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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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样，即使在事后看来，英法两国无疑地应该早就接受苏联的建议，宣布成立“三国同盟”；至于一旦发生战争时如何进行援助的方法问题，则可留待对共同的敌人作战的盟国之间加以解决。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情绪就大不相同了。

　　战时的盟国，相互之间总会倾向于听从对方的愿望；前线上一打响，战斗激烈，在和平时所不能接受的权宜之计，也将大受欢迎。在这种本来可能已建立的大联盟之中，一个盟国如果没有得到邀请，要把军队开进另一个盟国境内，这恐怕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张伯伦先生和外交部却被这个难解的难题弄得茫然失措了。在这种紧要关头，时局以这样的速度和这样大的规模急剧地发展的时候，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随机应变，走一步是一步。英法苏三国的联盟一定会使1939年的德国大为惶恐不安。即使在那个时候，谁也不能肯定战争就一定不能避免。同盟国方面还可以运用优势的力量采取第二个步骤。它们可以在外交上重新把主动权夺回来。希特勒一方面经不起发动他曾极力反对的东西两线同时进行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不能半途而止。那时我们没有使他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说起来实在可惜。这种境地很可能送掉他的生命的。政治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的。只是当均势发生动摇、力量的对比像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才会出现为挽救世界作出决定的机会。

　　我们既然已使自己置身于1939年的可怕困境，那我们就要抓住较好的希望，这是最关重要的。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确定斯大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决定放弃同西方民主国家合作的念头而考虑同希特勒妥协。事实上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根据俘获的德国外交部大宗档案，编辑并且出版了一本名叫《1939年到1941年的纳粹——苏联关系》的书，书中倒是告诉我们若干向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实事。看来早在1939年2月初，两国之间就有过一些接触；

　　但这些事情几乎可以肯定是属于贸易和商务的问题，这是因为受到慕尼黑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所影响，德苏两国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磋商。在3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这类问题又更加多了。俄国曾向捷克政府订购斯科达兵工厂的产品，现在斯科达工厂已成为德国的兵工厂，这些合同又该怎么办呢？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的记载说明，差不多一年前呈递国书的苏联大使，在4月17日那一天曾对他作第一次的拜访。当时他问起斯科达厂的合同，魏茨泽克说：“由于外传俄英法三国成立空军协定和类似的事情，在目前把战争物资运给苏联的有利条件尚待开创。”说到这里，苏联大使立刻把话题由贸易转到政治，他问这位国务秘书对德苏关系有什么想法。魏茨泽克答：“在我看来，最近苏联报纸并不完全同美国报纸和若干英国报纸那样唱一样的反德调子。”关于这一点，苏联大使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既然并不影响俄国和意大利的关系，所以对于德国来说这也不一定是一种障碍。苏联从来没有利用目前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摩擦来反对德国，它也不想这么做。在俄国，并不存在不能与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从正常关系中就会产生越来越改善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为这次谈话是极端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大使正在这时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进行会谈以及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订立“三国同盟”的建议。这是俄国脚踏两条船的初次明显举动。从此以后，它就一步一步地一方面运行俄德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为建立反对德国侵略的“三国同盟”进行谈判。

　　如果，比方说，张伯伦先生在接到俄国的建议就答复说：

　　“是的，让我们三个国家团结起来打断希特勒的脊梁骨”，或者说出类似的话，那么，英国议会就会加以通过，斯大林就会有所领会，而历史的发展就会沿着完全不同的道路进行了。

　　这条道路无论如何总不会更坏一些。

　　5月4日我以下列的话来评论当时的局势：

　　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自从俄国提出建议以来，已过了十天或十二天了。英国人民现在既已牺牲了向来遵守而又很难改变的习惯，接受了征兵制的原则，他们有权和法国一起要求波兰不要在共同事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这三个善战的民族，合起来大概有二十个师的精锐部队。一个友好的俄国给它们提供军火和其他援助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阴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这条阵线，如果以坚定的信念建立起来，进行坚决果断而有效率的军事部署，再同西欧国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就足以对付希特勒、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及其同伙，其力量还可以使德国人民不愿随便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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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事实却正相反，当一方面正准备采取权宜措施和作明智的妥协时，而另一方面却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沉默。这种拖延，对李维诺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为了同西方国家一起把问题加以明白了当地解决而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现在终于失败了。我们的声望已大大低落。俄国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必须找一个新政策的代表。5月3日，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李维诺夫先生已因他自己的请求而被解除人民外交委员的职务，该职将由总理莫洛托夫先生兼任。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在5月4日向柏林报告：“直到5月2日，李维诺夫还接见英国大使，在昨天的报纸上，在检阅游行的贵宾名单中还有他的名字，看来他的免职是斯大林临时决定的……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要小心谨慎，以免苏联被卷入冲突。莫洛托夫（不是犹太人）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密切的合作者’。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保证今后对外政策仍将继续严格遵照斯大林的思想。”

