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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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边喊话:“缴枪不杀!红军宽大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弟兄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敌人毫无精神准备,一下子就乱了营,东逃西窜,鬼哭狼嚎。有的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有的又恨地无缝、山无洞,逃不脱、躲不过,转来转去。敌团以下三千七百多名官兵,全都当了我们的俘虏。缴获的大批精良武器,也都给我们部队装备上了,各个连队配备了四至六挺捷克式机枪,几乎全部换上了青一色的捷克式马步枪。
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瓦解敌军,除从俘虏中争取了一批机枪射手参加红军之外,其余全部释放,每人还发了一块光洋作路费。我们这样做,在东北军中震动很大。从俘虏的口供中,才知道他们就是东北军一一五师。据侦察员得知的消息,师长虽然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但怕上司追究责任,不久就在罗山县潘家店上吊自杀了。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潘天嘉整理)
回忆敬爱的徐海东军长 张震东从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五年,将近四个年头,我和徐海东同志在一起生活、战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保卫鄂豫皖苏区和长征,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亲身领受过他的关怀,他那非凡的胆略,卓越的军事才能,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下属的高贵品德,永远使我难以忘怀。
尊敬的良师益友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西撤时,我挂了花,就转到了红二十五军任七十三师二一○团团长,徐海东同志是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当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顾敌我条件,围攻有强敌据守的七里坪,使红二十五军损失很大,处境困难,我们又被迫向鄂东转移。
我们从南溪葛藤山一线出发,过潢(川)麻(城)公路时,在湖北黄土岗,突然和敌三十一师遭遇,我团担负了掩护大部队通过封锁线的任务。吴焕先政委在前头指挥,当大部队基本上过完的时候,敌人象疯狗一样发起一阵猛冲,把我们和前边的部队切断了。敌人兵力很强,一时要想冲过去是不可能的。正在我发急的时候,后边传来了联络号。我忙让司号员吹号联络,原来也是兄弟部队,并招呼我们向后边靠拢。于是,我们就撤到一个山坡上,和后边的部队会合了。这时我才知道,徐海东同志由于身体有病躺在担架上指挥,当时也没能过去,刚才是他让司号员吹号收拢没过路的部队。
天亮之前,我抓紧把部队整顿了一下,原地待命。这时,徐海东同志让他的警卫员通知我立即去一下。以前,我虽没亲眼见过徐海东同志,但是,他的鼎鼎大名我早就晓得了,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我早就听说了。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喊他“徐老虎”。此刻,我非常激动,恨不得一步跨到他的身边。在一片小树林旁,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他有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四方脸膛,样子还象个庄稼人,虽然严酷的战争生活,又加上他当时生病,脸色有些憔淬,但他那大大的双眼,却闪烁着亲切、机智、果断的光芒。
徐军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向我了解部队的伤亡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他问得很详细,很认真,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以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是烧窑的,你是放牛的,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搭伙干吧,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决心,就能够胜利。”他看了看其他几位同志,又接着说:“我们离开了大部队,力量薄弱了,但是我们并不孤立,我们还有苏区的群众,有水,鱼就不得死。”他的话说得诚恳,亲切,使我鼓足了勇气,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
这时,大批的敌人在山下蠕动,正搜捕包围我们,徐海东同志却泰然自若地说:“不要看这些家伙喳喳呼呼的,其实是虚张声势,昨天一夜的战斗,敌人摸不到我们的底,还不敢轻举妄动。”果然不出徐海东同志所料,敌人虽然象蚂蚁一样围在山下,却没有向我们进攻。天黑以后,我们乘机突出包围圈,甩掉了敌人,和皖西道委领导的八十二师会合,在皖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从这时起,我就在徐军长的领导下,进行了保卫苏区的艰苦斗争。
徐海东同志不仅是我们最可信赖的首长,又是令人尊敬的良师益友。在战场上他非常严肃,下了战场却待大家象亲兄弟一样和蔼热情。他平时很关心干部政治上的成长、思想上的进步和指挥才能的提高。经常找干部谈心,了解情况,解决工作、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在战斗中进行传帮带,使我们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水平。不仅如此,他还放手让你到实践中去锻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打仗的本领和军事指挥艺术。
一九三四年初,我们红二十八军从熊家河一带向鄂东北运动,准备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在麻城附近,发现“广西军”占据了交通要道。由于广西军装备较好,又善于爬山作战,当时我们都称他们是“广西猴子”,是比较难对付的。徐军长立即命令部队就地停下来,占领了附近的有利地形,作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徐军长的通讯员喊我去,我随着徐军长来到了前沿,隐蔽起来。只见他一边观察,一边沉思,然后指着前边两个犄角样的山头说:“这上面驻着敌人一个团,是我们的拦路鬼,必须拿下才能通过,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团了。”以往军长布置战斗任务,总是把作战方案定好,再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这次我也象往常一样,等待他布置战斗方案。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两眼闪出热情信任的光芒,语重心长地说:“不能老靠着拐棍走路,这次作战方案你自己订,有困难吗?”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请军长放心。”他满意地说:“我的位置就在这儿,准备好立即向我报告。”
受领任务回来,我向团里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反复研究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报请军首长审批。徐海东同志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又对方案作了订正补充。我们决定以小部分兵力,佯攻敌右山头,吸引其火力,拿两个营先攻下左山头,然后顺手牵羊,再取右山头之敌,后边留一个营作为预备队。徐军长又安排其他团给我们接应,他自己就在离前沿一、二百米的地方督战。战斗打响了,我们把善于进攻的一、二营作为主攻营。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打的英勇顽强,敌人还没有弄懂我们的意图,一个加强团的“广西猴子”就被我们打垮了,为部队打出一条通路。
