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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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当即立断，未跟牛大夫打一声招呼，就请一位也住在这家医院的自己的同志背着他迅速逃出医院。
等那位团长再来，陈赓已不见人影。
几天后，陈赓在街上碰到牛大夫。牛大夫立即握住陈赓的手，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辞而别？”
陈赓小声地把那天的情形告诉牛大夫。牛大夫听后，连连跺脚：“唉，都怪我，早该给你找间好一点的房间！”
告别牛大夫，陈赓又一拐一拐地走了。
上海。
周恩来的秘密住所。
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在床上翻来复去仍无睡意，他在记忆的脑海里，搜索着特科负责人的合适人选。
中共待科组织成立于1928年5 月。本来顾顺章是特科负责人。但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周恩来发现此人身上毛病不少，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又太热衷于恐怖、绑架、暗杀活动，长此以往，必酿大错，必须找一个信得过的助手。
周恩来又习惯性地拿出放在枕边的爱妻的照片，邓颖超正微笑地看着他呢。
突然，周恩来好像想起了什么，眼睛一亮，翻身起来：对了，就是他！
陈赓，不是很合适的人选么？怎么就把他给忘记了呢？周恩来拍拍自己的脑袋。
说起陈赓，周恩来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在他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一次，突然接到未婚妻邓颖超的电报，说她要来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当时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便托陈赓替他去码头迎接未婚妻。陈赓手拿邓颖超的照片，跑到码头，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着邓颖超，可他怎么也没对上号。原来邓颖超下船后，不见周恩来的人影，自己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一见邓颖超，又惊又喜，连忙问：“你是怎么摸来的？我不是派人去接你去了吗？”
邓颖超正疑惑间，只见陈赓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周恩来忙介绍，“这是小超，这位就是前去接你的陈赓。”
陈赓见状，说：“怎么，尊夫人自己找来了？”说完，三人哈哈大笑。
周恩来抚摸着照片上的邓颖超，想起这些甜密的往事，会心地笑了。
对！陈赓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在黄埔军校时就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南昌起义中又在政治保卫处工作，他有地下斗争经验，还专门赴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工作。
想到这些，周恩来再也无法入睡，立即下床，叫来军委秘书白鑫，两人驱车前往上海牛惠霖骨科医院。
可陈赓早已出院。周恩来和白鑫只得返回。一路上，白鑫还在念叨：完了，这到哪去找他呢？
两人刚一进办公室，就有人说道：“伍豪，刚才宋庆龄先生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姓王的先生要与你见面！”
原来，这王先生就是陈赓。他离开医院后，即通过来庆龄打听到了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周恩来正纳闷：“哪位王先生？”不一会，陈赓推门而进。周恩来又惊又喜：“是你，陈赓！”师生久别重逢，格外兴奋。
黄埔江畔。
轻风拂面。
周恩来和陈赓并肩走着，两人谁也没说话。还是陈赓先开口打破了沉默，开门见山地问：“伍豪，这次准备给我安排什么工作？”
看到陈赓那副急切的表情，周恩来说：“我想让你做老顾的副手，参加中央特科的保卫工作？你看怎样？”
陈赓抬头看了一眼周恩来，说道：“这两天我看了特科的一些材料，也和几个同志聊了一下，发现老顾那套工作方法有些片面，他太热衷于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了，而忽视了情报工作！”
周恩来不停地点头。又问：“你有什么好办法呢？”
陈赓满怀信心地回答：“有，我准备组建情报科，我就来当这个科的科长，日后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周恩来高兴地说：“好！这可是你毛遂自荐，自己要干的，干不好，我拿你问罪！”
