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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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剩下不几个了,你自己……”
“叫你给,你就给嘛!”
两个战士接过徐海东同志送给自己的饼子,捧在手里,捧了好久好久。他俩望着军首长消瘦的面孔,眼睛里涌出了泪花。
红二十五军长期在深山荒野露宿,有时搭些草棚住;有时只能在寒风冷雨中就地休息一阵,又继续行军作战;有时连野菜、树叶都找不到,只得剥树皮、挖葛藤吃,忍饥作战,赤脚行军。安置在深山密林中的伤病员,处境更为艰难。没有药品治疗,用野草、树皮和南瓜瓤子敷伤口。斗争生活虽然如此艰辛,但是,由于徐海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干部关心爱护下级,与群众同甘共苦,加上生动有力的政治工作,全军上下,亲密无间,团结一致,斗志高昂。当时,部队中广泛流传着一首歌谣: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
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
正是因为徐海东等领导同志对待自己的部下亲如手足,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关键时刻,同志们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英勇杀敌,保护首长的安全。
行军路上,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常来轰炸、扫射,飞的很低。马伕张金山每当听见飞机的声音,就赶紧招呼:“首长,快下马,敌机来了!”等徐海东同志跳下马,张金山纵身上马,朝马屁股打一鞭子,飞一样跑出去一、二百米。等敌机走了,马(亻夫)骑马回来,徐海东同志再上马继续行军。
在一次遭遇战中,红二十五军军部被敌人包围了。眼看,敌人骑兵追上来就要抓住徐海东同志。他的马(亻夫),飞快地把马牵到他跟前,让他上了马,用马鞭子朝马屁股狠狠地抽了一下,那匹高大的枣红马,象箭似的飞了出去。徐海东同志伏在马背上,手握双枪,朝追上来的敌人骑兵左右开弓,一眨眼功夫,便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那个机智勇敢的马快再也看不见了。从战争年代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徐海东同志深深地怀念着这个可敬可爱的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他和他爱人周东屏同志,到处托人打听那个马快的下落,但始终没有找到他。
老军长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在红军的历史上,红二十五军不仅英勇善战出了名,而已秋毫无犯也出了名。这是与徐海东同志对部队的长期教育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相传很早以前,红二十五军进入新区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山寨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不晓得红军究竟如何?红二十五军每走进一个山寨,人都躲了起来。有的人家为了试试红军拿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在屋子的四个墙角里放上明晃晃的银洋。部队住进了这样的人家,马上报告了徐海东同志。他亲自跑去看了看说道:“只要是红二十五军的人,谁也不许动一动!”停了一会,他又说:“这不仅是纪律,而且是一次教育。”这句话象一道命令,传遍了全军。结果,不管是机关还是连队住在这样的人家,也无论住了好久,屋子里四个墙角放的钱,没有人移动一下。部队撤离山寨后,房子的主人回来了,看到钱还是原样放着;再一看,屋子里铺过的稻草打扫得干干净净,缸里挑满了水,院子里收拾得利利索索,于是,一家人从老到小都发出了惊喜的感叹声:“红军!真正的红军!”
有一次,徐海东同志的马(亻夫)张金山借了老乡的一个旧瓦盆喂马。不留心,让马把瓦盆碰碎了,张金山心想:反正是个破旧的东西,碰碎了就算了。哪知道,徐海东同志却说:“张金山,你去找事务长要钱赠老乡。”
“军长,我不知道多少钱?”
“叫事务长带你一道去赔。”
张金山和事务长一起去找到旧瓦盆的主人。老大爷不让赔,“莫说是个旧瓦盆,就是新的也用不着赔。”张金山和事务长解释说:“我们军长徐海东叫赔的。红军损坏了群众的东西一定要赔。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就要出发了,张金山正在备马鞍子,徐海东同志走过来问:“张金山,赔了没有?”
“赔了钱,完事了!”
