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2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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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何掌权的人将要发布的适当命令是：（1）如上所述，在外交上宣布联合一致，并要求不受干涉，（2）同时，将大部分土耳其军队撤至察塔尔查和亚洲海岸，仅在色雷斯驻扎强大的掩护部队和后卫部队。这样一个坚定的、表示联合一致的政策，结合着妥善的战略性的撤退，就可防止德国在色雷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无需土耳其采取任何攻势，而且除非德国军队撤退，否则势必使他们在一条漫长的战线上陷入僵持局面，这条战线从察塔尔查防线起经鲁勃尔—纳斯脱战区直到塞尔维亚北部前线。即使这种局面，也难望在短期间内出现。但是，对于把速战速决看得特别重要的敌人来说，这是何等危险和不利的形势啊！如果能够办到的话，这的确符合于土耳其的真正利益，所以我们不管他们是如何冷淡，总该努力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土耳其最大的危险在于单独集结大军于色雷斯。
5．以上所述各点怎样和英国的利益趋于一致呢？如果德国不顾各方反对，竟对巴尔干进攻，我们就必须尽量利用现有的兵力发挥作用。反之，如果它扬言绝不愿把战火蔓延到巴尔干，而且置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于不顾，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军队转移到包括的黎波里、西西里岛和意大利靴形半岛趾形地区在内的中地中海区域，发动强大的夏秋季攻势。我们应当用右手拿着坚固的盾牌去捍卫我们在中东的利益，而用左手在中地中海区域采取中等规模的猛烈行动。
6．如果在巴尔干半岛成立联合战线，德国便可能觉得，不如改弦更张，对俄国下手；考虑一下我们已接到许多关于德国在波兰集结军队并在瑞典与芬兰进行种种阴谋活动的报告，德国要对俄国下手，难道不可能吗？
7．这些意见是否有用，请你考虑。
我也曾致电澳大利亚联邦代理总理法丁先生。
1941年3月30日
一个月以前，当我们决定派遣军队前往希腊时，这看上去好像是由一个位高而任重的人指挥的一项徒然无功的军事冒险行动。但是，星期四在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件表明，我们对于整个巴尔干局势所采取的这项措施和其他措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的计划已被打乱，而我们可能重新希望同土耳其成立巴尔干战线，其中包括来自四个有关国家的同盟军约七十个师。当然，事情还没有确定。但是即便是现在，也已显示出“光辉”［进军希腊的远征］的真正意义，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一项大规模计划的原动力。不论结局如何，自从我们采取这一决定后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已证明我们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推迟行动也可以使我们在希腊前线的军队得到充分集中，避免零打碎敲地作战。结局尚不可知，但是，战利品已有所增加，而危险则有所减少。我同孟席斯之间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希望能和你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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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决定，艾登留在雅典同土耳其人联系，而让迪尔将军前往贝尔格莱德。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除非即时由所有有关国家成立共同战线，否则南斯拉夫的处境是无望的。但是，摆在南斯拉夫面前的，仍然存在前已述及的大好机会，那就是：在阿尔巴尼亚对乱七八糟的意大利军队的毫无防守力量的后方给予致命的一击。如果他们及时行动，便可能在军事上完成一件大事。虽然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北部受到蹂躏，却能够夺获大批军火与装备，从而使他们获得力量，以便在山区进行游击战，这是他们现在的唯一希望。这是了不起的一击，它将影响整个巴尔干的局面。在伦敦与我朝夕相处的人都看清了这一点。第151页（原书。——译者）的插图表明我们认为实际可行的军事行动。
这时，迪尔将军已到达贝尔格莱德，我对他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1941年4月1日
种种具体情况表明，德国正在迅速地重新部署军队，以便进攻南斯拉夫。在对付德国方面争取到时间，意味着对付意大利方面失去时机。南斯拉夫应不顾一切，尽早集结充分兵力进攻意大利。他们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及时获得影响深远的初步成就和大量装备。
多年铸成的大错难以纠正于一朝。在普遍的振奋心情平息下来以后，贝尔格莱德的每一个人都觉察到，灾难与死亡即将临头，而且无法挽救自己的命运。最高统帅部认为必须向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派驻卫戍军，藉以维持一种虚假的内部团结。现在，他们终于能够动员他们的军队了。但是战略计划一点也没有。迪尔在贝尔格莱德只看到混乱与瘫痪。
“尽管我作了最大努力，”他在4月1日向艾登先生报告说，“我不能说服首相同意你在最近前来访问。他坦率地说，南斯拉夫主要由于顾虑对内部局势发生影响，所以决心不采取可能被认为是向德国挑战的任何行动。”这时，德国能调集的全部兵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们猛扑过来。
4月4日，迪尔将军发来了关于他贝尔格莱德之行的详细报告，表明南斯拉夫的大臣们对于即将临头的大难是多么无动于衷。人们看到他们的情绪和外表，一定会认为，他们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作出对德和、战问题的决定哩。实际上，他们距离德军的大举进攻，只有七十二小时的时间了。迪尔写道：
贝尔格莱德访问之行的最后结果，在许多方面都令人失望，无论如何难以促使西莫维奇［将军］签订任何协定。虽然如此，我却为南斯拉夫领袖们的反抗精神所感动：如果南斯拉夫受到攻击或德国进攻萨洛尼卡，他们便要挺身而战。今日举行的参谋人员会谈将在交换意见方面产生有益的结果，而且，我希望，这也同样有助于双方在应付种种意外事件的妥善计划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些计划对双方都没有拘束力，但是届时南斯拉夫准备付诸实施，这是有相当希望的。
事实上，西莫维奇虽然是一位精明干练的领袖，却绝不是一位独裁者。他负有使内阁团结一致的艰巨任务，因此不敢向他们建议同我们订立任何形式的协定。而且，如不知照内阁并获得内阁的同意，他也不敢实行这类协定。但是，他和那位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的陆军大臣伊利茨似乎都有作战的决心。……
