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4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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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

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

诸如此类严重的指责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身上，又没有原始的材料可凭，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立即说了句：“难以置信。”

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已去世，是“死无对证”。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朱德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会议，当康克清怕他是不舒服问他时，他摇头不语。有时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于是，会议决定把罗瑞卿召到上海。而此时的罗瑞卿正在昆明考察地形。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回忆当时情形时写道：1965年12月9　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和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神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罗瑞卿夫妇到上海后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还是接着引述郝治平同志的回忆吧：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通知飞机定在十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订在十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十点钟飞就十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他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一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份内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有一次他甚互还跟我说过：“苏联人把斯大体称做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做父亲。”我就对他有点儿反感。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子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情况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们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路618　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牟，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

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当时因为工作关系，瑞卿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七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样也没有力气上楼了。我搀着他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向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

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病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的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

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辨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二十米的通道。

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说：“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的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有什么感觉。”

上海会议上，别的人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讲的，我就不清楚了。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先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薛明同志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看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我对她说我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那时我带着大本的毛主席语录，有一段关于要做老实人，陈独秀、张国焘等等不是老实人，不老实的人没有好下场。马克思、恩格斯是老实人。我把这一段翻给卓琳看，我说我这几天就靠这一段过日子，要是没有这句话，我这日子过不了。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后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

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1965年12月28日至春节。北京西郊新六所。

这年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流长时间地盘踞在北京的上空，天气干燥而寒冷。北京西郊新六所这个院落，更是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沉闷。在这个院落中，有五十年代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修的五栋小楼；加上工作人员一栋，共六栋，这就是新六所的由来。院子里，高大而粗壮的树枝虽然落光了叶子，但枝桠仍然密密匝匝地填满了天空，让人喘气都觉得不痛快。

罗瑞卿回北京后，携家人住在院中二号楼。他一反常规，经常闭门不出。

有时，偶然在十四岁的女儿点点的陪伴下，在院子里散散步。寂静、寒冷的空气中，父女俩走在坚硬的发白的水泥地上。懂事的女儿把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父亲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脚步声。女儿轻声地向父亲讲些学校里的事情，父亲有时“嗯哦”着答应一声，更多的时候保持着沉默。在清白苍凉的月光下，罗瑞卿偶然抬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望望高大挺拔的树梢。有时候，罗瑞卿也给女儿漫不经心他讲一些他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