“我问的不光是赔钱,还要向老乡赔不是才对哩!”
部队行军路过湖北省枣阳县一带,正是枣子、柿子成熟的季节。队伍经过枣树林和柿树林的时候,徐海东同志组织部队一边行军一边轮流在树林里站岗放哨。树林里,熟透了的枣子、柿子落在地上,干部战士没有捡的。为了不踩坏这些落地的枣子、柿子,队伍绕道而行。听说红军路过此地,群众跑出来看热闹。人们望着这情景,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乎都出来了。人们心里不好受,鼻子酸溜溜的,赞叹着红军的纪律严、作风好。队伍走出很远了,人们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目送着,直到看不见了,才默默地走回村子里去。
红二十五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此,军民关系一直很好,人民群众虽然在生活极其困难又处在白色恐怖下,仍然拿出仅有的粮食、军鞋、袜底慰劳红军,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送情报、当响导,照料和掩护红军伤病员。红军一到,群众纷纷送茶送水,要求部队住下。部队一住下,老人就来问打仗的情况,妇女们自动帮助战士洗缝衣被。许多群众把伤病员安置在自己家里,自己唱稀粥,给伤病员吃干饭。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敌人一到,群众坚壁清野。上山入林,与敌周旋。敌人烧山毁林,群众坚持同敌人斗争。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标语口号: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至甘肃省静宁县的兴隆镇——这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徐海东同志十分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到达兴隆镇之前,全军专门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规定了对回民的政策:宿营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教经典,不在回民家里吃大荤,打水要回民经手,不打回族土豪,等等。部队到达兴隆镇以后,徐海东同志督促、检查部队执行政策的情况。那天,天气晴朗,热闹非凡。部队和回民群众排着队,吹洋号,打洋鼓。徐海东等军首长向清真寺的阿訇赠送了匾额和礼品,清真寺的阿訇也捧着礼物到军部作了回拜。全军在兴隆镇住了三天,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教育和感动了当地人民群众。不少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部队离开时,全镇男女老幼齐集街头,给红军送行。
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供给部长刘炳华是河南人,他见这一带的“狗尾巴草”长得旺盛,很高兴地叫马佚们放马,结果损坏了回民的庄稼。原来这一带的谷苗未出穗之前长得和河南的狗尾草差不多。事情传到徐海东同志那里,他立刻把刘炳华同志叫去说:“刘炳华,你破坏了纪律!”
“首长,我叫马(亻夫)放马吃的是草呀!”
“同志,那不是你们家乡的狗尾巴草,那是回族人民的粮食嘛!”
刘炳华听了吓了一大跳。徐海东同志决定给他严重的处分。消息传出去,回族群众选派几位老人前来求情。老人们对徐海东同志说:“这位长官不晓得是庄稼,不能怪他。千万不要给他处分呀!”求了半天情,徐海东同志才说:“那就这么办,我们牲口吃了你们多少庄稼,你们就要收下我们多少粮食。”他还叫刘炳华带着马夫拿着粮食赔了礼,道了歉。
“红军纪律真严!”
“红军作风真好!”
这是发自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赞语,很快地传遍陇东。此后,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常常遇到群众成群结队相迎相送。
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是我军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是我们敬爱的老前辈、老首长,我们要学习他忠心耿耿,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智勇双全、有胆有识的军事才干,学习他热爱人民、关心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秀品质。
可是,林彪、江青、康生这帮祸国殃民的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公然抛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对他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致使我们敬爱的老军长合恨去世。
如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已被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法律制裁。
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他的历史功勋光荣地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永远鼓舞和鞭策我们胜利前进!
