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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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实际的地位,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远远超过它所属的江苏省省会苏州和两江总督驻地南京,其实际地位,跟它的行政单位,还是不相配,但没人会小觑它。当时,革命党对上海相当重视。几位知名人士,陶成章、李燮和与陈其美,都在上海谋划策动起义。
虽然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中人,在辛亥前就已经跟孙中山闹翻,但亲孙的陈其美和反孙的陶成章,以及居于中间立场的李燮和,在起义过程中,还能够合作,至少没有互相拆台。由于驻上海的新军多在吴淞,而且成员以湖南人居多,所以,李燮和作为湖南人,居间活动比较方便,新军拥护他的也比较多。但陈其美和陶成章则是帮会大佬,在上海青红帮中有很大势力。在攻打制造局的关键之战中,陈其美表现突出,玩命地往里冲,最后被抓,他自己挺身进入制造局,游说对方投降。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敢入虎穴的胆略,为他争了荣誉,很快,制造局总办就逃了。这个创立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是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的军火工厂,拿下了这个大工厂,东南方面的革命军,至少在弹药方面,就无需愁了。这个大功劳虽说不尽能算在陈其美头上,但的确有他的份。因此,虽然攻打制造局的临时总司令是李燮和,但在此后的推举沪军都督的会上,一群青帮干将,拔手枪,拍桌子,硬是半强迫半民主地把陈其美推为都督。这么一来,光复会人士跟拥孙的陈其美及同党之间,矛盾一下子就尖锐起来。论革命的资历,李燮和与陶成章,都比陈其美老得多,加上李燮和手上掌握的武力又比较多,所以,很多拥李的人感到不平。陶成章以及他背后的江浙一带的洪帮势力,也忿忿不平。双方剑拔弩张,陈其美感到了极大的压力。由是,也种下了第二年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根苗。
李燮和是个加入过同盟会、光复会和华兴会这革命三会的元老,相对而言,性情比较平和。审时度势,不想跟陈其美起冲突。但拥戴他的新军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在吴淞另行立了一个军政府,让李做了吴淞都督。所以,事实上上海的光复,诞生了两个革命政府。
两个政府都需要掠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两者都在江苏境内,于是,手就伸向江苏。在太仓这个地方,就演出了一场掠地的争夺。太仓在清朝,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是直隶州太仓州,一个是镇洋县。州是虚的,县是实的。在沪军和吴淞军政府派人掠地之前,其实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已经宣布独立,电令所属州县,一律挂白旗独立。知州刚到任不及五日,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想做新朝的官,所以,痛快交割印信。知县是个老实人,但有些恋栈,接电后立刻挂起白旗,上书“奉宪独立”,意思是奉巡抚的旨意独立。这时候,吴淞军政府方面来了五十个军士,进城之后,拉开架势要打仗,进攻县署。当地人士出面,说是已经独立过了。但是,吴淞方面的革命士兵,对此不能满意,革命不仅要改换门庭,还要改换内容。于是就把当家的人换了,知县交出印信走人,当家的改了民政长。就在这个当口,沪军军政府也派了三十余人赶到。发现城里已经有了革命党,就声言是假的。吴淞方面的人当然不干,双方抄家伙要打。太仓人好事者,赶来看热闹的,不下二三百人。把打仗当戏看,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直到20年代之后,仗打得激烈了,子弹不长眼,观众才没有了。
