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哥们儿-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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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没什么，民穷国富也未尝不能暂时立国，最要害处：政府近似在强迫他的人民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
这是在诱导“举国撒谎”！老百姓谁有大公无私的政治觉悟？社会道德沦丧一旦成为必然现象，大宋便开始风雨飘摇了！
不过此法在苏东坡的治下没有得到实施。苏东坡称其不合法理，拒予推行，苏东坡尽其力所能及有限的保护了辖区内的百姓，给自己留下了祸患。
不过祸患提前临到了新法的制定者王安石头上。
不管王安石的新法对国家多么有利，但事实上不得民心是客观存在的，要想维持一个不得民心的制度，唯有加强特务统治，控制舆论工具，这些，宰相王安石一直在努力！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批甘心效忠的同党填塞在了御史台，皇帝的耳朵开始充斥着新法的颂歌。但皇帝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也想知道天下人民是否真的爱戴自己及新法？于是便自己成立了工作组，派人去暗访真相。
但是，中央特派员无非是那些太监或把万岁喊的响亮的官员，这些人哪有不是观风高手的？当然知道皇帝内心赞成变法，当然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吾皇德被天地，功在千秋，是人民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也！
但文武大臣们还是前仆后继的上书反对新法，这里面就包括苏东坡弟兄，尤其是对“青苗法”，大家几乎怨声满朝堂，皇帝开始动摇了，有意中止青苗法。
王安石觉察到了皇帝欲敲退堂鼓，遂来了个以退为进，请病假休息――撂挑子了！这下不得了了！连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开始呼吁：“士夫沸腾，黎民骚动。”，怎么办？大臣们讨论此一情势，一致主张让宰相王安石销假再说。
宰相从劝回到了朝堂，看来动摇王安石的地位不那么容易。
宰相就那么牛？不然！有时一个意外的自然现象尤其是自然灾害就可能令宰相失势。（文*人－书－屋－Ｗ－Ｒ－Ｓ－Ｈ－Ｕ）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南岳华山山崩。皇帝大为惊恐，依照宫廷惯例习俗，迁到另一宫殿住宿，以示敬畏神灵。并且下令以粗粮三餐上进御膳――现在皇帝还处于把祸端归于自己的阶段。
说来也怪，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全国大部竟然一直干旱不雨，皇帝不知如何是好，甚为忧愁，无奈只好问计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回答极为爽快：
“旱涝乃是天灾，尧汤盛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应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终于把天灾联系到了人祸，忧心重重地说：“朕担心正是此事，现在所行之法是善政否？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内人人皆知，连皇后太后早听闻。”
另一大臣冯京在场，对皇帝见解表示附议：“臣也听说了。”
王安石冷笑：“为什么我没听人说过天下怨言？冯大人之所以能听到，大概是因为所有对朝廷不满的人都围在你身边了吧？”
这话太狠！冯大人恨不得割掉自己的舌头。
皇帝默然无语，像是同意了宰相的见解。
王安石根基就那么坚实？事情的发展令人恍然若梦：当朝宰相竟然栽到了一个宫廷门吏手里！一个小人物举手之间改变了一批大人物的命运。
这个小人物名叫郑侠，时任皇宫的门吏，郑侠不愧名字中一个侠字，为人确有侠胆，他亲眼看见大批百姓逃荒在京师，心中不忿，便画了几幅“流民图”辗转呈献给了皇上。
“流民图”上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在狂风暴雨中挣扎跋涉；还有半裸的男女正在吃着草根树皮；还有百姓项带铁链，扛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
皇帝竟然被感动的掉下泪来！恰又出了两个不解的天象：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皇帝追究源由，废止了多项新法。
导致王安石被罢相却是源自宫闱：皇太后发话了。