只见陈赓一个立正，举起手来，作了一个标准的敬礼姿式：“报告首长，我愿立军令状！”
周恩来看了不禁笑了起来。
从此，陈赓化名为王庸，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同时担任顾顺章的副手。每当顾顺章因事外出时，就由他代理顾顺章的职务。
在陈赓领导下、情报科迅速发展壮大，一大批优秀的同志加入了情报科。
李克农、潘汉年等后来都成为杰出的情报工作人员。
陈赓还编写了一部很详细的特工知识教材。他经常带领手下的人到上海西郊的一处密林中，进行实弹演习，给同志们讲授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跟踪、脱险以及情报网的分布、传递情报的方法等一系列有关课程。
一天，陈赓带领学员来到郊外树林，给学员讲如何快速准确而又先发制人地使用手枪。
这时，一个队员问：“王科长，你能否给我们表演表演？”
“是啊，给我们露一手吧！”队员们纷纷要求。
“好！你们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陈赓把三支手枪分别插在腰间、裤兜、腋下，然后，突然以极快的速度，抽出手枪，只听叭！叭！叭！三声枪响，树上的枪靶应声落地。队员们眼都看直了，佩服地说：“真不愧为神枪手啊！”
陈赓还为红队举办短期训练班，训练队员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的具体情况，熟悉敌人警宪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等情况；学习化妆术，以便能够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进行侦察、监视；学习猜译密码等等。
红队队员很快熟悉了业务，红队又称打狗队。红队队员中既有生龙活虎的小子，又有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个个体格健壮，反应机敏。他们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为处置叛徒和营救同志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8年秋。
上海。
丽都剧院门前，人头攒动，这里即将上演一部美国新片。离开演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人们就陆陆续续来到剧场门外等候。只见一位算命先生正在给一些人算命。他一边嘴里说着，一边观察着四周的动静。剧场铃声一响，他立即撤掉摊子，换上衣服走入剧场。这位算命先生就是王庸。原来，今天恽代英、彭湃、杨殷等几位同志假借看电影之名准备秘密集会。王庸亲自担任这次集会的保卫工作。刚才他假装算命，就是为了观察，看同志们是否已到。
看到同志们陆续进入剧场，王庸便在最后一排离出口处不远的地方找了个位置坐下。
一会儿，电影开始了，场内灯光媳灭。今天上演的是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卓别林的片于。卓别林的表演滑稽幽默、维妙维肖，观众被深深吸引住。观众席上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声笑语。
此刻，恽代英、彭湃等却无暇顾及银幕情景，正坐在后边靠墙角的一排座位上悄声议论着，交流着。
突然，灯光四起，电影中断，从门外涌进一群英国巡捕和几个便衣特务。
只听他们高声叫道：“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是来搜查一批非法集会的共党分子，请大家协助！”
观众惊恐万分，场内一片混乱。
这时，王庸走到一位巡捕探员面前：“老张，又有公干了，来，我替你把守一个出口，咱们一起清查共党！”
这位探员正忙得不可开交，不知如何应付局面，听王庸这么一说，满心欢喜：“啊！是王先生，好，有劳你了！”
只见王庸搬来一把椅子，迅速把住出口处，大声叫道：“诸位，请准备好证件，请接受检查，别让共党溜掉！”恽代英等早已明白王庸的意图，立刻纷纷向王庸这边涌来。
待同志们已涌到他跟前，王庸又故意将身子一歪，人群一下都涌出剧院门外，王庸也趁机溜掉了。
王庸跑到街上，跳上一辆电车，又换了几次车，到傍晚才辗转回到中央特科机关办公室。得悉同志们都安然无恙，他才松了一口气。好险哪！
回到家，妻子王根英早已准备好饭菜，正焦急地等着他。看到桌上摆着他喜欢吃的湖南菜，他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肚子早咕噜咕噜地叫起来。于是抓起筷子就香喷喷地吃起来。
王根英在一旁看着他那副吃相，不禁笑出声来。
“看你，慢慢吃，小心噎着！”
“我就喜欢吃你做的菜，一辈子都吃不厌！”
夫妻俩正说话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陈赓忙说：“是自己人，快开门！”
王根英连忙起来开门，特科“红队”队员小刘气喘吁吁地走进来。
“老王，你们快走。一会儿巡捕房要来抓你们来了！”
王根英听罢，立即进里屋拎出一只大皮箱，对陈赓说：“老王，你收拾一下快走吧！”