当然,真要动家伙,一边人多,一边人少,原本气势汹汹的沪军人士,感觉底气不足。经过十分不愿意开仗的太仓士绅说和,双方终于发现大家都是自己人,同属革命同志,只是因为协调不好才有了误会。沪军方面承认吴淞方面选的行政人员,一场冲突化为无形。沪军退出,吴淞军留下二十人镇守。当然,这个结果,沪军心里窝火,人来的太少,如果多一点,结果就该是吴淞方面让步了。他们都忘记了,两下抢的,其实是程德全的地盘。
这样的掠地,各地都有一些。掠来掠去,掠得革命党更加不团结了。比较起来,陈其美势力扩张最快,在革命过程中举足轻重。陶成章终于被自己的革命同志暗杀在医院里,李燮和渐渐心灰意冷,最早退出政界,变成了商界大佬,跟二次革命后的袁世凯政府关系密切,后来还稀里糊涂变成了筹安会六君子,成为世人心目中主张复辟的反革命了。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宁波是浙江最大的商埠,鸦片战争第一批开放的五口,就有它的在内。宁波人善于经商,也是有名的。宁波帮在上海声威赫赫,手眼通天,在本土也干得不错。所以,在这个城市,商人以及接近商人的士绅,是最有势力,也最为活跃的一群人。每个大一点的家族,都会有人走仕途,有人学商业。走仕途的,退休之后,也进入商界。武昌起义爆发时,宁波跟其他地方一样,新旧军皆有。新军是一个协统带领的一个标,而旧军则是巡防营统领麾下的一千多人。也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一样,两边明争暗斗,积不相能。但是,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不同的是,两边对于革命或者保皇,都没有太多的追求。新军固然新,但旧军久居宁波这种开放的商埠,思想早就开化。他们互相较劲,往往出于彼此之间的意气。
但不管怎样,两支军队在城里怄气,甚至于拉出大炮,解开炮衣,相互对峙,总让市民感到不安。万一两军打起来,倒霉的当然是这所城市。这种时候,商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几个头面人物,总商会会长,纱厂总经理,做过翰林、兼着商会的公行先生的大绅士,以及教育会会长,自治会会长出来开会商议,决定成立自己的民团,先有了自己的武装,才有底气。当即决定招募五百人,按城里城外八区,分设分团,每个分团设分团长一名,每分区两个小排,每排二十人。由一个留日学生,有革命党嫌疑的人做总团团长。民团的薪饷没问题,一上来就是高水平,跟新军一个等级,每月八元,比巡防营高一倍。只是仓促之间,武器有点麻烦。政府武器库里,已经没有像样的枪械,最多的是当年打长毛时用的第一代洋枪火绳枪,显然不能拿出来现眼。于是只划拉了几十杆后膛快抢,权做训练之用。另为团总配了一匹高头大马,另外找了四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给团总做保镖,一人一把大刀,刀把上长长的红缨子,进来出去地跟着。然后陆陆续续买了一些枪,还从巡防营那里借了一些枪弹。巡防营统领虽然跟新军较着劲,但心里发虚,其实并不真的乐意打仗,见绅商出面跟他联络,十分高兴,乐见民团成气候——三足鼎立,架也许就打不起来了。
其实,在联络巡防营的同时,商人们也没忘了联系新军,大家都没有太多政治理想,加上乱世里,各自的统属系统都不管事了,薪饷都要指望着商人。于是,新军旧军,在商人的说和下,咸与维新。当地最大的地方官,满人的道台,见势不妙,溜之乎也。没了政府,民团当家,民团在团总的带领下,每天巡行街巷,团总骑着马,四条大汉四把大刀随行。然后旗帜,军乐队,服装齐整,浩浩荡荡,比新军还鲜亮,军威雄壮,警察和原有的商团也加入,每天沿城转一圈。据说,吓得连小偷都不敢出来了。民团和商团这样的阵势,市民吃了定心丸,所有的店铺都照常开门营业。接下来,宁波人,无论军民商学,开始筹备新政府了。大家坐在一起开会,新军的协统被推举为宁波军分政府都督,巡防营的统领成了副都督,底下做事的各个部长,都由商人和士绅担任。实际上,宁波的家,还是昔日绅商在当。一切的一切,几乎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民团商团、新军、巡防营,加上各界代表,齐聚小校场,宣布宁波光复,新政府成立。然后派新军北上,派巡防营四下光复各县,民团和商团守城,实际上成了宁波最大的武力。
