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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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祥祯将湘勇锁定水陆洲（今橘子洲），难以攻打，随便派个间谍诱敌，没想到曾国藩这么轻易就被骗得血本无归。
亲自统帅，大败，哪里还有脸见三湘父老？墨汁未干的《讨粤匪檄》正在流传。败兵之将，何以言讨？败绩一旦流传开了，将是千古笑谈。
曾国藩决心寻死。他望准江心一个旋涡，学着江忠源那样，扑通一下，跳进水里。部下康福突然听到水响，回船一看，没人了，知道曾国藩已跳水。赶紧下水救起。
上船，曾国藩放声痛哭，坚决还要去死。又跳，再被救起。
部下怕他再跳，派人将他抬进船内，严加防护。
被救回长沙城，看到驻扎在长沙水陆洲中的湘勇大营只剩两百来人，曾国藩万念俱灰。看自己带兵如此不堪一击，想迟早会被太平军消灭，开始后悔听信怂恿，办了团练。
无比懊恼中，曾国藩决定还是不活了。他提笔给咸丰皇帝写了封遗折。一想，还有些后事要安排，再找张纸，给弟弟写了封绝笔书，交代自己死后丧事怎么办理。
正准备一死百了，左宗棠来了。
左宗棠当然不是来安慰曾国藩的。
他见面劈头就骂：曾帅，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愚人，你如果就这样死了，我要鞭尸扬灰，劝说伯父大人，不准你入曾家的祖坟！
曾国藩本来已经惭愧得无地自容，陡然再受这巨大刺激，像心脏里被撒了盐。剧痛之后，他反问：你凭什么这样骂我？
左宗棠说：大帅你想想，你27岁就进了翰林院，三十出头就入了礼部侍郎，官居从二品，诰封三代，皇恩对你不薄吧？你呢，朝廷有难，皇上给你重任来平乱，也是期望你为国立功，光宗耀祖。你如今倒好，受这么点小挫折，就想着寻死，这难道不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懦弱无刚的愚人吗？
左宗棠后来回忆当时痛骂曾国藩的情景，仍然清晰如画：“惟涤公进攻靖港失利，回泊南湖港”，他用绳索拴住自己，出城外专门去看望（仆缒城出视之），发现曾国藩“则气息奄然，盖愤而投水两次，皆得救以免，而其志仍在必死”。
左宗棠干脆利落的人，看不得军事统帅娘娘腔寻死觅活，毫不犹豫地对曾国藩采取崩溃疗法，将他往死里骂。
那段时间，左宗棠不止痛骂过这一次（“仆以大义责之”），而且还跑到曾国藩军船上，时时骂，天天骂，重复着骂（“又日日至其舟中絮聒之”）。以毒攻毒，直到骂得曾国藩回心转意了。最后他才替曾国藩开脱：为什么有这次靖港之败呢？老天为了让他成大事，所以偶尔拿这点小挫折来锤炼锤炼他。（“此公忠诚笃实，正灭贼之入，偶遭挫折，殆天之所以玉成耳。”）
左宗棠不留情面，曾国藩脸由红变紫，由紫变乌。但奇怪的是，骂声过后，他突然不想自杀了。
是啊，左宗棠说得对：胜败乃兵家常事。
他当即安排部下，将营里存底的火炮弹药军械，一手托付给左宗棠，由他来指挥。
过了一会儿，曾国藩从床上咕噜爬起来，握着左宗棠的手，很感激地说：听了你这一席话，就像听到世界上最圣明的人讲的道理，我忽然出了一身大汗，现在汗停了，病全部好了。（“若听圣人辩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病已。”）
故事就效果来看，有点像陈琳骂曹操。＇5＇人从愤怒转平和很难，需要大胸怀、大气度，曾国藩做到了。
左宗棠心直口快地痛骂，让曾国藩受益不浅。根据左宗棠的责骂，曾国藩将自己的号由“居武”改成“涤生”，意思是感谢左宗棠让他浴水重生，向死新生。
就在这时，快报传来：湘勇在湘潭大捷。据左宗棠后来描述，“水师夹击，烧贼船几尽，遂复县城，杀贼逾万，自军兴以来未有如此大捷者。”
湘潭主战场在左宗棠“独主援湘”的战略指导下，消灭了一万多太平军，取得了湘勇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曾国藩失败的情绪一扫而光。他马上爬起来给皇帝写奏折报捷，湘潭胜利大书特书，靖港旧败轻轻带过。
咸丰皇帝看后很高兴，对曾国藩从此刮目相看，认为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正式发布一道新命令：湖南除了巡抚，所有文武官员，都可以由曾国藩根据军务需要来调遣。
曾国藩从民间团练首领，升级为国家正规军指挥官了。
湘潭大捷有着历史决定性意义，它奠定了湘军事业第一块基石。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曾国藩，挽救了湘勇，也挽救了清廷，成了清军与太平军力量对比的转折点。
左宗棠再次出山，决策开场得胜，心中大喜过望。
