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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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取名“楚军”。
1860年5月，楚军开始筹备。
楚军名字一出，曾国藩首先吓一跳。他当即投反对票，不好，不行。
曾国藩是古文大家，他对文字的斟酌，谨慎心细到如发。
因为多年身处高位，虚名在外，他时刻处于担惊受怕中。曾国藩怪左宗棠不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也不想想，湘勇的名字怎么取出来的？从1853年成立起，他为此左支右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咸丰皇帝同意他办团练后，他知道自己带的是民兵队。自古以来，地方武装最容易犯朝廷忌，便极力避开“兵、军”两字。
1854年，要向皇帝全面汇报办团练的工作了，怎么称呼呢？犯难了。曾国藩决定先低调，尽量往小里叫，探一探朝廷的反应，于是叫“练勇”。叫了几次，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名字太草根，太随意，不甘心，又换了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有时叫“船勇”，有时又叫“兵勇”。
“船勇”和“练勇”一样卑微。“兵勇”开始转弯，触及到名字背后的实质：团练也是兵。
兵勇还是勇。勇兵则是兵。但“勇兵”不合语法，曾国藩不能这么叫。“勇”字叫多了后，朝廷没有引发什么异议，他胆子稍微大一点了，决定再来试探，某次干脆就叫“曾国藩一军”。
这一下够生猛，直接叫成自己的军队了。朝廷似乎也没什么意见。皇帝当时想得很简单，无论你是什么兵，反正都是朝廷的兵。
但曾国藩换来换去的后果，是部队番号像迷彩服，隐隐约约，闪闪烁烁，东一个，西一个，换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叫什么了。咸丰皇帝终于被他层出不穷冒出来的新名词搞得头昏脑涨，发起火来：你带的兵到底叫什么？曾国藩见躲不开了，麻起胆子写奏折，说叫“楚军”。皇帝说好，我知道了，从此就叫“楚军”。
曾国藩这个叫法很讨巧，终于点到“地域军队、私人属性”这个实质性的敏感词，而且有文化，“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嘛。
春秋之前，湖南一直叫“荆”，也就是蛮荒野地；楚王争霸时期，中原才正式叫它“楚”，追认是文明开化地。清朝雍正时两湖分闱，湖北叫楚，湖南叫湘；湘楚分家，延续至今。湖南兵取个湖北名，皇帝想防他，也会觉得多此一举。
名字才定下，曾国藩又怕了。他日夜琢磨：我为什么要叫“军”？不行，太刺眼，长远来看，一旦做大了，皇帝看了会防范，对自己不利。
他又要改口了，给皇帝写奏折，说我们叫“湘勇”。
清朝的兵，背上都背一个“勇”。不管他们是真怂，还是要靠个“勇”字来打气、壮胆。这个名字不用解释了，一看就懂。皇帝说好，以后按这个报，不要再改了。
从那以后，湘勇一直沿用于正式的奏折、材料。直到1864年湘勇攻克南京，后来又大部分解散，曾国藩还一直自称湘勇，从来不敢叫“湘军”。
“湘军”最早出现在清朝的正式文件中，是1864年11月21日。曾国藩为纪念南京阵亡的将士，奏请皇帝批准他在江宁省城建立“湘军昭忠祠”。湘勇裁撤以后，才改口叫湘军。＇2＇曾国藩处心积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一斑。
左宗棠一出山，湖南团练的气势，就换样了。
无需绕开，就叫楚军。
左宗棠当然懂得，楚军是个旧号，皇帝早知道，很安全，为什么不“借壳上市”？
左宗棠心里在笑话曾国藩，湘勇是什么？一看是民兵。这不是自己灭自己志气？楚军是什么？听名字就像国家正规军队，干吗自己将头上标签往小里贴？没道理。左宗棠也以这个名字，对曾国藩表示不满：你怕我不怕，你办湘勇，我办楚军，楚包括湘，你看着办。
左宗棠有理由看不起曾国藩。论真本事，曾国藩差得太远，除了能鼓吹道德文章，会斡旋人际关系，其他方面哪里比得上左宗棠？但曾国藩运气好，考中进士早，办团练先行，都跑到左宗棠前头。＇3＇
