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6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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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解放在地中海东岸国家方面引起一种严重的危机。若干时间以来，已显出需要一个新的条约来规定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权利。我从雅尔塔回国途中，曾在开罗会见了叙利亚的总统，并且极力劝他跟法国和平解决。地中海东岸国家本来不愿开始谈判，但是我们曾说服他们这样做，于是会谈开始。法国的代表贝内将军到巴黎去请示，而整个叙利亚抱着不安和激动的心情等待他的方案。由于发生了拖延，方案没有送来；消息随即传开，说法国援军已在路上。5月4日我曾经给戴高乐一份友好的电报，说明我们对地中海东岸国家没有任何野心，新的条约一经缔结实施，我们即将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出全部军队。但是我也提到，我们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时交通必须保持，不受扰乱或阻碍。我向他说明，派遣援军到那里去，不管人数怎样少，必然被看作一种高压的手段，并且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这个忠告没有被接受。5月17日法国军队在贝鲁特登陆了。
接着愤怒爆发了。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中断谈判，并且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要求盟国应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反对法国人的罢工和示威开始了。在阿勒颇被杀死的有八个人，受伤的有二十五人。叙利亚下议院下令征兵。5月26日我们外交部对于法军增援表示遗憾的声明引起了第二天巴黎方面的答复，扰乱是由人为的原因激起的，并且说英国军队调进去的更多，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却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经过法国人的同意。事实上我们在5月25日曾向叙利亚政府呼吁，请他们控制局势，但是28日他们告诉我们，事情太大，担当不了，因此他们对于国内秩序，不再能负责任。法国人已在霍姆斯和哈马开始炮轰；法国装甲车正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街道上巡逻；法国飞机正低飞在进行祈祷的伊斯兰教寺院屋顶上，而且机关枪架在建筑物的屋顶上。
5月29日晚上大约在七点钟的时候，法国军队和叙利亚人在大马士革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并且继续了好几小时直到深夜。法国炮队开火，使很多人丧命，财产也遭毁损，法国军队则占领了叙利亚议会的房屋。炮击时断时续地继续下去，直到5月31日的早晨为止，伤亡的人数大约有两千人。
霍姆斯的省长已恳求英国第九集团军来进行调停休战。
我们现在不可袖手旁观，因此在5月31日通知中东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将军恢复秩序。他把我们的要求传达给法国司令，后者奉到巴黎的指示后，宣布“停火”。我给戴高乐将军下面一份电报：
首相致戴高乐将军（巴黎） 1945年5月31日
鉴于贵国军队和地中海东岸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严重局势，和已经爆发出来的剧烈战斗，我们深感遗憾地命令中东总司令进行干涉，以便防止更多的流血，这样做是为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而且涉及对日本作战的交通线。为了避免英法两军的冲突起见，我们请求你立即命令法军停火并退回兵营。
一俟实现停火并且恢复秩序以后，我们将准备在伦敦举行一个三方会议。
由于传达的错误，而不是有意无礼，这份电报在送达这位将军以前的三刻钟，已被艾登先生在下院中当众宣读。于是他觉得不得不在6月1日在巴黎发出一个公开答复，大意说，法军曾受到叙利亚人攻击，但是现已控制各处，而且法国政府已经于5月31日自行下令“停火”。
我收到叙利亚共和国总统一份很激昂的抗议。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证明是有效的。除非万不得已，我渴望不要去激怒法国人。我了解戴高乐对于他怀有强烈感情的事业的观点和心境，但是他也发出有政治家风度的语调。他说：“我们对于英国人没有感到丝毫的怨恨或愤慨。法国和我本人对于他们怀有最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情。但是既有利害冲突，就必须加以调和。我希望这一切不至于发生影响太过深远的后果。和我们密切有关的共同利益太多了。我们必须有和平。”
我对这种观点表示同意，因此6月5日当我向下院报告这些令人惋惜的事件时，我说这是一件“少说为妙”的事情。
首相致佩吉特将军 1945年6月3日
你一控制了局势，就应对法国人表示充分的尊重。在欧洲，我们和法国是十分密切地连结在一起的，而你的最大的胜利就在于产生一种不带怨恨的和平。除军事行动以外，你在任何一点上遇有需要，应即随时征求意见。
根据报道，曾有法国士兵被杀，请你竭尽全力来保护他们。
对于叙利亚总统，我认为他是一个通情达理而能干的人，我打电报给他：
1945年6月3日
我们既已帮了你们的忙，我希望你们别用狂怒和过甚其词来增加我们工作上的困难。法国人，正像你们一样，应当得到公平的待遇，而我们英国人绝不贪图你们所有的任何东西，而只指望你们能对我们的无私的效劳采取克制的态度和予以协助。
我们的介入立刻见效。大马士革的法国驻军于6月3日撤到城外的营地，由英国军舰“阿勒修泽”号运来，在贝鲁特登岸的一支英国分遣队也于同一天进入了叙利亚的首都。
6月4日，我们驻大马士革的公使肖恩先生，把我的电报递交叙利亚总统，他欣然接受，并作答如下：
5月31日我给阁下电报的时候，正是处在炮轰的重压之下，同时因叙利亚人民经受苦难而心情异常激动。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过甚其词。嗣后，阁下一定已经收到我6月1日的电报，表达叙利亚人民对英国政府干涉的感激，而且我和我的政府已经向英王陛下的公使和总司令保证：我们的惟一愿望是跟英国当局在他们恢复叙利亚的秩序和安全的工作中合作。阁下可以深信和英国当局这样的合作，不久就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
肖恩先生说：“当总统发出5月31日的电报时，他正卧病在床，现在已经起来了，而且看来十分镇静。他跟你完全一致，而且深为感激。关于对法国人公平待遇一事，他说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学校（如果还有叙利亚人想进那些学校的话）以及他们的商业利益，但是自从此次事件发生以后，不论叙利亚政府或议会或人民，都绝不能在这个国家里面再给他们任何特权。”
