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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苏东坡这哥们儿-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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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东坡与司马光的政治与私人关系,司马光上台,怎会不拖苏东坡下水?所以苏东坡欲退归林下、安居太湖,只能是做梦,这飞来的乌纱,苏东坡的脑袋是躲不过的。

六月,苏东坡赶赴登州(文登)就任新职,这还是一次勉强为之的赴任旅游。没必要日夜兼程。苏东坡由山东南部乘船入海,一路游览海岸风光,到达登州之日已经十月十五日了。

岂知国家非常时期,必有非常之事,苏东坡全家到达登州仅五天,屁股还没坐热大堂,朝廷的提拔诏命就到了登州,这次是召他进京,任命为礼部郎中。没说得,全家只有紧急动员,返头继续西行的旅途,又是一个多月的旅游生活开始了。

说白了,自去年四月起,苏东坡全家过得都是流浪者的日子,苦乐参半的动荡一直继续了将近两年,直到元丰八年岁末,一家人才算在京师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为什么还是暂时?就苏东坡这脾气,身居繁乱的京城,戏剧的朝堂,又怎会老实的从此做个乖孩子?

其实,就是短短的五天登州太守任上,苏东坡也没有只顾安家,具体公事已经铺开,甚至还能在百忙之中扮演“伯乐”的角色,于例行的业务考察新下属之时,发现了一匹“良马”。

据《山谷集》载:苏东坡初到登州,开始与新部下的闲谈会话,这当然应该具有领导考察下属才力品德的意思。不过据载却是被迫进行的这种例行业务。

有一个原来的主薄,特多事,不顾新太守旅途劳累,不时前来打搅太守,汇报工作。苏东坡的确有点腻烦了,就拿杜甫诗中的一句来考察部下:“杜子美诗中有句,‘江湖多白鸟’,这白鸟莫非就是指鸥鹭之类的东西?”

这有些嘲讽的意味,是调侃这位白话太稠的主薄。没想到那主薄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立即回禀上司;“白鸟乃蚊蚋,以比喻一些贪赃不干事的官员!”

这下苏东坡立时改容,从那一直对其“厚待之”。

由此可见,苏东坡对下属没有摆过什么架子,显过什么清高,从不以第一印象为成见,而是唯才是用,唯德是举。

还可以看出:苏东坡本人就极其厌恶贪腐的干部。

就是这短短的五天知州,苏东坡竟还发现了朝廷政策上的一大失策:朝廷法令,所有百姓必须食用官盐,而登州临海,海盐几乎遍地,老百姓反而不能食用,却要政府从外地运盐到登州,这的确荒唐!苏东坡回到朝中,立即上疏《乞罢登莱榷盐状》,陈述了“登州、莱州百姓食官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的调查结论。

自此可以不食官盐的登莱百姓,为苏东坡修建了苏公祠。以至古登州境内的蓬莱直今还流传着“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

当官这活路,既干之,则安之,高低随它之后,也就无所谓勉强了,苏东坡心情逐渐泰然,滑稽善谑的脾气很快一如往日。

苏东坡开玩笑的对象从不论职务高低,对上对下都能待之如友,也会刻薄的嘲弄一些不屑之辈。比如,他厌恶某人之诗,竟直抒己见,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这次由登州入京,路上巧遇了一位老熟人,是一个于“乌台诗案”中看管过他的狱卒,这家伙在狱中对待苏东坡挺坏,这次见了复起高升的苏东坡很是惶恐羞愧,苏东坡却若无其事给他讲开了故事:“一条毒蛇咬死了一个人,被阎王锁拿到了地府,那蛇喊冤,说我肚里有蛇黄,也能救人命,这可以自我赎罪啊!经冥吏查验属实,阎王便释放了这条蛇;又有一条抵死人的黄牛被小鬼牵来了,黄牛也是这个调调,说我体内有牛黄可以治病救人,也可以自赎啊。冥吏透视后发现也属实,于是阎王把牛也饶过了;接着押上来的是一个犯了杀人罪的人,这人乖巧,见阴朝有这规矩,便大呼:‘我肚里也有黄啊!’。阎王大怒:“蛇黄、牛黄皆入药,天下所共知;汝为人――何黄只有?”那人宭急之下,大呼;“俺别的黄没有,还没有惭惶吗?”