但他入官场还不深，要想通过朝廷来做事，与官府来合作，需要一个合作模式，不再是以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因为独立而不依傍的个性，左宗棠无意间开创了一个民间士人与官方政府合作的全新模式。
不妨管它叫“虚官实民”。
大权独断
湘潭大捷，让左宗棠威信大增，自信心倍增。
但问题来了，左宗棠如此能干，与骆秉章怎么合作？
两个能人合作会打架。左宗棠与张亮基是松散合作，各自独立，干得来就干，干不来走人。
对骆秉章来说，最大的担忧，是刚刚进入幕府的左宗棠时常仍萌生去意。原因是骆秉章此时对左宗棠仍未能充分信任（“骆文忠公初犹未能尽信”）。站在骆秉章的角度，能做的都做了，能信任的地方都已经超过了，完全、充分、彻底信任需要时间，毕竟自己托付的一省安危，包括自己全家性命。但左宗棠不会这样想，也不可能站到他这边来考虑。骆秉章怎么想办法尽快留住左宗棠的心？
骆秉章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是继续按张亮基模式探索创新，还是要左宗棠全心加盟幕府，做自己的部属？
开新路还是走老路？这是合作的首要问题。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两人心知肚明，相互磨合着，边做边看，逐渐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左宗棠加盟幕府，但可以随时走人；骆秉章全面授权，左宗棠全权代理。
左宗棠自己说，这样磨合了一年，骆秉章就全面放权了，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所有刑名、钱粮、战斗、决策等等，大小事情，他一概不闻不问，“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
一则小故事说明了这种合作模式的特色：一天，骆秉章听到巡抚衙门外发炮，他不知缘由，忙问手下人：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是左宗棠在发军报折子。清朝有规定，凡是向朝廷发报折子，都要放炮。
骆秉章说，将折子拿过来，给我看看吧。匆匆溜了一眼，信手一丢，任由左宗棠去做。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清朝，向朝廷发报折子，是大事，一般由巡抚亲自主持。但骆秉章交给左宗棠去办，左宗棠也不报告一声，自己就办了。这说明，左宗棠已经完全地行使了湖南巡抚的权力，大权独断；同时，也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骆秉章对左宗棠，完全彻底信任了。
左宗棠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左都御史”。＇6＇
这个绰号，明显流露出湖南中下层官员对左宗棠大权独断的严重不满。“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左宗棠据切身体验，总结出这句话，但现在他还做不到。
被官场舆论吵得心烦意乱，他开始学会选择信息：对自己不利的话，不听不想，当作不存在，依然故我，想怎么做，还怎么做。
骆秉章也顶住舆论压力，装聋作哑，不将官员的非议当回事。下属来问公事，如果避开了左宗棠，他干脆就说，不要问我！你去问季高先生吧，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行，那就是不行了。（“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这下更不得了，中国官场的显规则，被他俩无情打破了。封建等级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一个小师爷，眼里还有没有巡抚大人？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连左宗棠本人也觉得骆秉章这样太软弱，偶尔也拿他开起玩笑，说：骆公啊，我看你就像个傀儡，没有我牵着线告诉你怎么动，你就不晓得怎么动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耶？”）
照一般人脾气，被这样激将，肯定不干了，弄不好大发雷霆，当场下令左宗棠卷铺盖走人。但意外的是，骆秉章一点也不生气，对左宗棠的揶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打着哈哈，干笑几声，事情过去了。
左宗棠当然不是故意来挑战骆秉章的脾气。外界风言风语，让他警觉起来。他不知骆秉章是不是介意？只好冒险用激将法试探，没有试出意外的过激反应，就彻底放心了。
骆秉章自己都能容忍“左都御史”，旁人操什么闲心呢？
