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就是这么生猛-第1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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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巧就巧在，这时候的蔡锷心里也正别扭着呢。虽然袁世凯有心重用他，甚至不惜开罪北洋，可北洋军人不敢惹袁世凯，只能找蔡锷的麻烦。前者有七凶之第六凶雷震春，故意拿出有人劝蔡锷搞云南独立的公文，刺激蔡锷。正把蔡锷刺激得七荤八素，这时候梁启超又来了。

梁启超劝说弟子蔡锷，搞帝制有什么意思，不好玩，不如推翻帝制，这才有意思。那么怎么个推翻法呢？

易尔，这事儿这么安排，蔡锷现在受到袁世凯重用，机会难得，就留在京师，力劝袁世凯登基。而梁启超则奔赴南方，去游说军队。等袁世凯真的登基之后，蔡锷再出走南下，直接举兵，相信那时袁世凯即使不被活活气死，也得气个半死。

可这么一个搞法，是不是有点儿不讲道理呢？毕竟抢了女人的，是杨度而不是袁世凯，你梁启超应该去找杨度的麻烦，干吗要修理袁世凯呢？

这没办法，怪就要怪袁世凯用杨度而不用梁启超，你老袁既然敢用杨度，就得承担使用杨度的后果。不搞掉你袁世凯，又如何摆平杨度？

关于这场百分百的私人恩怨，时有蒋子奇等人，曰：（袁世凯）用杨度而天下政客走开，用夏寿田而天下幕客走开，用段芝贵而天下军人走开，用梁士诒而天下理财家走开。

真正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之所以选择某一个政治阵营，并非你对此阵营有什么好感，只是因为你要与你所厌恶的人，拉开距离。你反对的只是人，而不是事。

这一次，是杨度生生地把梁启超，挤到了反对帝制的阵营中。而在很久很久之前，梁启超还曾经干过一桩事，把另一个朋友生生挤入了自己的敌对阵营。

早年间，早到什么时候呢？还是在晚清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号召反对科举，并联络了名士吴稚晖，约好了到科举考试的那一天，大家都不进考场，集体罢考。当时这个吴稚晖傻啊，人家说什么他都信，到了考试那天，他真的没进考场。却不料号召罢考的梁启超，自己却早早地在考场中占了位子。考得心满意足出来，这件事好险没把个吴稚晖气得疯掉。

此后的吴稚晖，就与梁启超远远地拉开了距离，梁启超干什么，吴稚晖一定要反着来，不管自己站在哪个阵营里，总之不能和梁启超站在一起。就这样，由于梁启超是当时的君宪派，吴稚晖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革命党阵营。

而这一次，历史又重演了。

历史之所以闲着没事就要重演，那是因为历史的规律，是人性的规律，人性的规律不变，历史的规律也不变。当时局构成此前的历史场景之时，人性的规律就自然而然地，会重演当时的旧事。

梁启超和杨度，本来都是君宪派，而且梁启超的君宪资历，比之于杨度更老。可是为了和杨度拉开距离，梁启超，被迫选择了反对帝制阵营。

而且这一次，梁启超将发现自己正在与日本人联手，再一次于中华大地上，掀起腥风血雨。

【06。史上最悲凉的皇帝】

此后一段，时间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许多秘密，就隐藏在时间里。

蔡锷将军是1915年11月19日离开天津，偷奔日本的。到了横滨之后，蔡锷写了一大堆书信和明信片，书信的内容是假称自己正在日本治疗。另派人拿了明信片，满日本游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就邮给袁世凯一张，以造成蔡锷正在日本四处游荡的错觉。

而蔡锷将军实际上已经离开日本，正飞奔云南，去迎接那一场势不可当的暗杀。

在这里，蔡锷已经逃离，但却搞了许多假文书，忽悠袁世凯。这个忽悠很成功，不仅把袁世凯忽悠住了，还成功地忽悠了许多史学家。许多史学家在这段历史研究上，总是发现时间对不上，急得拿脑袋哐哐哐撞墙。

12月15日，晨八点。段芝贵突然通知正在中南海办公的职员，赶紧去居仁堂，大家昏头涨脑地来到，却吃惊地发现袁世凯身着大元帅军装，光着头，站在龙椅边，以无限悲凉的目光，看着大家。