皇帝把郑侠的“流民图”带到了寝宫，被皇帝的祖母看到了，老太后开始干政：“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苦不堪言，看来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辩解：“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教导孙子：“我知道王安石确有大才，但是在朝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还是暂时中止他的职务为好。”
＇文＇皇帝还是难舍安石：“但是在满朝大臣之中，唯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啊。”
＇人＇皇帝的弟弟歧王此时正在一旁，顺口插言：“陛下应当听太后她老人家的话呀。”
＇书＇皇帝大怒：“好啊！朕不会治国！这皇位应该让给你坐？”
＇屋＇歧王惶恐伏地：“臣弟万死不敢有这个意思。”
皇太后脸色铁青：“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惹的，你看着办吧！”
第二天一早，圣旨颁下：王安石罢相出京，贬为江宁知府！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等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更出奇的事情出现了：天开始下雨了！
难道真是老天爷高兴了？
人怨是真，天怒未必！苍天从来无情，就像些地震、洪水、流星雨赶在一年之类，巧合罢了。
三十、起落更知世薄情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赖于他提拔的一些新人，但恰就是这些一步登天的新贵，使变法越来越像一场闹剧。
王安石执政期间，主持御史台的两个人是御史中丞李定及王安石的一个亲戚谢景温。李定为了能继续当官，隐瞒父丧不报，朝野皆鄙视其为人下流、无异禽兽；那谢景温则为求提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也是弄得舆论大哗。
但两人却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也得到了王安石的支持，而王安石却因此二人却不知失去了多少人支持。
王安石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曾布，在王安石在职时表现还是不错的，至少对王安石新政的支持从未动摇过，但从皇帝突然罢免王安石那天开始，两个人几乎同时变了嘴脸。
还有个重要人物叫邓绾，此公由于公开说过一句名言而名留青史：“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他这里的“好官”可不是通常意义的“优秀干部”，而是：只要能做上我想做的官就是“好官”，就算达到了目的，嗤笑算什么？谩骂算什么？都随你的便！
这么个要官不要脸的家伙也是新政的支持者，也得到了王安石的破格提拔，邓绾就是摸准了这样一点：只要对新法大唱颂歌，就绝对是正确的升官之道！
他上书神宗，夸赞皇帝有贤良辅佐，新法的颁行使“民莫不歌舞圣泽”；这种大好形势“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路：宋朝行政区划，相当于后来的省）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什么好听就说什么，哪怕信口胡诌。
邓绾通过对王安石 “贻以书颂，极其佞谀”，争取到了王安石的极力举荐，以至皇帝紧急“驿召对”，要他火速进京。这次召见原本只是准备给他官升一级，为宁州知州。
还要回地方去？邓绾特不高兴，干脆对宰相发牢骚：“急召我来，乃使还邪？”――原来他来的时候根本没打算再回去。
大家问他：“君今当作何官？”他厚脸回答：“不失为馆职。”――直接伸手要官了。
关键是第二天他居然真的升为“集贤院校理”了，邓绾的“乡人在都者”都替他难为情，骂他是无耻之徒，人家邓绾却毫不在乎，并说了这句“笑骂从汝”之千古名言来回敬同乡。
当官不要脸，神仙也难管！
吕惠卿和邓绾便都属此等神仙也难管之人。王安石去职后，俩人同去见皇帝，在皇帝面前哭的梨花带雨，悲从心出！两副极为动人的面孔终于感动了皇帝，吕惠卿得以官拜副相知政事。
吕惠卿与曾布一向相互不服，现在的宰相韩绛不过是个用于过渡的摆设，实际吕惠卿成了朝中第一人，二人的交恶顿时表面化，在一阵狗撕猫咬声中，曾布垮台下台。
邓绾何等人？当然主动投靠吕惠卿，两人结成了牢固的统一阵线，向王安石的残余势力开刀了：门吏郑侠扳倒了王安石，但郑侠献画的渠道却是非法滥用了国家驿站的邮差，郑侠因此要在御史台受审。
吕惠卿趁郑侠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与邓绾合谋，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一个亲王的谋反案件中，王安石被控与叛逆通谋，证据是他与其中一逆贼是朋友。