战斗结束之后,徐军长表扬了我们团,并热情地鼓励我,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培养自己独立分析敌情,判断敌情,制订战斗方案的能力,这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几句既是鼓励又是鞭策的话,使我非常激动。在和敌人的浴血战斗中,我从军长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徐海东同志是部队干部战士的良师益友,也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很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坚持鄂豫皖的斗争中,每到一处,他就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徐军长还经常对部队进行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的教育,亲自帮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健全红色政权,成立地方武装。他常说:“红军是鱼,群众就是水,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红军。”在徐军长的带动下,全军上下人人都当宣传员,个个都做群众工作。群众对红军也象自己的亲人一样,在敌人最疯狂、最野蛮的日子里,人民群众依然冒着满门抄斩,割头活埋的风险,为红军通风报信,送衣送食,掩护伤员。
徐海东军长对干部战士,也象亲兄弟一样关怀、体贴、爱护。一九三四年底,在独树镇的激战中,我的下肢负了重伤,参谋长戴季英硬要把我们一些受伤的同志送到附近村里先隐蔽起来。我一听说很急火,就说:“我不能离开部队,没有担架,我爬着走也可以。”这时,正碰上徐军长在找我,我说明了情况,他很难受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志呢?这儿不是我们的苏区,没有基本群众,国民党民团搜得又紧,把伤病员送去,不是白白地给敌人杀吗?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浴血奋战从老区出来的,都是革命的宝贝,一个也不能丢下。”他批评了戴季英同志并下了一道动员令:“受伤的战士能走的扶着走,轻的骑牲口,不能骑牲口的上担架。我当时骑在牲口上,怕腿流血过多,就用绷带把小腿吊起来,挂在脖子上。徐军长看了看我的伤势,从后边叫来了一副担架,硬把我按在上面。他自己却不顾身体有病,跑前跑后,询问伤病员情况,有时候还亲自抬担架。他的牲口,早就让给轻伤员骑了。我躺在担架上,看着他来回奔忙的身影,想着长征以来他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事迹,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潮湿起来。
卓越的指挥才能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大胆沉着,英勇善战,头脑冷静,不论多么狡猾的敌人,他都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一提到徐海东同志的名字,敌人就有点闻风丧胆。
一九三三年九月,我们被截在潢麻公路以东之后,随徐海东同志转回皖西北,虽和皖西北区委的部队重建了二十八军,但人数不足二千,而皖西围剿的国民党匪军有十个师,不少于十万人。根据徐海东同志建议,正确地制订了部队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展开外线游击,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的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当时敌我力量虽悬殊很大,但由于徐军长指挥有方,采取了分散——集中——分散的作战行动方针,使敌人摸不到我们的活动规律,被我们牵着鼻子跑。这样,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神出鬼没,打到外线,一有机会,我们就迅速地攥起拳头,狠狠地揍他一家伙。同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我们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在赤南县熊家河,徐军长亲自布置了个口袋战,一举消灭了敌人近一个团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补充了我们自己。在坚持皖西北根据地的近半年时间内,敌人十几万军队不仅没剿尽杀绝我们,反而被我们拖的精疲力竭,狼狈不堪。
一九三四年二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商城县东南的豹子岩会合,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同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和鄂豫皖省委会合。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研究决定,红二十五军准备北上。这时中央红军也已于十月开始长征。为了轻装前进,部队撤消了师,编为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我军开始北上,敌人派五个师在前面重重封锁,五个支队在后面紧紧追赶。徐海东军长和吴焕先政委指挥部队,一下子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我北上的阴谋,为长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部队甩掉了敌人以后,比较顺利地穿过桐柏山区,进入了豫南。快接近伏牛山区时,敌人得知了我们的意图和去向,急忙调集快速的骑兵和大量的步兵在前面堵截,企图把死我军于豫南平原。这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中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记得快到旧历年了,为了甩掉敌人,尽快通过豫南平原,部队急行军走了三天三夜,赶到了独树镇。当时正下着大雨,又是夜间行军,当前卫部队发现敌情时,我们已经顶到了敌人的防线跟前。军首长命令我们弄清敌情,避免交锋,立即撤退待命。
独树镇是豫南平原上一个较大的镇子,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这里向东有三条大道,西去伏牛山区只有一条通路。敌人估计我们要从这儿通过,纠集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成的西北军,约计四个师,在独树镇一带有下了五道防线。敌人象一只张大血口要吞掉我们的老虎,凶狠地蹲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通过,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军部通知团以上干部在一家农民的院子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徐军长讲了话,他细致地分析了敌情,接着很坚决地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要保存自己,完成北上抗日的使命,只有冲过敌人的防线,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又说:“古人说,打仗要一鼓作气,我们的口号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冲过去就是胜利!”
回来之后,按照军首长的布置,我们向部队迅速作了紧急动员,立即进行战斗准备。拂晓就打响了,我们主攻的目标就是独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