天啊，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登基了。

不会吧？这未免也太不庄重了。

然而这是真的，只听袁世凯用伤感的口吻，说道：我向来是舍身救国，今天诸位又逼我做皇帝，我只有舍家救国了，从古至今，皇帝子孙哪有好结果的？

这就是袁世凯称帝的宣言，听听是多么的悲惨。

袁世凯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此前的他，无论家业有多庞大，但一人做事一人当，即使遭到政治清算，也只清算他一个人。而现在，他既然成了皇帝，倘有不测，全家人都在劫难逃。

你说这个皇帝，当个什么劲呢？

就在袁世凯称帝的当天，蔡锷将军抵达河内。

就在蔡锷将军抵达河内的当天，追杀令已如影随形，急追而至。

那么是谁要杀蔡锷将军呢？

最省心的解释，就说是袁世凯。此事理所当然地要归到袁世凯身上，因为蔡锷将军此行，是要举兵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所以袁世凯派出刺客来追杀蔡锷，实属情理中事。

然而，追杀令真的不是袁世凯下达的。

说过了，袁世凯一辈子，堪称光明磊落，没有暗杀过一个人。虽说许多遭暗杀而死的人，都曾归到他的头上，但没有一桩得到证实。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指控袁世凯搞暗杀的证据，都是这样一句话：由于暗杀是袁世凯惯用的手法……但这个语句用在蔡锷将军遭遇暗杀上，却终于露馅了。

【07。李烈钧再夺云南】

就在蔡锷将军抵达河内两日之后，党人李烈钧率众抵达云南，于海防入滇时受阻。李烈钧致电此时正镇守在云南的唐继尧，以其一贯的磊落光明之风格，曰：

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

唐继尧见信，于次日遣其弟唐继虞前来迎接。

由是李烈钧先蔡锷一步，入主滇军。

老革命党人戢翼翘回忆说，他当时是大理第二旅旅长，唐继尧刚刚在劝进表上签了名，恳请袁世凯登基为帝，劝进表刚送走，李烈钧就来了。消息最灵通的记者马上捕捉到这个特大新闻，登报说：李协和（李烈钧，又名协和）来云南造反。

随李烈钧同来的党人见报，大怒曰：这谁呀，谁允许你乱写的？查查这个记者是谁……很快把记者查出来了。次日，记者挟着采访本正兴冲冲地走在路上，胡同里突然出来几个人，截住了他，说：喂，兄弟，打听个事，说李烈钧来云南造反的新闻，是不是你写的？

那记者道：是啊，是我写的。

几名党人问：你为何要写这东西？谁允许的？

记者失笑：你们有没有搞错，这是民国，新闻采访是自由的。连大总统袁世凯，我们记者都可以随便骂。

党人摇头：没错，你可以随便骂袁世凯，但绝不允许骂党人。

开什么玩笑？记者笑道：不是说你们党人，比袁世凯更好吗？

一点儿没错，众党人笑道：凡是敢说我们不好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毫不留情地消灭他。剩下来的人，看你还有胆子说我们不好吗？

说着话，众党人抓住记者，扭过他的手臂：是哪只手写的骂我们的文章？这只没错吧？以后咱们这条胳膊就不要再用了，好不好……咔嘣嘣一声脆响，那记者发出凄厉的惨叫声，手臂已被打断。

打断记者的手臂，党人们神清气爽，开心地走了。可怜的记者拖着断臂，去警察局报案。警察局局长叫唐继禹，这个唐继禹，其实就是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他一个人有俩名，也兼俩职务。

听了记者报案的详情，唐继禹贴在记者的耳边，说道：活该，你以为党人也像袁世凯那么厚道吗？可以让你随便骂？在袁世凯时代，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在党人时代，是党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不然党人怎么会非要干掉袁世凯呢？所以呀，既然是你自己惹来的祸，我劝你就假装自己手臂没断，回家写歌颂党人的文章吧，说不定这样还能多活几天。

这个案子，就算是处理完了，可以结案了。

推断时间，这个案子的发生及处理，如果不是在李烈钧抵达昆明的当天，就是在22日以后。

因为唐继禹在17日，率警卫两连，宪兵一队抵达阿迷，会晤阿迷县长张一鲲，不是太明确地告诉张一鲲，他此行是迎接一位重要人物。

而蔡锷遭遇到的暗杀，就发生在这个叫阿迷的地方。执行暗杀的人，恰恰就是阿迷县长张一鲲。

【08。是谁下达的暗杀令】

蔡锷于阿迷遭遇暗杀的详情，在当时就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使得这个案子扑朔迷离，笼罩在一片疑云之中。