徐海东将军 周立波在河北某县,会见了徐海东将军。这时候,他率领的部队正打退了从平山、并陉出来攻击他们的两千多敌人,他应该欢喜。可是他并不。在他欢迎宾客的象南方三月的春风一样温和的微笑里,隐约的有一抹忧愁的痕迹。我们是初见,虽然他是一个显得那么易于接近的人,却也不能一开口,就问他的心事。
几年以前,他的家被毁了,他的家人完全被杀。他是想起了他的家和家人难受吗?这显然不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虽然是悲惨,却已经被时间和民族解放事业冲谈了他的悲伤。他有心思在这种军书旁午的紧张的时刻,突然想起了家,为它忧戚吗?这显然不是。
他曾经八次负伤,右腿上中了四弹,右臂上中了两弹,左臂上中了一弹。脱下衣裤时,浑身布满了枪弹的进口和出口的伤痕。最危险的一次是一粒子弹从左眼下面的脸颊打进,从左耳朵后面打出;左耳的听觉神经毁掉了。如果子弹向脑子这边稍微偏一点,世界上就没有他了。
他很幸运,逃脱了八次死的危险。但毕竟因为负伤过多,流血过多,——一个人能流多少血呢?——身体衰弱了。最近,因为在剧烈的战斗中,过度的操心和过度的奔走,他已经吐了两个礼拜的血。是因为身体虚弱,他感到忧伤吗?也显然不是。第八路军的将领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常常是并不多加考虑的。有许多人的脑子,是生来只想自己的事情的。有许多人的脑子,却正相反,好象专为思考大家的事情而生的一样。徐是属于后一种人。徐爱延安,那里有许多他的老友,那里的风习他很喜欢,而且在那里,有他唯一的两个家属,他的妻和小孩。这次吐血最厉害的时候,他曾去电请假,以他的这种情况,要得到珍爱部属的朱总司令和任强时主任的准假,是容易的。回电立即来了,同意他到延安休养,但这时他的病稍微好了一点,而军务又那么繁忙,他脱不得身,留在那里,抱着病来指挥战事。显然,为了自己身体健康而忧愁,对于他这样的人,是不相称的。
那末,他今天这隐约的忧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从上午到夜晚,一直到由于我们的谈话渐渐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信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流露了优愁。
这次洪子店的战事,他的部队给了敌人巨大的伤损,敌人死亡四五百。但他们花的代价也不轻,死伤近两百,而且死了一个年轻勇敢和他一道工作有几年历史的干部。悲悼战死者,悲悼那象一个家属的成员一样的他的同志,他无意中流露了忧伤。
用家属来形容徐的部队,是恰当的。他们上下的关心,正和兄弟的关心一样。在偶然讲到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天天有战争,他们的豫鄂皖边区,因为人数少,所以每一次战斗,全军都参加,“枪一响,全家都来了。”他自己也是用“家”这个字眼来叙述他的部队的。
在这种不只是有工作关联,也有浓厚的战友之谊的部队里,牺牲了一个同志,特别是一个得力的同志的时候,那是久久不能消散的一种忧伤,一种悲痛啊!
虽然在这种情况中,徐海东同志也给了他的宾客最好的招待。我所指的招待,不是他的别致的晚餐,他的梨和在那里难得的桔子,而是他的亲切的微笑和朴实的谈话。
坐在一个正月寒夜的炉火之旁的,就是这位使敌人胆颤的名将。传说中,他是那末勇敢;想象里,他是应该有些粗鲁吧,事实却相反,他倒象个温文儒雅的书生,有浑圆的脸孔和灵活的眼睛,笑起来,左眼下的枪伤,象是生在上颊的一个酒靥。和一切实行家一样,他不大多说话,所有关于政治和组织的问话,他都让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回答。黄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可能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们以前在五台见过,这回是第二次相见了。
让我们终止这种旁涉罢。徐海东同志是那样的寡言,也许,那一天是特别的吧,他的吐血才停止,讲多了话,头要昏的。黄克诚这样告诉了我,而这个,也是他代他回答许多问话的原因罢。
关于自己,徐海东同志只说了一句,“我是湖北孝感的窑工。”一切其他的话,都是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