为楚军之名，两人争论，是他俩第一次见面就争的不和谐的延续。左宗棠认定的名字，他会怕吗？不怕。会改吗？不改。曾国藩反对无效，只好眼睁睁看着“楚军”大旗在眼前摇来摆去。
左宗棠不叫湘勇，独树一帜，独辟蹊径，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吗？
左宗棠心中其实另有周密的想法。因为从家庭出身到个性到经历，他与曾国藩几乎完全相反，所以办事的风格也截然不同。他不认同曾国藩的建军方法，只有一开始就独门独户，不被曾国藩旗号拘束，他才可以完全按自己的规划来，办出自己的特色。
独立风格，他在陶家教书时已经养成。跟骆秉章合作，以独立身份入幕，是这一风格的继续。眼下，他依然独立行事，不愿附和、随流。
左宗棠创办楚军，很注重独创性。
他首先改变湘勇360人一营的做法，而采用被曾国藩开除了的将领王錱（音、义同“珍”）每营500人的建议。他任用王錱的弟弟王开化做总理营务，刘典、杨昌浚做副手。
左宗棠第一个打破曾国藩招收兵勇主要来自湘乡籍的传统。他在湖南长沙、湘乡、郴州、沅州、湘阴等府县招募兵源。这样一来，就彻底规避了“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的风险。
筹建楚军，前后花了两个多月。到1860年8月10日，打仗的、烧火的、做饭的、挑担子的，加在一起，共5804人。真正专职打仗的，5000兵。
楚军的管理人员构成也很特别。湘勇传统，重用读书人。曾国藩营官基本只用儒生，他的用人原则是“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左宗棠营官则基本用武人，他的用人原则是“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曾国藩用将都跟自己一样，高学历；左宗棠用将的第一标准，就是考不上进士的，最好是举人，考不上没功名的也没关系。＇4＇这种观念差异，造成曾国藩用的人会做官，左宗棠用的人会办事。
前面10年里，左宗棠已经做了两届幕府，在湖南大权独断，大胆提拔人才。通过实践，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用人有法，没有定法。统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个性、特长来选人。将领是统帅性格、才能的延伸。
现在兵马已齐，左宗棠开始第一步——治军、练兵。
他计划用一个月时间来做这件事，练好后就马上拉出去开打。
左宗棠没读过一本军事教科书，刚好可以天马行空来设想。
他发明了一套很特别的练兵法，分三步来做：首先是练心，其次练胆，最后练习操刀弄枪，并总结出一个新理论：“治军先养气，治病先养心，乃不易之理也。”＇5＇
治军靠养气，这就需要统帅有气魄。左宗棠的气魄，一方面来自于天生，“燕颔虎颈”，气壮如牛。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的经历，早年科考的失意，在湘潭桂在堂寄眷，“居妇家，耻不能自食”，让他心中积蓄了一股气。这本来是一股怨气，属负能量，但左宗棠受儒家经典、诗书熏陶，找到了用武之地，将这股气转化成了正能量。他在柳庄书下“天地正气”挂在大门上，“怨气”变“浩然之气”，标志心理成熟转化过程完成。
而早年舆地学研究的科学实践精神，农学实践的漫长等待与精耕细作特点，已经锻炼出了左宗棠的耐心与细致性格。这种风格带进军事中来，造就左宗棠另一个特点：跟诸葛亮一样，小心谨慎，事必躬亲，场场亲自指挥。
尤其是穷苦的幼年生活，以及楚狂接舆的地域性格影响，造成左宗棠个性刚直、率真，让他不喜欢虚假，用人只看做事能力，凭亲戚、关系，都没用。
因为刚直，不喜欢绕，他对待部下、士兵，都非常坦诚。刚直的人一不喜欢骗人，二最恨别人骗他，所以楚军士兵很少有谎报军情邀功的。当兵的与当官的不会相互猜忌，大家放心，所以同心。
左宗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廉洁。穷苦的生活经历，让他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贪污、浪费，会产生一种排斥本能。因此他的军队，也被带得很廉洁。