跟老牌革命党人王金发进了绍兴,首先把监狱打开,释放囚徒不同,宁波新政府不仅不放囚徒,而且马上枪毙了五个死囚(如果按清朝的规矩,这些死囚得最终朝廷秋审决定,革命了,这个规矩就不作数了)。其中一个女囚,是因奸情谋杀亲夫的,万人痛恨。枪毙那天,新政府选出来几个学政法的学生当审讯员,依照改良后的清朝刑律,判处这五人死刑,立即枪决。向大众宣示,过去犯什么罪该死,现在也是一样。杀囚,是为了立威,维持秩序。这个秩序,严格讲不是革命的新秩序,而是昔日的旧秩序。
比较起来,绍兴由山大王王金发带兵建的军分政府,绅商的色彩就要淡得多,城市的秩序也差得多。显然,这是因为在宁波,绅商的主动作为,主导了这场变革。不仅避免了革命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新旧军的火并和冲突,而且当了这些武夫的家。不消说,尽管两个相邻的城市,光复都没有动过武,但革命后的秩序,绍兴却难以跟宁波相比。作为昔日的会党大爷和山大王,王金发的部下,有着太多的来自山区的流氓无产者,王金发昔日的兄弟,而宁波的民团和商团,却大多为本地的良家子弟。有些人来自退役的巡防营士兵,也是在宁波安家了的人。绍兴王金发的部下,违法军纪者多,对民间多有侵犯,奸掠之事不断,甚至聚众捣毁批评他们的《越铎日报》。后来,绍兴人上省告状,声言“金发祸绍”者比比皆是,但宁波就没有这种事。
任何地方的绅商,都比一般平民更在意秩序,追求变革的平稳,但能否采取主动,控制局面,关键取决于当地绅商的力量,以及他们办事的能力。这一点,宁波的商人,跟无锡和江阴的同道一样,露了一小手。当然,这样的革命光复,跟革命党实在没有多少关系。浙江这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商人社会相当成熟的地方,尽管当年光复会在此深耕多年,但革命后,却不是革命党的地盘。就一个王金发控制了绍兴,还因为名声太坏,待不下去。不是说下层的农民就没有力量,但是,农民的力量需要动员,而且是深度动员才能出来,这样的动员,恰是革命党人,包括王金发这样的山大王,所竭力避免的。所以,即使一场大革命之后,还是商人有力量。绅商一旦不向着革命党了,革命党也就没戏了。
【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
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抢椅子游戏。有理想的人淡泊名利,革命只是为了实现理想。但革命过程中,有理想的人毕竟不多。革命起来,一大把官帽子掉地,被一群新人拾起。官帽子本身,意味金钱、地位、荣耀甚至还有女人,从来诱惑力惊人。只消革命成了功,官帽子就有人抢。辛亥革命,最耀眼的官帽子,就是都督,一省的都督,含金量最高,争得最凶。江西在晚清,是个无足轻重的省份,东边,比不过江浙,西边,比不过两湖,南边,又不及广东,北边,也不及安徽、河南地理位置重要。江浙作为科举传统大省,出的人多。而湖南、安徽,因湘淮军的缘故,也大出风头,朝里的人都比较多。所以,江西作为两江总督的辖区,一直作为江浙的附庸,说穷不穷,说富不富,很低调地存在着。晚清编练新军,江西到辛亥革命爆发,才练了一个协(旅)。但是,恰是在大家都没看好的江西,都督的争夺,最为激烈。几个月之内,接二连三,四易其主。
江西的起义,发动相当早,武昌起义不及半月,九江新军就动了起来,产生了一个都督,九江都督马毓宝。然后南昌新军也起义了,江西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可能有强人地方官的存在,巡抚和新军协统没有抵抗,兵不血刃,江西光复。鉴于新军协统吴介璋是个老实人,因此起义的新军推他做了都督。从理论上讲,吴介璋这个都督跟湖北的黎元洪一样,都是以非革命党人身份被革命党人推举的。但是,他却跟黎元洪没法比。黎元洪是首义的都督,具有象征性意义,加上后来多少有点贡献,而且得到立宪派的拥戴,一批军官的拥护,所以,地位稳固。他跟江浙两省有立宪党人背景的都督也不一样,江西的立宪党人原本就没有根基,他跟立宪党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权力基础,唯有推举他的少数新军士兵。革命之后,监狱里放出来和山上下来了许多洪江会的会党,这些人,说起来都是当年参加过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党,资格老,脾气大。另一方面,从外面回来的留学生,个个也宣称自己是老革命党,资格更老,脾气更大。两边的人,都张口闭口,说自己是孙文派来的,伸手管都督要官,不给,就拔出手枪拍桌子。更可怕的是,自打