苏东坡的故事讲到这里,那位狱卒羞惭的满脸通红,撒腿窜之乎也。

这途中会狱卒之事记载在《东皋杂录》里,至于是否杜撰?那就不好考究了。

七十一、东坡速度升职路

朝廷现在摄政的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老妈高太后,儿子驾崩之后,接位的孙子哲宗,所以高太后现在应该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摄政。

几乎所有白话苏东坡的大师们都认为:北宋后期的皇家阴盛阳衰,苏东坡所经历的四朝天子都有过太后摄政的纪录,偏这四代太后还都是真正的女强人,实际本事还都不小,心肠也都不算坏,并且有的十分出色。――这乍看还符合史载。

但是,老孙注意到这种现象:中国两千多年有皇帝的历史,只要是太后们掌权,这个朝代一般也就算快完蛋了,除非马上再出个强势皇帝一意孤行,建些“丰功伟业”,或许能“中兴”几十年,不过那权力重新洗牌的过程大多是带着血腥气的,也免不了要动乱一番,致使国家元气大伤,百姓涂炭。

这与掌权的女人善恶没多大关系,本事大的或许能昙花一现于当朝,但还是要埋下衰败的种子,其下代皇帝一般免不了懦弱或强势过头,对前朝太后的执政班子绝对要另起炉灶,施政方针不管错对都要彻底肃清,追根溯源还是与后宫执政有干系,所以一些强势的开国皇帝甚至立下铁牌严规:严禁后宫干政,违者杀无赦!

这里面大概有两条原因:后宫的女强人们一般都只能是间接的学习国家治理大法,对组成了这架国家机器的主要零件――官僚队伍也是间接的了解,一旦大权在握,决断兴许不错,但细致全面就无法兼顾了,要是这个女人再有点其它想法?那麻烦就更大了。

其二最重要:干部队伍不可避免的要形成水火不相容的两套人马,明暗的勾心斗角是免不了的;形象工程就会显得更加重要;善于拍马的高手有了施展才能的空间;所谓忠奸也必然会有了不同认识;路线斗争一旦被强化到重于国计民生的位置?结局遗憾是必然的规律。

{文}管理人民与糊弄人民都不容易,都是需要全国与朝廷保持一致的,这架马车上不能有左、中、右几派乘客,更不用说安排两名掌鞭的把式了。

{人}本事再大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本事直接管理国家,也是必须组建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统治班子,现在北宋政权金字塔的顶端是高太后,坚决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居于实质意义上的第二层,这一层还有知枢密院的章惇、暂居相位的蔡确,苏东坡的位置呢?现在是在七层以下。

{书}政令合理的改弦更张,王安石的所有新法被宣布废除或中止,元佑年代开始了。

{屋}身着七品服饰进京的苏东坡现在实际上能在第二层里发表演说,这除了与苏东坡的名气、才份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与两位主要执政的私人关系,大家以前都是朋友,偏这两位主要执政之间不大对付,这就是司马光与章惇。

苏东坡的主要活路是要先当好和事佬。

司马光重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令现在枢密院执掌国家军事大权的章惇心情极不愉快,两人平素性格就不大合拍,章惇是个为达目的自己性命都可以不顾的亡命文人,这性情苏东坡在凤翔与他初交时就有过断言。

现在章惇对司马光的态度令苏东坡也看不下去了,司马光数次在众人前遭到章惇的谑辱,别看文才名盛当时的司马光本事不小,并且现在已经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著《资治通鉴》,但在章惇面前却施展不开手脚,大概这就是道德文人遇到流氓文人时的必然现象吧。

苏东坡被贬后与章惇的私交疏远了不少,但还是能与章惇交流一二的,章惇对苏东坡还是畏惧三分的:斗嘴皮子、比才智,苏东坡好像都强于章惇不少,所以章惇对苏东坡现在有些敬而暗恨的感觉。

苏东坡对章惇的劝说也可称苦口婆心:“司马君确实时望甚重,三国时西蜀许靖仅一个虚名,刘备鄙视他时法正还替他辩护:‘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刘备从谏委许靖为司徒。许靖这样的都不能轻慢,何况司马君这样有真实才学与名望的呢?”