南斯拉夫的军队还没有作好作战的准备，所以西莫维奇想要争取到一段时间以完成军队的动员和集结。出于内部政治的原因，他不能先启战端，而必须等待德军发动。他期望德军自保加利亚进攻南斯拉夫南部，而暂时置希腊于不顾。
……南斯拉夫人将在阿尔巴尼亚进行配合，但是即使在那里，在德国攻击他们或侵犯他们的重要利益以前，南斯拉夫军队也不首先发动进攻。
与此同时，我发出以下的呼吁：
首相致西莫维奇将军 1941年4月4日
我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德国正迅速地集结大批地面部队和空军向贵国推进。据我驻在法国的情报人员的报告，德国正在调动大批空军。据我非洲陆军情报处的情报，德军已从的黎波里撤退轰炸机。我不能理解关于你们正在争取时间的说法。获得胜利与安全的唯一良策，就是在阿尔巴尼亚取得先发制人的决定性胜利，并收集落到你们手中的大量装备。
等到你们的总参谋部所报告的那四个正在蒂罗尔区登车的德国山地师抵达阿尔巴尼亚之后，你们将遇到和士气消沉的意军后卫迥然不相同的抵抗。这是我初次荣幸地致电阁下，我衷心地为贵国政府的成就、为其命运系于你的领导的这个英勇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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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应当记述一下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容许它的谋划掺入一点感情成分的唯一事例。
贝尔格莱德的民族运动是自发性的起义，同人数既少而又非法、但为苏联所扶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活动完全无关。
斯大林在等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决定作出一点姿态。他的官员正同南斯拉夫派驻莫斯科的公使加弗里罗维奇先生，以及革命后从贝尔格莱德派去的一个使团，进行谈判。谈判没有什么进展。在4月5日到6日的夜间，这些南斯拉夫人突然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接待他们的是斯大林本人，他交给他们一份业经拟妥、等待签字的条约。签字手续迅速地完成了。俄国同意尊重“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当它受到攻击时，俄国将采取“基于友好关系的”亲善态度。这总算是一副友好的姿态。加弗里罗维奇独自留下同斯大林讨论军需品的供应问题，直到第二天早晨。当他们的谈话结束时，德军已开始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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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晨，德国轰炸机出现于贝尔格莱德的上空。它们从罗马尼亚被占领的飞机场轮番起飞，对南斯拉夫首都进行系统的空袭达三日之久。它们擦着屋顶飞过，不怕遇到抵抗，残酷无情地炸毁了这个城市。这就是称之谓“惩罚”的作战计划。当4月8日终于恢复平静时，贝尔格莱德有一万七千多市民死于街头或瓦砾堆中。一场硝烟弥漫、火光烛天的恶梦过去后，从动物园的被炸毁的笼子中跑出了惊慌万状的动物。一只受伤的鹳鸟一跛一跛地走过烟火正浓的那家最大的旅馆。一只茫然凝视、莫明所以的熊，迈着缓慢而笨重的步伐，蹒跚地经过这个地狱般的场所走向多瑙河。它并不是仅有的一只茫然不知所以的熊。
“惩罚”作战计划已经完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伟大的同盟……第十章 日本特使
第十章 日本特使
从远东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增援香港问题——日本大使馆中的纷扰——我于2月15日和20日致总统的电报——2月24日日本大使来访——3月4日又来访——德国担心日本陷入同美国的纠纷——东京的三项决定——松冈洋右的使命——他于3月27日会见里宾特洛甫——又会见希特勒——“精神上的共产主义”——我于4月2日致松冈洋右函——他访问罗马——在莫斯科的逗留——生死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斯大林的殷勤——近卫文麿公爵愿同美国达成谅解——松冈洋右给我的复函——日本内阁决定采取折衷办法——松冈洋右辞职——日本希望获得解决办法——三个老谋深算的帝国的失算。
新年伊始，从远东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日本海军在印度支那南部沿海一带的活动日益频繁。据称，日本军舰已出现在西贡港和暹罗湾。1月31日，日本政府为维希法国与暹罗之间进行调停已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谣言四起，都说这次东南亚边界纠纷的解决将是日本参战的序幕。这时德国也正在对日本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它进攻新加坡以打击英国。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受审时说道，“我设法怂恿日本进攻新加坡，是因为无法同英国媾和，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军事措施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总之，元首指示我，要千方百计通过外交途径削弱英国的地位，从而达到媾和的目的。我们相信，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是让日本进攻英国在东亚的据点。”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十编，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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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此时，我驻远东总司令接连来电，催促增援香港。我不赞同他的意见。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1年1月7日
这完全错误。如果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要守住或驰援香港，是毫无希望的。增加我们势将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是极不明智的。不但不应增加守军，还应当把兵力减少到象征性的规模。在那里发生的任何纠纷必须在战后的和会上处理。我们应避免在难以守住的据点上消耗我们的实力。日本要对英帝国宣战，谅必酝酿已久，因此无论香港有两个营，还是有六个营，并不影响日本的抉择。我宁愿我们在那里的驻军更少些，但是抽调任何一部分军队必然引人注目，造成危险。
以后当可见到，我自己没有坚持这一主张，派去了两个加拿大营作为增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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