陈赓无限感激地看了妻子一眼。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搬家了，妻子跟着自己受了太多的惊吓，早已习惯了这一切。
陈赓迅速地把所有文件都收拾起来，三人迅速离开房间，钻进早已等候在门外的一辆黄包车。
等巡捕们赶到这里，已是人去楼空。
第二天，王庸照样出没于国民党军、警、宪特之间，听他们谈论着：“你说玄不玄，明明见他进去了，你堵门一抓，没了。”
“听说他会飞檐走壁，你上哪去抓？”
“抓什么？真正的共产党员你抓着几个？也就是随便抓几个老百姓交差了事。”
王庸听到这些传奇的议论，或点头，或微笑，或跟着掺和几句，借机打听点消息。
就这样，王庸凭着机智和勇敢，时而以国民党要员的名义，时而以富商阔老板的派头，时而以外国巡捕探员的身份，置身龙潭虎穴，出入各种公开场所，与敌周旋，秘密地掩护着党中央和同志们的安全。敌人见面时都亲热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认定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陈赓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在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过程中，陈赓又把注意力放在打入敌特内部、建立反间谍关系上。
一天，特科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养山对他说起这样一件事：“我有一位好友名鲍君甫，与我同乡，自幼留学日本，交际很广，与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关系密切，杨剑虹投靠陈立夫的特务机关后，便要鲍君甫也来当国民党的侦探。鲍君甫不想投靠国民党右派，但又碍于好友的面子，不便一口回绝。那段时间，我正好住在他家，他便常与我谈心，谈及此，他很苦恼。”
陈赓听到这里，立即站起身来，对陈养山说道：“太好了，你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
第二天，陈赓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信息，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上级的批准。
在陈养山的引荐下，陈赓与鲍君甫作了两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鲍君甫一开始还犹豫不决，听了陈赓的开导，激动地表示：愿意接受杨剑虹委派的差事，只要对人民有益，我鲍君甫都愿意干！
鲍君甫成为我党建立后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化名杨登瀛，与陈赓保持革线联系。
杨登瀛进入调查科以后，立即与国民党要员进行接触。在交际活动中，他时常捉襟见时，但又不好意思向陈赓说明。这情况很快被陈赓知道了，陈赓立即设法等到一笔巨款交给杨登瀛，随后又专门为他配备了一辆福特小轿车，并派在苏联受过训练的连德生给他当保镖，专门负责他与陈赓间的联络。
从此，杨登瀛俨然一幅阔老板的派头，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他谈吐高雅，学识渊博，立即获得众人的好感，掌握了国民党大量机密，为我党提供了大批有价值的情报，成为上海地下党的得力助手。
这天，杨登瀛路过英国租界，一英国巡捕迎了上来：“杨先生，我们探长要见你！”
这探长便是兰普逊。陈赓曾让杨登瀛送以重礼，因此兰普逊与杨登瀛关系非同异常。
未等杨登瀛进屋，兰普逊便迎了出来。两人一阵寒暄之后，兰普逊突然神秘地凑到杨跟前，悄声说道：“昨天有一对中国夫妇来到新闸捕房，向法国巡捕房古邦探长自首，供出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共浙江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罗亦农，他们还答应提供一份有三百多名中共在上海的地下人员名单，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三个条件。”
兰普逊又接着说：“我想我们既然是好朋友，我把这一消息先告诉你。
等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以后，还请杨先生在上海当局面前多美言几句，多付些酬劳给我们的探员，你看怎样？“
兰普逊说得轻松得意，杨登瀛听了却心惊肉跳。不过他很快便镇静下来，问道：“能提供这样有价值的情报，这两个人一定来头不小，不知姓啥名谁？”
“我也不清楚，只听说他们都姓何，都在中央内部工作。”
两人又拉扯了一会。
从英国巡捕房出来后，杨登瀛即令连德生火速驱车赶去军委办事处。他一步跨进屋里，只见彭湃、陈赓等人都在座。
“君甫，发生了什么事情？看把你给急的！”彭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