意。为稳妥起见，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元政府委派漕河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等人再一次进行实地考察。
方案确定后，忽必烈这次拨出钞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万斤、盐五万斤作为开河经费，又征调民夫三万人，委命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负责工程指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工程正式动工，仅用半年时间，六月便告工成。这条新的河道，南起须城（今东平）安山之西接济州河，中经东昌（今聊城市）至临清入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中间修建闸门三十一座，随时蓄水和排水。因这条运河起于须城安山，初名为安山渠。河道开通以后，河渠官张孔孙等人说：“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闻。”忽必烈对此河的开通也十分高兴，亲自赐名为“会通河”。
从理论上将，会通河说来并不算太长，它南起安山，北抵临清，全长二百五十余里，占不到南北长约三千多里的大运河的十分之一。然而，此段因在平地开河，沿途多丘陵，地形高低起伏，所以其技术之复杂、规模之宏大、役工之多、工期之长，无疑是中国运河史上最大的工程之一。它采用划时代的“闸化运道”，突破地势的起伏，凝聚了古代建设者们的杰出智慧和才能。
会通河的开凿，从此结束了山东境内漕运必须周转陆运的历史。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又从郭守敬建议，役使一万九千多名兵士、五百四十多名工匠、三百多名水手、一百七十多名“没官囚奴”，共用二百八十多万工，开凿了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全长一百六十多里。这样，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贯通起来了，它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京师与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联系。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政治上也起了巩固统一的作用。
6。 修路植树，疏通交通大命脉
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扩张，其疆土也不断扩大，特别是西征征服了中东欧之后，疆土更是雄跨欧亚大陆。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土，他们如何做到上情下达，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信息呢？
自成吉思汗建国后，便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恢复或新建了一批驿站，供来往使臣等使用；窝阔台汗时，进一步扩大了设驿站的范围，建立了贯通整个大蒙古国疆域的站赤系统，并初步制定了有关站赤的管理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尤其是统一全国后，各地遍设驿站，站赤系统得到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运输网络，像神经和血液一样，伸展到四面八方，控制着这万里疆土。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对站赤系统作过生动的描述。他以十分钦羡的笔调写道：“这是一种十分美妙奇异的制度，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从汉八里（大都）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道路十分宽敞。每一条大路上，每隔40或50公里之间，都会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的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因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从附近的城镇和要塞取得。”
他还记录道：“每一个驿站，常备有400匹马，供大汗的信使们使用。驿卒们传递紧急文书，一日可以飞驰320公里，即640华里。全国大约用于此项事业的马匹超过二十多万……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小村落，有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十二时轮子一枚。这里住着步行的信差。他们走递时，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带）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他们腰系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能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大都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马可·波罗游记》卷二）
马可·波罗的记叙，基本上是符合元代站赤系统的运作情况的，既写了驿站，又描述了急递铺的传输，只是马匹数和日程数有不准确的地方。实际上，当时全国驿站的马共有四万多匹，而最快的驿卒日程则为500里，不是600多里。在元朝中期，步传也逐渐被马传所替代。
就是通过这种站赤制度，驿站信差们不管淫雨纷飞，还是霜雪寒潮，也不管是赤日炎炎，还是月黑风高，日夜奔驰在驿道上，以最迅速的方式把大汗的命令传达到帝国各地，各地的消息也通过这一通信网源源不断呈送到大汗面前。［汶网／／。。］
站赤，蒙古、元朝驿传的称谓。蒙古语的译音，源于古阿尔泰语，意为掌驿站者。元代文献中，通常指驿站或站官。元世祖定都大都后，站赤制度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下令修筑了以大都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驿道，这些驿道，因所处位置的不同而不同，有的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白杨品种为多。一步为5尺，50步合今25丈（约80米），10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白杨。一路上绿影婆娑，十分美观；而有的地方仅能供一人行走。
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上，元朝政府设置了成千上万的站赤，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当时，蒙古地区的驿站，专设通政院管辖；中原地区的驿站，则归兵部掌管。站赤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牛、驴或车，辽东有些地方运输时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则用船。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作为站赤的站户，他们的户籍从一般的民户中分离出来，在蒙古各部中，一般选择畜产多者应役；在中原、江南地区，一般是按户等从中户里签发。一旦被签发为站户，登记入籍后，就世代相承，不能改变。站户除按规定提供交通工具，马站出马夫，水站出船夫外，平时负责按时修整道路，架设桥梁，并在可能栽种的道路两旁种上杉、松、冬青、杨、柳等树木遮阳，为过路人马避免日晒之苦。部分站户还要向过往使臣提供肉、面、米、酒等。各站所领站户数目不等，多者两三千，少者只有几十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
