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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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新集、宣化店”,“恢复整个苏区”。徐海东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脱离鄂豫皖苏区实际的决定,坚决反对冒险进攻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他指出:“围剿”鄂豫皖苏区之敌总兵力这时仍有15个师零4 个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超过红25军近20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无改变;苏区的全部城镇和交通要道及广大农村仍被敌军控制着,敌军仍在加紧构筑堡垒,不断进行“追剿”、“进剿”、“清剿”,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七里坪是鄂东北地区的重要集镇,南有大小悟仙山(亦称大小雾咀山),西、北有倒水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特别是敌军于1932年12月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加紧构筑碉堡、围墙、壕沟,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对红军的进攻造成很大威胁,尤其是红军没有重武器,难以攻克。他坚决主张实行运动战,在运动中不断调动敌军,并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趋利避害,创造战机,打击敌人,削弱其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然而,省委拒绝采纳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贸然命令红25军于1933年5 月2 日向七里坪发起围攻,至6 月13日,历时43天的七里坪战役宣告失败,红25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部队却折损过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随后,又在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形势更加严峻。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使其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些严重错误,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确实是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倾错误所形成的”。10月16日,省委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全面检讨了省委的工作,作出了关于党、政权、红军、群众丁作等方面的决议,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并坚决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徐海东按照省委确定的新的斗争方针,会同吴焕先等率领红25军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实行运动战,纵横驰骋于鄂豫皖3 省广大地区,先后胜利地进行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打破了敌军3 个月“围剿”汁划,恢复和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根据地,显示了运动战的强大威力和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中,打击的目标主要是运动之敌或立足未稳之敌。在七里坪战役之前,他在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土平章的领导下,乘敌第35师孤军冒进、装备较差、情况不熟、立足未稳之机,指挥所部会同友邻部队在河南光山西南的郭家河(今属新县),全歼其第103 旅第205 团及其第104 旅第207 团2 个团,取得红25车重建以来的首次大捷,给大规模划区“清剿”之敌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苏区军民的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
另外,当着敌人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时,徐海东即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调动敌于运动之中予以歼灭。劳山战斗的胜利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9 月15日,他同程子华率领红25军长征到达陕比苏区后,于18口同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他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9 月26日,蒋介石发现红25军到达陕甘苏区,并获悉中共中央正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兼程北上,惊恐万状。为了阻止红一方面军同红15军团会师,并消灭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刊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与此同时,他先后调集13个帅零5 个旅的兵力,对陕甘苏区加紧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苏区。据此,敌东北军第67军由中部(今黄陵)向北进犯,军部率第107 师、117 师进驻富县、洛川等地,第129 师一部进驻甘泉,第129 师主力和第110 师进至延安。为了打退东北军第67车的进攻,徐海东等鉴于其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围城扪。援的战法,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主力利用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形隐蔽集结,伺机歼灭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10月1 日,敌东北军第110 师师长何立中率2 个团从延安沿公路南下,回援甘泉,途中留1 个团以便策应。是日14时,其先头部队进至红军设伏地域,徐海东当即命令第81师1 个团向该敌发起突然攻击,并切断其前进道路;红78师骑兵团适时出击,又切断其退路;红75师和红78师主力从公路两侧向敌发起进攻,经5 个小时激战,将敌今歼。是役,红军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3700余人,缴长短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180 余挺,炮12门,战马300 余匹,电台1 部。接着,红15军团主力南下,于10月25日,再歼榆林桥守敌第107 师第619 团和第620 团4 个营,俘敌团长高福元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为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运动战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因此,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时,首先妥善地处理了“打”与“止”的关系。特别是在红军实行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时;当面之敌的兵力过大,或占领巩固的阵地,或各路敌军靠得很紧,刁;好打时:有时战斗打成僵持局面,为避免陷入被动,他都主动地率领部队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消灭敌人创造战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点上。”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进行运动战,必须忍耐待机。徐海东指出: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必须善于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忍耐待机。并加强侦察,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适时发起攻击。在袁家沟口战斗中,为了分散敌军,徐海东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毅然率领红25军西进至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终于达成了战斗的目的,全歼警备第2 旅,彻底粉碎了敌军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再次,徐海东在进行运动战中,坚持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运用广泛的游击战,也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等多种作战形式,从而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显示出他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
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是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以弱胜强、屡挫强敌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尘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只有给敌以歼灭性的扪‘击,才能有效地减杀敌人的锐气,才能获得较大的缴获补充自己,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的胜利。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始终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根本原则。他认为战争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具有很大的盖然性。无论是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下,他都始终保持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兵力,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主力使用于一个方面,在战役战斗中形成兵力的相对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和保持战场的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诸如在榆林桥战斗中,他鉴于敌东北车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包围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集中主力隐蔽集结于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带,伺机歼灭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结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另外,红25车和红28军的郭家河、潘家河、葛藤山、长岭岗、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和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也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所指出的:“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避强击弱,出敌不意,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紧紧把握的重要关键。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他认为弱小的红军对于强大的敌军作战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拣弱的打。如在郭家河战斗中,徐海东会同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认真地考察了敌第35师刚到郭家河地区接防,它对情况不明,且立足未稳,孤立、突出,装备比较落后,战斗力比较弱,周围敌军又不易迅速增援,等等,即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一举歼其2 个团,取得了红25军重建以来首战的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为尔后的反“围剿”胜利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采取迂回包围,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主要战法。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总是采取四面、三面,至少两面包围的部署。即以一部兵力置于正面,主力从敌人翼侧迂回,断其退路,从敌人侧后发起攻击。与此同时,还控制了强有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从而取得了反“清剿”、反“围剿”作战的接连胜利。
速战速决,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兵力弱小,而且武器装备没有来源,打破敌人一次“围剿”之后,又必须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敌人每次“围剿”,不仅兵力多,而且队势又较密集,红军打其一路或一部如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则将迅速靠拢,不但难以解决战斗,反而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因此,他在指挥红军作战的战役战斗上始终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实行速战速决。如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他在石塔寺战斗中集中了红25军的主要兵力,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击溃敌警备第2 旅5 个营,毙伤其200 余人,伤其旅长张飞生,俘团长以下官兵400 余人,缴获长短枪500 余支,胜利地打退了敌军的追击,并创建了华阳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时,他在袁家沟口战斗中集中了红25军的主要兵力,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全歼敌警备第1 旅,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围剿”。这种战役战斗上的速战速决,不仅支持了红军战略上的持久战,而且也显示出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实质,充分体现了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进行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这也是他指挥弱小的红军屡挫强敌的力量源泉。他认为:红军的作战,是群众性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只有密切依靠人民群众,广泛进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因此,他在指挥红军作战时,特别重视争取人民群众的积极赞助,一分善于选择良好的阵地、进行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并采取出敌不意、打敌不备、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和广泛运用袭击,伏击和远距离奔袭等战术手段,充分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不怕牺牲涟续作战,等等。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红15军团的劳山战斗、榆林桥战斗的胜利,等等,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所取得的,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总之,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所表现出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和他所创立的、并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他诞辰100 周年,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的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永远保证“打的赢”和“不变质”,更好地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徐海东的“三问” 姜少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徐海东大将,为革命事业累垮了身子,长期住院疗养。每逢有同志前去看望,他总是念念不忘地要询问人家三个问题:一是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二是经济上贪污了没有?三是同老婆离婚了没有?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超乎常情,不尽人情,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相见,怎么也要留点面子,讲点客套,板着面孔提“三问”,是不是太有点不近人情了?但是通过这开门见山,同时也是切中要害的“三问”,我们分明看到了这位老将军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的拳拳心、浓浓情、深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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