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3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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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宣传、学习英雄人物，使广大指战员自觉地克服个人主义打算，服从人民与党的最大利益。第四十三军指战员，还专门进行了“评生死”活动，说明有几种生，几种死。经过这一教育，广大指战员更加坚定了执行渡海作战任务的决心。第二把钥匙，是诉苦教育。广大参战部队，发扬谭政以前在四野倡导的诉苦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法，结合新的任务，运用不同形式对部队进行诉苦的阶级教育，启发广大指战员忆苦，比苦，加深部队指战员对解放海南岛人民的阶级感情。各部队还组织指战员访贫问苦，开展了军民同诉苦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诉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义愤，纷纷表示：“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誓死飞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解放全中国！”第三把钥匙，是立功运动。在阶级教育的基础上，部队各级领导和政工人员，反复把阶级义愤引导到对渡海作战的荣誉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光荣，回忆光荣，保持光荣，创造光荣，并把渡海作战，作为创造光荣、再造辉煌的契机。与此同时，广大参战部队还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三个纪念章教育，号召他们保持“东北解放纪念章”、“中南解放纪念章”的荣誉，争取“海南岛解放纪念章”，争创渡海英雄、英雄船、英雄连队。广大参战部队，按着谭政等指示精神，运用谭政倡导的政治工作的经验、方法，结合部队的任务与思想实际，有的放矢的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情况下，极大地改观了参战部队的士气和精神面貌，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海南岛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专门政治教育与政治动员和两个多月的海上大练兵，所有参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渡海作战的时机成熟了。
1950年3 月5 日下午7 时，夕阳的彩霞，伴着穿飞的海鸥，慢慢飘向天际。四十军某师渡海先锋营，在起航地点——雷州半岛西南灯楼角的一块空地上召开的海南战役誓师大会，正在庄严而热烈地进行着。落日的余辉，映红了墨绿的大海，映红了飞舞的战旗，映红了八百名出征勇士们张张坚毅、果敢的充满必胜信念的脸。前进的号音刚从指挥所里发出，乘坐八百名勇士的十三只船，便徐徐开动了，伟大的、惊心动魄的海南岛战役，揭开了序幕。此次战役，共准备船只二千一百余条。自3 月5 日至4 月1 日，第十五兵团以八千四百余人乘船二百余只，利用夜暗和顺风，分两批（四次）实施偷渡，在长期坚持海南岛武装斗争的琼崖纵队有力配合下，登岛成功。4 月16日晚，四十军、四十三军两军主力近十万人强渡琼州海峡，于17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海岸胜利登陆。经十余日激战，至5 月1 日解放全岛，歼敌三万三千余人，其余七万余敌逃往台湾或溃散。
谭政的政治工作，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其特有的巨大的作用。
第十三章受重任入北京政工再建勋1953年6 月1 日。广州军区司令部会议室。一个四十岁开外、沉稳、老练的英武滞洒的年轻将军，正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作总结报告，会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此人正是谭政。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原来，自全国解放后，部队大规模频繁作战的情况已经改变，在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环境中，部队的斗志已有些涣散。特别是1950年3 月，四野第十五兵团在准备海南岛战役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使谭政十分震惊。为此，谭政（当时在武汉）除通过各种方式催促渡海部队抓紧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外，自迁到广州后，特别着重抓紧对所辖部队思想教育。谭政对新形势下部队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问题的出现，不仅战士中有，干部队伍里面也有，而且主要在于部中；不但非党群众中有，党员中也有，而且主要在党员中。因此，他针对上述问题，决定先抓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理。谭政用眼睛扫了一下与会者，用宏亮的湖南话说道：“鉴于目前部队的思想状况，党的支部急需整理，不整理就不能增强其基层堡垒作用。而加强支部工作，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当前干部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为部队正规划建设所需要的。办法是：在上级机关派人帮助和指导下，实行逐个的、分期的和实现一定要求的整理。”谭政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接着提出了整理支部工作的四项要求。他高声地、格外引起大家注意、重视地强调说：“为整理好党的支部，必须明确四项要求：第一，明确支部工作的范围和职责，改善党内关系，加强集体领导；第二，健全组织与民主生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和活动能力，改善党群关系，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弟四，加强对青年团、俱乐部的领导。”在报告的最后，谭政又画龙点睛式地强调：“我们整理党的支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群的团结。因为这是支部工作中的两个重要环子，抓住了这两个环子，解决了问题，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就能成为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在执行任务中的保证者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谭政报告的新思路、新举措，在会议上引起了轰动与强烈的反响。与会者一致认为，谭政政委所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是目前部队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完全必要的，及时的。这样，在谭政直接领导、亲自上马，通过各种形式大力抓紧基层支部整理、建设的基础上，部队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各方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富有生气的景象。1954年8 月下旬。广州东山留园。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
红日高照，金秋送爽，在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电话铃声急促响起。谭政接过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原来，电话是北京彭老总打来，他要谭政速来京开会，作为六十名军队代表之一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人大召开时间是9 月15日，并做好调京准备。