驿站系统的功能，与军政要务的传达、处理关系密切，因此，要想接受驿站的服务，需要有官府的证明或宗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铺马圣旨（又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铺马是站赤的另一种说法）、金字圆符（铁制，又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只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只用御宝圣旨。”《元史·刑法志二》）站赤验符、旨给驿供应酒食，因身份和品级的不同，元朝规定驿路上“使臣”的给驿标准也不同。比如给马，规定三品官给马五匹，四五品官给马四匹，六品、七品官给马三匹，八品以下则给两匹。路上的食宿供应标准也按品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如有的使臣给白面、大米、油、酒、肉等，一应俱全；有的则仅给一顿粥饭，最低的甚至只给一升米，一般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力，除此之外，“毋得擅差铺马”。
和驿站相铺而行的，是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四百里，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公文及各地紧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锁，标明号码、日期等，交给急递铺传送。各铺均要验件签押，以保证递件的安全和传送速度。和站赤系统一样，急递铺不久亦面临“衙门众多，文字繁冗，急递之法大不如初”的局面，不得不重申“省部台院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后来，又规定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官衙的文书可以通过急递铺传送，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官衙的文书不许经由急递铺传送，以减轻急递铺的负担。
站赤系统开始之初，运行良好，但随着元朝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站户所负担的赋役也越来越重。这些站户，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特别是后期，蒙古官僚贵族，甚至一些高级僧侣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和酒食。稍不如意，便大发淫威，轻则谩骂，重则吊打；其次，就是交通工具的供给。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舟船等，饲养几十头马畜需要大量的饲料，再加上各种工具的维护与保养，这笔开支也不在少数，如元祐元年（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仅甘肃省就奏报死了铺马199匹、驿驼24头；不光如此，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维修道路、架设桥梁、植树护林等，不但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
这些负担压得站户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就只得背井离乡，成为流民。“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皆自血汗出……”（《至正集》）元代诗人许有壬以诗歌的形式描写了他们的悲苦生活，为他们的遭遇呐喊，“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做马、贱如奴隶吗？
在这样沉重的压迫剥削下，站户们纷纷破产，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户们血汗基础上的元代站赤制度无法维持下去。据《永乐大典》说：“站赤消乏，积非一日”。到14世纪初叶，据甘肃省甘泉驿站统计：60年前，这个站共有站户348户，到60年后只剩下176户了。站户们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了。
元朝站赤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修路、植树，疏通交通大动脉，对维持帝国在全国，特别是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如“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一样”，把朝廷的政令传递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于促进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民族的融合有积极的意义。
7。 史天泽功成解兵权
1262年，中统三年二月，山东江淮大都督李璮发动叛乱，占据济南。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汉军向南平叛讨伐，又增派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到达济南，会同哈必赤开河筑环城，筑长围，树林栅，将李璮围困于济南城中达四月之久，城中粮尽，军心涣散，李璮投大明湖自尽未遂而被俘。史天泽立即将李璮在军前处死。
史天泽之所以要匆匆处死李璮，是因为李璮知道的太多了。
十几年前，当金国被蒙古灭亡后，为了拉拢中原的军阀豪族，窝阔台、蒙哥都对他们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实行怀柔政策，他们被封为世侯和将军，兵民政权出于一家，让他们帮助蒙古人绥靖地方，或帮助他们和大宋作战。
但是，作为一个受儒家思想濡染很深的汉人来说，他们的正统思想还时时作祟。他们看不起这些只会弯弓盘马的人，往往以华夏几千年的文明来俯视他们，把他们看成一伙什么文化也没有，只知杀戮的“匪类”，觉得他们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因此，他们往往一面应付着蒙古人，一面却又在一起高谈阔论，把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只是后来蒙古人成了气候，特别是忽必烈表现出来了千古帝王的雄才大略，这时他们才死心塌地拥戴他，并为之效忠。现在，李璮却不自量力，竟然趁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后方空虚之际叛乱，企图利用拥汉灭蒙的策略得到各路世侯的响应。史天泽认为李璮知道自己及世侯的事情太多了，一旦他被带到忽必烈面前，乱扯乱咬，那自己过去的一切将袒露无疑。李璮自当诛杀，但自己也绝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史天泽斟酌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冒险杀死了李璮。
当然，他也知道，擅杀钦犯，在任何朝代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