刘秉荣先生整理多家史料，写下了蔡锷遭遇暗杀的经过：

……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早奉袁世凯密电，令其防止蔡入滇异动，务必跟踪谋杀，若已入滇境，须沿铁路侦察捕杀。周、张接电后在蒙自关道署开过多次会议，决定组织暗杀队，自越至滇捕杀或狙击。继侦知蔡已至河内，不日乘滇越车入昆明，如中途狙击不能得手，即于碧、阿两站，借设宴欢迎，暗放毒药于白兰地酒内毒死，抑或劫杀等情。由于蔡锷平安抵昆明，周、张二人即畏罪潜逃出境，唐继尧电令河口督办捕获，捕解到省法办。不料在河口督办接电之际，周、张已先一夜偷过界去了。而后，周沆到香港，张一鲲因等候其爱妾张素娥，逗留在越南老街，时河口督办正欲向法方引渡张一鲲归案，第二日其妾张素娥到河口被检查处挡获，命其请妥保，若请不着妥保，可通知张县长由老街过河口来证明是他的眷属，准许由他领过河口。张一鲲接函后，过河口来证明，立即被捕解到省法办，此旁话，不提。（刘秉荣《护国大战》）

刘秉荣先生叙述说，蔡锷是12月22日晚9时到达昆明的，与军官见面后，因喉疾讲话不多，即回警卫团部休息。而在这个时间里，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正多方布置，准备杀掉蔡锷，得知蔡锷已达昆明，知道自己麻烦大了，就急忙逃跑。周沆逃到了香港，而张一鲲却受爱妾张素娥拖累自投罗网，立即被捕解到省法办，杀掉了。

这段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妥之处。但据史学家王忠和老先生整理多家史料后，却弄出了一个与刘秉荣先生完全不同的版本：

……袁世凯得知蔡锷回云南后，立即密令唐继尧劫杀蔡（也有一说是直系人物云南巡抚按使任可澄）。唐出身云南会泽书香世家，看到本是湖南人的蔡锷却在云南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十分嫉恨他，便指使离昆明五百多里之外的阿迷旅店（现在的蒙自）知事刺杀蔡锷，为的是避免自身嫌疑。可是，这位阿迷州的知事却太不中用，只是把蔡的仆从打伤，蔡锷主仆二人于1915年12月19日晚间平安抵达昆明。蔡明知是唐继尧暗中下毒手，但是大敌当前，也不去和他计较，主张即日举兵讨袁……

在这里，俩史学家终于成功地掐到了一起，刘秉荣老先生和王忠和老先生，双方对蔡锷遇刺事件的描述上，存在着四点差异：

1．双方时间不一致，刘文说蔡锷是22日晚抵达昆明的。王文说蔡将军抵达昆明的时间是19日，前后相差了整整三天。

2．人数不一致，刘文说蔡是由唐继禹率两个警卫连，一个宪兵队护送至昆明，王文说蔡是和仆人两人抵达昆明。

3．暗杀过程不一致，刘文说暗杀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王文中则暗示了一场激烈的伏击战。

4．下达暗杀命令的途径不一致，刘文说是袁世凯直接下令给阿迷县长张一鲲，而王文则说下达暗杀命令的人，实际上是唐继尧。

在我们此前的史学研究过程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麻烦，不同的史学家对同一事件的描述，竟然是天差地远，两者的距离已经到了无法相互解读的地步。

要知道，所有的史家研究，都是汇集不同立场的当事人史料，相互印证彼此戳穿，最后过滤掉过于强烈的主观情绪，而得到一个比较接近于客观事实的状态描述。而在这里，这招不灵了，没法子应用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一个虚假信息的介入，导致了历史系统的紊乱。这就有点儿像是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受到了电子信号的干扰，使广播变得支离破碎，凌乱不堪。纵有多名当事人在倾听，但每个人听到的，都和别人听到的有着本质的不同。

那么在这里，这个虚假信号，是什么呢？

就是袁世凯下达暗杀令的错误解释，导致了史实变形扭曲。

首先来看刘秉荣老先生的说法，他说是袁世凯密电阿迷县长张一鲲，让他劫杀蔡锷。这怎么可能？袁世凯以大总统的身份，怎么可能对一个小小的县长，下达这种荒谬离谱的命令？而且这道暗杀密令不止下达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