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3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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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会从早晨开到中午，在讨论关于对肖劲光的处分问题上，久议难决。

“肖劲光有问题，要他检讨反省，这是讲了原则的。在下面适当地开展批判，肃清影响，我个人也不提出异议。但是，要杀他，我反对。临战不能杀大将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有军令状的，何况黎川，也不是街亭嘛！”

毛泽东对有人提处决肖劲光毫不客气。他很激动，手里拿着的香烟都快烧到指头了，他仍然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博古放下手中的钢笔，接过话茬，说：“肖劲光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是一种思想观点，一种路线的代表。宽容一个人，我们谁都可以做到的。但宽容了机会主义路线，谁负责任？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究竟如何处理才合适，大家要充分发表意见。”

“我认为处决肖劲光，不是仅仅从肖劲光个人问题考虑，它是我们现在深入反军队内的‘罗明路线’的需要。这一点，我们要看到。”一位戴着宽边眼镜的委员说得振振有词。王稼祥推开手中的茶杯，大声说道：“我们要慎重对待党的干部。杀人应该有依据。肖劲光不反党不反革命，这还是事实嘛。路线错了，批判他，纠正他，不要从肉体上消灭他。如果要杀肖劲光，我再说一遍：我拒绝签字。”

毛泽东扔掉烟屁股，接着王稼祥的话说：“从肉体上消灭，不能解决问题。思想还在，没有达到目的呀。还是要从思想上解决机会主义问题。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就要慢慢来。思想的转变是有过程的。有很多问题，是不能急的，不能超越时间嘛！”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看到会议再无法往下开了，便看了看博古，说：“会就暂时开到这儿吧，关于肖劲光的问题，以后再议。从容办好事嘛。倒是前面讨论形成的决定，要各位委员下去努力贯彻。”

会议结束得很突然。这也许是会议主持者的机智。

1934年元月2　日上午。

东北风铺天盖地，雨点夹杂雪片和小冰粒横过天空原野，重重扑打在大地上。这是南国少有的恶劣天气。

肖劲光躺在床上，呆滞地望着墙壁。早上，他第一次没有吃饭。他吃不下去啊。看守进来善意地劝他。他紧紧地盯着看，吓得看守直往后退。

突然，是博古在外面讲话的声音，他似乎在问肖劲光起床没有？吃饭没有？看守如实作了回答。

博古进来了。不声不响地走到肖劲光的床前。好一会没说话。他在想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知道。只听见他好一会之后说道：“肖劲光，要想开一些。”

肖劲光两眼死死盯着屋顶。

“哦，顺便通知你，党决定要公审你。”

“什么，公审？”肖劲光下意识地坐起身来。他几乎不能自制，他似乎感到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摇晃，在倾斜。一阵恍惚过后，他感到好冷，冷人骨髓。冷，是他现在唯一的感觉。

是呵，要经受这样一种特殊的考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啊！党的儿子是那样忠诚地对待他的母亲，然而，母亲呢，被迷雾蒙上了眼睛，竟这样无情地错怪他的儿子……

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因为“福建事变”而稍缓之后，于1934年1　月立即调遣主力疯狂扑来。

本来，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于11月20日在福建发动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宣布反蒋抗日，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并与中华苏维埃政府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如果红军能与之联合，是打破蒋介石对苏区第五次“围剿”的绝好机会，然而，博古一方面坚持利用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的空隙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一面又把红军西调攻打永丰，结果贻误战机。

当蒋介石镇压完福建人民政府，又回头向苏区进攻的时候，博古等人又急了。

1934年1　月6　日。瑞金叶坪广场。

用一张张方桌搭起的审判台，很宽敞。审判台四周和其它许多建筑物以及树上，贴满红绿纸写成的标语：“打倒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肖劲光！”

“打倒右倾逃跑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台上几张长桌，和几条长凳整齐地排列着，这是临时军事法庭的审判席。在一侧前边，有一套单独的桌凳。

显然，这是被告席。

肖劲光终于坐到了被告席上。

肖劲光面色苍白，形容枯槁，乱蓬蓬的胡子上，颧骨高高突出，眼窝深陷，头发也东倒西伏。站在那张孤零零小桌子前，他的脸都变形了。只是身材还是那样魁梧、高大，一身灰布军衣还是那样整洁，绑腿扎得还是那样结结实实。

面对着台上台下虎视眈眈看着他的昔日的战友们、同志们，他的心里是无愧的。

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主席宣布开庭。

书记宣读控告书。内容仍然以黎川失守和浒湾战斗为要。

肖劲光尽力作了辩解。他要把事实再一次向党讲清楚，向同志们说明白，他要和盘托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不放弃任何努力，这是他肖劲光的性格。

当然，辩解和说明是无效的。

最后，法庭宣判，开除肖劲光党籍、军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无上诉权。

公审结束了。肖劲光被送到了一座临时“监狱”里看押起来。

人们又把注意力投入了蒋介石步步逼进的第五次“围剿”。

清凄枯冷的监狱生活，反倒使肖劲光冷静下来。不管怎么说，事情总算有了一个结果。不就是五年吗！五年以后，我还照样能革命，能打仗。

肖劲光不愿再多想这令人肝肠崩裂的事情了。

晚上，躺在床上，他就想起妻子慕慈，想起远在苏联的女儿。他还想起湖南家乡的老母亲。他想和她们在一起的欢乐，想和她们分别的痛楚。他想得好人神、好解渴。真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间来想这些。那时候，要天天跋山涉水，和敌人斗力斗智。这下倒好，什么也不需要操心了。难怪中国人讲什么“有子半世福，无官一身轻”，还真有些道理。