但王安石虽然下课，外任江宁，其实余威仍在，岂能是几名旧部新贵所能欺辱的？再加上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经过调查，王安石竟然又在神宗眼里重现光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被召回京，重任宰相。
邓绾这下后悔不迭了，忍住几分尴尬，连忙火线背弃吕惠卿，重投王安石麾下。为了再得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用吕惠卿做自己的垫脚石，便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王秀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
这下该吕惠卿倒霉了，朝廷降吕惠卿为陈州太守，邓绾已经得罪了吕惠卿，如何能让新仇人如此轻易逃过？乃联合朝臣吕嘉问请求重新审理，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吕惠卿不死，邓绾已经睡不安稳了。
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人品已经清楚，对变节背信的邓绾早已厌腻了，还是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的仕途努力终归虚无！
新政要人内斗不休，大员纷纷落马，一任副宰吕惠卿也被关在在御史台监狱候审，谁知狼在陷阱也伤人：监狱中的吕惠卿竟能对王安石狠狠反咬一口！
这一口非同小可，竟能将重新上台的宰相一口咬回平民，造成新法永久性流产，王安石对仕途意冷心灰，从此宰相回归文人。
原来，吕惠卿那些年作为王安石的亲信，他保存了老宰相的一些私人信件，原准备敲诈之用。现在到了鱼死网破的关头了，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了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这样的宰相批示：“无令上知此一帖”。
不要让皇帝知道这个帖子？皇帝对宰相曾有欺瞒自己的行为果然生气，愤怒的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但朝中无人，再次罢相皇帝还是舍不得。
王安石痛骂不肖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招惹吕惠卿，但儿子何曾知道吕惠卿手中握有父亲的把柄？受父亲斥责之后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
王安石虽是个狠人，却信佛祖，他请和尚诵经，请医生开药，但还是无法留得儿子一命，儿子王秀命归黄泉。
老相国经历了白发人痛送黑发人的打击，这位老相国对人生终于大彻大悟了，对政治也终于感觉厌倦了，呈请辞官归隐。
皇帝大概也厌倦了，颁旨允许他在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辞去职务，但还是旧情未了：仍给王安石保留了几个最高爵位，王安石此次下台，并非遭受罢黜，乃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主动的、被迫退休了。
王相国后来又被恩封为荆国公，从此成了王荆公，但从此不涉政务的王安石还是单人独驴走起了江湖，倒也逍遥，而与他政见素来持异的苏东坡却还在官场经历着波折与煎熬。
多年后两人终又重会金陵，双眸交汇时，心情当然复杂，不过环境不同了，一切都在变化，昔日的政敌也能成为朋友。
三十一、升官未必真升职
欢乐的日子日历翻的最快，苏东坡惬意杭州，不觉恍然三年将过，按大宋的干部任免制度，就要期满离任了。
对下任于何地，苏东坡早就有意北归，以便能与兄弟苏辙团聚，其时苏辙正在山东齐州（今济南）任书记――会议记录员，于是东坡便提前呈请朝廷能调自己于山东的州县任职，求朝廷把自己安排在东州。
这点要求，当时正值混乱的朝廷回复照准，但实际调令下来，苏东坡却被任命为山东东部的密州太守。
虽然都是山东，但密州与齐州东西相距近千里之遥，需要横跨整个山东半岛，朝廷在苏东坡工作再分配上并没有照顾什么。
宋代的官，不大好凭职称定高低，苏东坡由通判晋升太守，表面看是按惯例提升了一级，但是，就像东坡曾任职的凤翔通判与杭州通判，都是通判，却天差地别，有些类似今天的直辖市与县级市的区别吧。
这次虽名义升任密州太守，但即将到任的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靠近东海，在宋时应该算是僻壤之乡，主要只长麻、枣、桑树，此地百姓的生活贫困，和杭州的都市生活有天渊之别。
当时新法实施，地方官员的薪俸已经降低。苏东坡在他《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花菊食之，如腹而笑。”
这里能看出两点：一是苏东坡不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