公生明，廉生威。左宗棠“以勇敢、朴实为宗”，在楚军中的威望、号召力，迅速树立起来。
短短两个月，楚军已经练好。这是左宗棠出山以来，完全按照个人风格，独创出来的一支军队。是好是坏，交给战场检验。这5000兵，作为左宗棠起步的家底，将要跟随左宗棠征战一生。
楚军规模为什么如此之小？一方面因为朝廷限制，另一方面左宗棠自己也认为足够了，兵在精，不在多。
现在，太平军士气正盛，如狼似虎；满清朝廷眼看着摇摇欲坠，鼎破鹿亡。
左宗棠怎样率领楚军，来挽救这个垂死的王朝？
中流砥柱
操练完毕，楚军以独特的面貌，诞生在中国大地上。
左宗棠很快接到曾国藩下达的第一个战斗任务，援助曾国藩驻扎在安徽安庆的湘勇，取道江西，去打太平天国的征西军。
这是曾国藩安排的战略。军事上的说法，叫“围点打援”。
曾国藩的战略分析是：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安庆是南京的喉咙，只要锁死安庆，然后切断，太平天国就会指日灭亡。但这样做有很大风险，太平军为了给自己松喉，大部队会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增援，而江西正是主要援道。左宗棠只要守住江西，来一个打一个，将援兵打尽了，胜负就已分出，余下的事情，是直捣金陵南京，捉拿天王，清扫残余势力。
曾国藩这一着布局确实够狠。正因为下手狠，所以太平军会不顾一切地来突围，这样一来，压力就全靠左宗棠顶着。成败直接决定安庆归于谁手。
1860年9月，左宗棠率部队从长沙金盆岭出发，经过醴陵，向江西开进。作为独立的军事统帅，48岁的左宗棠，终于第一次出省作战。
1860年12月15日，左宗棠在江西景德镇与广东会党军迎头打上。楚军士气冲天，会党军应声而败。这是左宗棠“出湖”以来的首场胜利，他非常高兴，写信回家报告说，我10天内连打三场胜仗，连攻下两座城市，自己一个兵都没死，看来我训练他们胆量有效果，后面还有很多胜仗等我去打。
但部队真正开进“围点打援”区，双方都加大火力，集中优势兵力，战争迅速陷入胶着状态。
第一次走出湖南，急于立战功，左宗棠一改谨慎风格，决定冒险。
战斗发生在石门。左宗棠本来派重兵守在景德镇，但石门清军派人来向他求援。进攻石门的太平军由李秀成指挥，他的作战方法跟左宗棠差不多：军队靠气势，派人到处摇战旗，边打边喊，场面宏大，杀声震天，胆小的对手见了心惊肉跳，不敢迎战，主动败退。
李秀成率领一万五千人马，从天京出发，沿着长江南岸，经过当涂、芜湖、繁昌、青阳，刀锋所向，清军败逃，这样一路顺利，军队驻扎到江西石门。
左宗棠知道，李秀成是主帅，正要找他去挑战。现在机会来了，他当然不会放过，马上派王开琳、王开化带景德镇五千精兵，飞速赶往石门救援。
但景德镇就空虚了。杨昌浚（jùn，深）提醒左宗棠：假如李秀成反过来打景德镇，怎么办？
左宗棠已经冒险先做了，心里并没有绝对把握，只好说：不会，他正在打石门，分不出兵来打我。况且，他怎么知道我景德镇的兵全部派完了呢？
杨昌浚到底有些不放心，劝左宗棠稳妥点。左宗棠说，好！按规矩，三百守城的老弱病残，烧火的、做饭的，只要能走得动的，全部跑到城头上去摇旗子，以壮声势。
越是担心什么，越会发生什么。王开琳、王开化走后第二天，太平军插在城内的探子，马上将消息报告李秀成。李秀成一听，机会来了。马上派养子李容发带去三千兵，直取景德镇。
李秀成也是个谨慎的将领，已经听说了楚军的厉害，临出发前，他告诫儿子：左宗棠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你先弄清楚守城的是左宗棠的楚军，还是江西的绿营，再到景德镇去摸清左宗棠的实力。到景德镇后，要仔细察看，不可鲁莽。
李容发一路想着父亲的告诫，将军队开到了距楚军50公里的地方。楚军探马火速警报，杨昌浚急得不行，连问如何是好，调兵已来不及。
左宗棠沉了一下脸，说，我们内部出奸细了，不然，怎么我们一派兵去，他们就来打？搬救兵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学诸葛亮来一次“空城计”了。
“空城计”好学不好做。太平军将领看过《三国演义》，你再摆架古琴坐到城头去弹，等于告诉敌人：此地无兵，快来捉我。
得有自己的创意，不能照搬古人。
左宗棠决定以诸葛亮的智慧来做当代人的事情。他先派人加急传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