据史载,章惇听从了苏东坡的劝说,司马光的日子因为苏东坡的干预而好过了不少。

由黄州赶赴汝州赴任的苏东坡近两年也没赶到汝州任所,从东海边的登州赶到京城汴梁用了月余,相比之下速度提高了不止十几倍,但比起来到京城的升官速度来,却又是成了蜗牛速度,苏东坡这次入京,官运之速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以礼部郎中被召入京的苏东坡,其实来到京城当月就成了六品起居舍人,还没喘过气来便被越级提拔为四品中书舍人,这时的苏东坡从职务上已经进入最高层决策班子了,大概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长的角色吧。

就像一句老话说的,人如背运,喝口凉水也塞牙;到了走运的时候,绊倒也会拾个金元宝,那官运假如临了头,戴不戴纱帽也由不得你,莫非苏东坡的官运开始临头?要不哪来得如此升官的“东坡速度”?

其实运气这东西还是来自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产物,首先是大环境变了,倒不是神宗皇帝或高太后谁更欣赏苏东坡的缘故,是国家的施政的方向变了,一切又回到了新法实施前的老路,当时抵制新法的人氏都到了出头之日,而苏东坡又是当时的头面人物,政治立场与本人才华举国无人不知,被重用是必然的。这时候就是有些与升官相反的行为也挡不住所谓“官运”。

就是在苏东坡由起居舍人到中书舍人两个月的仕途中,苏东坡也是不改多事的习性,在苏东坡眼里可没有什么新旧法之分,只要自己认为对国家、百姓不利的,苏东坡照样反对,更不会理睬与之作对的对象是谁,哪怕如王安石般博学多才位高权重,哪怕如司马光般德高望重又私交甚密。

还是六品起居舍人小官时,苏东坡就开始与三品大员的司马光顶上了牛。

顶牛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司马光所代表的“流俗派”对废除新法一刀切的原则,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东坡坚决反对废除“免役法”。

前文已经解释过:中国的秦朝之前是兵民不分的,是秦始皇开创的中国的专业部队,其后历朝也就有了常备军;北宋始实行的“差役法”几乎毁掉了国家的常备部队,士兵由轮流当差的农民组成,造成了北宋军事力量的急速下降;王安石创立的“免役法”便是纠正这一点,使部队再恢复其盛唐时期的专业性。

当然,这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与军事力量,总的说来还是利大于弊。苏东坡认为废除“免役法”是亡国之道,尤其在大辽、西夏两大强敌虎视眈眈于北、西两面时。

可是固执的司马光看不到这些利处,只是一味指责“免役法”从百姓那里敛钱的弊端,苏东坡提醒也没用,在朝堂上反对也没用,只把个苏东坡气得回家后大呼:“司马牛!司马牛!……”――论语里有个孔子的弟子司马牛,与司马光同姓,被苏东坡给借过来了。

其实这时的苏东坡也是“犟牛”一头,两头“犟牛”碰面那就只有抵架了,这时的苏东坡实际上与自己原来的战友也搭上了对驶的两套车。

但是,所幸这“司马牛”人品还是没说的,吵架归吵架,提拔归提拔,政治观点不同并不妨碍提拔政敌,苏东坡还是照样被委以了四品中书舍人的重要岗位。――这司马光政治道德与个人品质的确是高尚亮洁!能提拔与上面不保持一致的人才,厉害!

实际上司马光与苏东坡两人的私交还属于至交好友,政治观点的抵触并不妨碍两人的私人关系。据宋人笔记《东山谈苑》记载,苏东坡常去宰相司马光中去串门聊大天。

日子久了,就连宰相家的仆女丫环也与苏东坡混得倍儿熟,司马光有一丫环,每次都称呼司马光作秀才,这让苏东坡觉得不够体现司马光现在的地位,在宋朝,一般是把宰相称呼为“相公”的,于是就教导这位不懂朝廷礼仪的丫环以后要改称主人以“相公”。

这天,丫环还真的叫司马光相公了。司马老夫子非常奇怪,询问这是哪个教导的?

丫环无奈,只好出卖了教唆人苏东坡。

司马光更无奈,叹息道:“好个苏轼啊,居然把我的丫环教坏了,使她如此嘴甜舌滑。”

在古代,能与人家的侍女丫环说上话,那就已经属通家之好了。

七十二、金紫高位平常心

还是前文说过的大道理: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是受制于政治大环境的,司马光入朝,不管章惇怎么不乐意,之后又怎么听从了苏东坡的劝说与司马光缓解了关系,自己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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