突然，有一天，监狱管理人员通知肖劲光有人探监来了。

谁呢？肖劲光一边往会客室走，一边自己问自己，慕慈？不会是！弼时？

不，他很忙。

想着想着，肖劲光来到了会客室。

呵，子珍同志！

是的，毛泽东派贺子珍来探望肖劲光了。

贺子珍向肖劲光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你率部突围撤退没有错，你是对的。还说了浒湾战斗失利，有多种失败的原因，总结教训就够了。另外，叮嘱肖劲光，要保重，以后的路程还长。

肖劲光眼圈都红了。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什么呢？不就是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吗！

贺子珍走了。

肖劲光渐渐坚强和振作起来。

1934年1　月中旬。瑞金。

为了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

这次会议，把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博古报告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利的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称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新的尖锐的阶段，即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国民党统治正在急剧崩溃。从而断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估计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

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第三，主张集中大力反对中间派，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需要下层路线。

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强调党内斗争要无情打击。

“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的重新进攻，使红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1934年2　月，蒋部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逐步推进。同时，粤军在南面设堵。

红军则采取李德的堡垒对堡垒战术，短促突击战术，分兵把守，处处设防。结果处处防不胜防。

4　月中旬，国民党主力攻打广昌。李德、博古调红军主力保卫广昌，进行“决战”。仗打了十八天，红军惨遭损失。广昌失守。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报共产国际。

战略转移工作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

随后，中共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的“三人团”。

10月初，国民党军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出发，开始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共一万六千余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

中国革命又跌入了谷底。

1934年10月12日。

肖劲光接到上级通知，率上干队离开大树下，到九堡干部团向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报到。

这时候，肖劲光是上干队队长。

肖劲光是怎样以犯罪之身担任上干队队长的呢？

原来，在肖劲光年初被判刑之后，中央根据地形势急转直下。傅古等人忙于反“围剿”战事，反“罗明路线”只能不了了之。另外，战事一紧，人手就不够了，到3　月，红军大学的教员、干部好多都被抽调上了前线。这时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干预，肖劲光被安排在红大当教员，发挥他懂军事的一技之长。

红军大学设在离瑞金城十多里路的一个叫大树下的地方。这里依山傍水，山上有一片茂密的松林。一排排茅草房，虽然简陋，但自然朴实，与大自然栩栩相容，自成一片独特的小大地。

军校生活对肖劲光并不陌生。红大分四科：高级指挥科，主要培训师以上干部；上级政治科，上级指挥科、上级参谋科，主要培训中下层政治委员、军事指挥和参谋干部。学员大多学习三四个月，然后分配到各部队任职。

肖劲光由于自己身处逆境，能够为培养红军军政干部尽一点力量，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红大又任命肖劲光为政治科长。

紧接着，学校接到准备转移的通知。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哪里去？谁都不知道。

9　月，红军大学按上级指示将高级指挥科学员提前毕业，并把大学本身改编成上干队（即上级干部队），隶属军委干部团陈赓领导。肖劲光被任命为上干队队长。

这一任命，出乎肖劲光的意料之外。因肖劲光自知自己刑期末满呢。

战争时期，命令就是命令。

肖劲光立即着手这支一百余人的上于队工作，并按上级指示，随时作好出发准备。这才有了肖劲光向陈赓、宋任穷报到的一幕。

从这里，肖劲光开始了漫漫长征路。他的命运与党和红军的命运一样，前途未卜。

第七章山重重水重重关山远征难干部团直属中央军委纵队。它是军委纵队中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担负着直接保卫军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光荣任务。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都是红军中出类拔萃的指挥员。

上干队当时有指挥科和政治科以及地方工作科等三科学员一百五十余人。上路后，中央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知名人士分散到各单位，便于在行军中进行照应。这样，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一氓、成仿吾、冯雪峰等六人被分配到了上干队。

上干队除队长肖劲光外，还配有一个卫生员，负责给大家治疗小伤痛。

一个挑夫，是个哑巴，瑞金附近人，原先是红大的伙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随部队行军。另外调配一匹马，主要用于为伤员病号和一些年纪较大的教员驮运行李。

就这样，肖劲光走上了漫漫长征路。他左肩斜背灰色包袱，里面有一床夹被、一张油布、几件换洗衣物、几本舍不得扔的书。右肩斜背干粮袋，腰间一支手枪，手里提着两个饭盒。

广西边境。一个夹河而建的小镇。一座小木桥把这个小镇连成一体。

远山近水已经在夜影中模糊。干部团悄悄来到镇上。

肖劲光亲自安排好住宿、晚饭、岗哨、警戒诸事之后，又逐班逐班地检查。另外，他又叫来政治科科长余泽鸿。

“余科长，侦察任务布置得怎么样了？”肖劲光问道。

“已经安排好了！”余泽鸿一边坐下一边问答。

“多少人，分多少组？”肖劲光问。

“二十四人，十二个小组，分上半夜和下半夜两班！”余泽鸿再答。

肖劲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