　　苏维埃的驻外代表奉命通知驻在国的政府，说明这次人选的变动并不意味着苏联要改变对外政策。5月4日莫斯科广播，说莫洛托夫将继续推行多年以来李维诺夫努力寻求的西方安全政策。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卓越的犹太人，一时像一件破旧工具似的被丢在一边了；不让他为自己申辩，被毫不留情地撵出世界舞台，过幽居的生活，靠微薄的薪给度日，还受到警方的监视。在国外不大著名的莫洛托夫成为外交人民委员，与斯大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可以不受以前所作的各种声明的牵累，不受国际联盟的意见的约束，只要是俄国自卫之所需，什么路子都可以走。但事实上，他现在可能只走一条路。他一向赞成同希特勒达成协议。从慕尼黑和其他许多事件中，使苏维埃政府深信，无论英国或法国，除非它们自己受到攻击，是不想打仗的，而到那时候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乌云密布，风暴逼临。现在俄国必须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了。

　　李维诺夫的免职，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这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于同西方国家订立安全条约，对于组织一条抵抗德国的东欧阵线的可能性，都完全失去信心了。当时德国报纸的评述，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很有意思。5月4日，德国报纸登载了一篇华沙通讯，说李维诺夫在辞职之前曾与伏罗希洛夫元帅（胆大妄为的俄国人在疏忽时称他为“党的伙计”）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伏罗希洛夫无疑是根据明确的训令，宣称红军没有准备为波兰而战，并以俄国总参谋部的名义指责“过于庞大的军事义务”。5月7日，获得充分情报的《法兰克福报》评述说，李维诺夫的辞职使英法的“包围”政策的前途受到严重的挫折；辞职的可能涵义，也许是在俄国国内关心这种政策所引起的军事负担的人，把李维诺夫喝住了。所有这些话都是真的；但在一定时期内，对这种重大的转变，必须加上一些掩饰，而且即使到了最后一刻，苏联的态度仍然保持捉摸不定的样子。而且，俄国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要不然，它又怎么能够同它一向又恨又怕的希特勒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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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李维诺夫下台了，使希特勒的最强烈的偏见有所缓和。从此德国政府就不再把它的对外政策称为“反布尔什维主义”，转而攻击谩骂“财阀的民主主义”。报纸的文章向俄国人保证说，德国的生存空间不会扩张到俄国的领土；它在各方面的确只到俄国边界就止步了。因此，只要苏联不同英法订立“包围”协定，俄国和德国之间就不存在发生冲突的理由。德国大使舒伦堡伯爵奉召返回柏林进行详细的商讨，然后回到莫斯科提出一项对苏联有利的长期货物信用贷款。

　　双方的动向都趋向于订立盟约。

　　俄国政策发生了剧烈的和不自然的大转变，这样摇身一变只有极权国家才能做到的。仅仅两年以前，俄国陆军将领，如图哈切夫斯基和好几千个最有成就的军官，正是因为倾向于这种政策而惨遭杀身之祸。可是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少数焦虑不安的主人，又觉得这种政策是可以接受的了。在那时，亲德主义是异端邪说，是阴谋叛国。而现在，一夜之间，它却成为国家的政策。凡敢于提出异议者，当然就活该倒霉了，而那些转变得不够快的人，也往往遭到同样的命运。

　　为了完成立刻就要进行的工作，当然没有别的人比新的外交人民委员更为合适或条件更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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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由斯大林安置在苏联对外政策讲坛上的人物，值得略加叙述，这是当时英、法两国政府所不熟知的。莫洛托夫是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有着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一样，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年代里经历过许多可怕的危险和考验，但他却安然无恙。他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阴谋，个人经常有遭清洗的危险的社会里生活过来和发迹起来的。他的像个炮弹似的脑壳，他的黑色的小胡子，他的敏锐的眼睛，他的平板的脸盘，他说话圆滑而机敏，举止沉着而冷静，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性格和才能的恰当表相。

　　他比谁都更适合充当一个在变化莫测的国家机器中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或工具。我只是在有时带点幽默风趣的会议上，或者当他殷勤地提议来一连串惯例的毫无意义的干杯时，以同等的地位和他见过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比他更能充分代表现代人心目中的机器人了。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看来是讲道理而又讲究修饰的外交家。至于他对待地位不如他的人又是如何，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立即进攻日本。从此之后，莫洛托夫对日本大使的态度如何，可以从他的谈话记录中看得出来。在其后接二连三地举行微妙的、试探式的、十分尴尬的会谈中，他总是十分稳重，不透露他的意向，保持客气的、正式的礼节。他谈话无破绽可寻，绝对不带半点不必要的刺激。他的带有西伯利亚的寒气的微笑，他的经过审慎斟酌、而且往往说得十分高明的话，再加上他那谦恭有礼的风度，使他成为在这个凶恶的世界上执行苏联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人物。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来同他通信讨论，总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如果逼之太甚，他就不免以谎言或侮辱之词来收场。在这本书里，不久就有这类的例子，只有一次，我似乎得到了自然而合乎人性的反应。那是在1942年的春季，他从美国返国途中，飞机在英国降落。那时我们已签订了英苏条约，他将要冒着危险飞回本国去。在唐宁街我们用来开秘密会议的花园的大门口，我握住他的手臂，两人面对面互相凝视着。突然间，他好像深受感动似的。深藏在外表形象之内的真实的人显现出来了。他用同样的力量来握住我的手臂，以此作为回答。我们两人一言不发，只是互相紧紧握手。那时我们是团结一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