佩吉特将军应付这种局势极为小心。一切都很顺利，因此这个困难而不幸的叙利亚插曲即告结束。
※ ※ ※
在戴高乐和杜鲁门总统之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较小而烦恼不小的争端。
在战事将近结束的日子里，法国第一集团军在阿尔卑斯山区的部队，越过边境前进到意大利的西北部，进入库内奥省内的地区。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发出命令要他们撤退。有关的法国部队在其政府授权下，对这些命令置之不理。
5月30日，指挥阿尔卑斯山区法军的杜瓦扬将军给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美国第四军司令克里顿伯格少将送去一封信，谈到打算在库内奥省内设立盟军军政府的问题。这封信的末尾有下面一段话：“法国不能同意违背了它的意志而改变阿尔卑斯滨海省的现状。这会有损法国的荣誉和安全。我已奉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命占领和管理这个地区。这个任务跟在同一地区内设立盟军军事管制机构一事是不相容的，我认为不得不提出抗议。任何坚持这种做法的行动，显然是不友好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并且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①
①作者后来用的着重体。
6月2日，克里顿伯格将军又收到杜瓦扬将军的一封信：
戴高乐将军指示我尽可能明确地向盟军司令部说明：我已奉命·毫·无·例·外·地·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阻止盟军在我军占领和已由我国管制的地区内建立军政府。
在任何情况之下，用这样的措词是令人惊骇的。当亚历山大报告这些事实时，我写信给总统说：“我们以牺牲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鲜血和财富为代价，使戴高乐将军得以在解放后的法国恢复政权，而他对我们却说出这样的话来，岂不令人大不愉快？我们对于法国的政策是一个友好的政策。”
杜鲁门先生是愤慨的。他发电报给戴高乐，指出这些信件含有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威胁，就是说手持美国武器的法国军队竟要攻打美国和盟国的士兵，由于他们的努力和牺牲，到最近才成功地帮助法国得到解放。总统说只要这种威胁存在，就不再有配备或军火供应法军。
这样一来，立刻发生效果。戴高乐通过他的外交部长写了如下的信：
显然，无论在法国政府的命令中，或在指挥阿尔卑斯山陆军分遣部队的杜瓦扬将军的命令中，从来没有一种意图要用武力来反对美军留在法军所占领的位于1939年法、意边界以东的一小块地区。不仅如此，在这些地区里，现在美军跟法军相处在一起，正如别处一样，发扬着良好的伙伴关系……
明天早晨朱安将军将到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总部去，本着极其和好精神来讨论这件事情，以便得到一个解决。
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即使不愉快，至少不再有争吵。英国公众的注意力已经从世界大事转移到大选上去，对于这些事情就不去关心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第三十四章 分歧的开始
第三十四章 分歧的开始
苏联的威胁——华盛顿的各种压力和政策——有必要同斯大林一起开会——5月12日我发出有关“铁幕”的电报——我设法保存西方民主国家的军事实力——史末资的来电——5月26日约瑟夫·戴维斯先生前来访问——“结成一伙”——5月27日我的备忘录和总统的友好的答复——斯大林建议在柏林会晤——哈里·霍普金斯到莫斯科去——他打开波兰僵局的努力——英美两国在7月5日承认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政府。
当我在欢呼的伦敦人群中走动时，看到饱尝忧患的人们，正沉浸在得来不易的欢乐之中，我心中却充满着对未来的忧虑和许多困惑。希特勒的危害以及随之而来的考验和艰难，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已经消失在光荣的火焰之中。五年多来，他们曾与之搏斗过的强大敌人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三个强大的战胜国未了的工作只不过是建立由一个世界机构来保障的正义的和持久的和平，遣送士兵还乡同他们的盼望已久的亲人团聚，从此进入一个繁荣与进步的黄金时代。的确，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想的，不多不少恰就是这些。
然而那幅图景还有它的另一面。日本还没有被征服。原子弹还没有制成。世界还处在混乱之中。由于有了共同危险这一条主要纽带曾把伟大盟国联合起来，但是这条纽带已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了。而在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敌人的威胁，但是与之相抗衡的伙伴关系尚未形成。在国内，战时内阁赖以岿然不动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力量，曾经战胜过这么许多风暴，在灿烂阳光下却不再能维持下去了。那么，我们又怎样能够达成最后的解决，而只有它才能使这场斗争的艰辛痛苦得到补偿？我心上丢不开那种恐惧，就是民主国家的胜利的军队即将解散，而真正的和最严峻的考验还在我们的前头。这一切我过去全见过。我记起将近三十年以前的欢乐的一天，那时我曾经同我的妻子驱车从军需部通过和今天相仿佛的热情沸腾的人群前往唐宁街，去向首相祝贺。那时候，像现在一样，我对于世界整个局势有一个理解，但是那时候至少没有足以使我们需要惧怕的强大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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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要考虑是三大国开一个会议，并且希望杜鲁门总统在赴会的路上会先到伦敦来一下。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大不相同的意见，正从华盛顿的各个有势力的方面冲着新总统提出。以前在雅尔塔我们注意到的那种心情和看法一直有所加强。有人主张，美国必须留神别让它自己被引入到任何反苏的行动中去。他们认为，这种反苏行动将激起英国的野心而在欧洲造成一条新的鸿沟。另一方面，正确的政策应当是美国站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充当一个友好的调停者，甚或是一个仲裁者，力图缩小这两个国家之间关于波兰或奥地利的分歧，使问题得到解决，达成安定和幸福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