谭政放下电话，凝视窗外蔚蓝的天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遐思。此次电话是彭老总第二次打来。此前不久，彭老总的第一次电话，已与谭政打过调其进京的招呼。至今，成行已在眉睫。
自1951年初谭政随中南军区司令部由武汉迁入广州并更名为广州军区以来，至今三年过去了。三年里，谭政在广州经常深入部队和基层百姓之中，他与中南地区的军民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今天，中央催他进京，即将告别朝夕相处的地方，谭政心潮起伏，犹如珠江滚滚的浪花，澎湃不已……
9 月初，汽笛一声长鸣，一列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起动了。谭政在他的机要秘书秦兴汉的陪同下（暂未带家属），匆匆离开庶田、椰林的南国之乡，驰往四季分明、六代古都的北京。
谭政到京后，经组织分配，立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主持总政治部的常务工作。同时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实，早在谭政调京前，他就已参与了总政治部的工作，参与了修改、审定和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工作。
1952年12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秘书长、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的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联席会议上，就提出了从1953年6 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苏联，实行正规化、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简称“三大制度”）。在准备实行“三大制度”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我们照搬过来，一切按条令、规章办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们主张，可以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制，实行单一首长制。例如，在1953年5 月颁布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就只规定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而忽略了教导员、指导员在营、连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
在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积极建议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1952年7 月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等，一致否认了上述右的倾向，并于1953年12月7 日至1954年1 月26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会议基本否定了上述右的倾向。会后，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副主席陈毅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在此期间，恰值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 月6 日至10日在京召开。作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谭政，赴京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参加了反对高岗的斗争。会后，经陈毅、罗荣桓的建议与请求，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审定和印发。谭政根据自己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强调了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部队各级政工人员的地位、职责与作用。在谭政的积极参加、参与下，修改后的《条例》总结了我军所特有的丰富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条例》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在《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原先草案中有，因干部认识不统一而被删去。经谭政的坚持与建议，毛泽东在审阅《条例》时，又亲笔将其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修改与制定，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将毛泽东提出和总结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经验，制定为我军的重要法规。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学习外来经验与我军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一步。它不仅保证了我们“三大制度”的顺利贯彻，而且还保证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主持起草和修改《条例》的陈毅、罗荣桓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参与、参加修改、审定、印发的谭政，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4 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在全军颁布实行。
1956年3 月中旬。北京某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春节刚过，积雪己逝，古城北京的街头巷尾、城郊山湖，便已显现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观。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会议室里，继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报告之后，谭政以《关于军队肃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为题，作了生动的报告。他在对军队内的肃反工作，做深入、系统的经验总结。
自谭政来京， 1954 年9 月5 日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9 月27日一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一届人大委员）。 1955 年3 月21日至31日参加了于北京召开的以清除“高饶集团”为中心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董必武，另一副书记刘澜涛，委员、候补委员共二十一人）。在军队开展的这些政治运动中，谭政始终掌握“批判错误从严，定案、处理时从宽”的原则，尽量做到少出偏差和不出偏差。
当时，也有人反映说他思想右倾，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一贯主张：“给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定性做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