骆左的关系越来越好。一次，左宗棠写好奏章，自己觉得很满意，就放肆敲骆秉章的门，叫他起来看。骆秉章赶紧穿好衣服，就灯下细读。看完他一拍大腿，大叫一声：绝了！拉起左宗棠的手，邀他出去喝酒吃夜宵。
这样率性随意，像江湖兄弟。＇7＇
虽然“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的怪论，还在官场舆论中掀起波澜，但骆秉章与左宗棠像心有灵犀，都一笑置之。
这一切不但超出了时人预想，也让今人感到惊异：这样的合作，到底是好是坏？
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在左宗棠入幕大权独断的6年，湖南全面进入了抵抗太平军的黄金时期。有八个字将这样一个局面做了最生动的描绘，叫“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不但湖南本土四方的起义军都被扑灭，湖南还搞起军事输出，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北、贵州五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局面，开始出现。
骆秉章与左宗棠这种合作模式，当时是最先进的一种机制。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虚官实民。
以骆秉章为代表的官方，拥有实权，但他将权力下放，让独立民间士人左宗棠来全权代理行使，自己只保留最后的“问责权”。
这种模式，带来系列连锁的巨大变化。三国时期的蜀国，实行的是这种模式，叫“虚君实相”：阿斗刘禅拥有最高的权力，但真正行使权力的，是臣相诸葛亮，刘禅只保留对诸葛亮的最终问责权。
这个制度的先进性不是跨世纪，而是跨千年。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后来设计“总统共和制”，还在参照这个模式：考虑怎么将“能力”与“权力”分开，让行政权与监督权剥离，做中国民主共和的实践。＇8＇
这样的制度，好处是行使权力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任意发挥，不受牵绊，实现效率最大化。上级掌握最高问责权，执行权力办事的人，内心顾忌感很大：你做好了，没人来问罪；一旦做坏了，要承担起全部责任，上级可以随时问责。
“办事充分灵活化，监管完全严格化”，是这个模式的生动特点。
这个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军不力问题。
清军打太平军所以屡败，主因不在兵太差，不是装备不行，而在内部官员结构、关系复杂，责权利含混不清。
掌握兵权的人，政出多门，相互妒忌、牵制，人人自保，彼此拆台。每个指头各干各的，多个指头握不拢，力量全分散了，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该出手乱出手。对刚草创出来、内部关系相对简单的太平军，清兵像一头笨重而乱转的大象，打它只要牵着它的鼻子，顺势绕它几下，它自己就倒了。
左宗棠的到来，扭转了这个颓势。不是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实在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成长环境，决定他只能这样与骆秉章合作。
左宗棠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有则小故事，同样很能说明问题。
某天，骆秉章的小老婆有个弟弟，想向骆秉章求个差事。骆秉章说，没问题，等季高高兴的时候，我找机会专门跟他提一下。
没想到骆秉章找左宗棠当面一提议，左宗棠一句话都没说。过了好一会，才笑着回答他：今天天气不错，我们一起喝酒去？
左宗棠端起酒杯连喝三杯，起身对骆秉章作了个长揖，说：骆公，左某就此告别了。说完就催促仆人，回湘阴老家去。
骆秉章吃惊不小，他一把抓住左宗棠的胳膊问：为什么？
左宗棠说得既委婉也直接：“意见偶然不合，便当割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言？”骆秉章明白了，马上收回安插小老婆弟弟的话，危机才算化解。
左宗棠在小题大做吗？没有。不是左宗棠小气，容不下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关键是分工与原则问题，不能让步。骆秉章的分工，平时养花、种草，陪小老婆玩，开会聊天，对左宗棠主政办事，他只看结果，保留最后问责，而不能干预左宗棠的人事安排。
而一旦如果左宗棠碍于情面答应，口子一开，全乱套了：下次骆秉章小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